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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传播思想的工具

2020年6月25日  来源:大局观从何而来 作者:罗宾·邓巴;克莱夫·甘伯尔;约翰·格列特 提供人:kuitou81......

在近东研究物品网络的过程中,科沃德指出,物品为形成大局观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是分布式思维的绝佳范例,它能扩充科技以应对新挑战。在此种情况下,指的是人口数量的挑战。这次物品大爆炸之前,随着脑容量和社群规模的增大,语言填充了梳毛留下的空隙。两种更先进的科技填充了类似的空隙,不过,这一次是帮助组织和协调过去1.1万年间的庞大人口。这两种更先进的科技就是书写和发短信。

在我们看来,书写是一种放松机制,它的出现是为了缓解大型社会生活中的压力。形式记号帮助传递命令,帮助分享权谋的精微之处,帮助完成陈述。它同样也是沟通的延伸,并使得正式社会机构的诞生成为可能。

事实上,书写是过去5000年历史连续性的保证。因为文字记录的关系,我们对中国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了解远超与他们同时期的其他民族。文字记录往往会详细地记述人类自身与建制和管理机构的抗争。书写对社会凝聚力的其他重要助益就是加强交流和提升科技水平。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学证据是一艘沉船。公元1323年,一艘商船沉没在韩国南部海岸的新安海域。当时,这艘商船正行驶在从中国到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船上载有数以千计的陶瓷件。遗存下来的货物、货单和标签表明,商人们正从中国前往日本,同船的还有旅行的僧侣。在过去的几千年间,还有其他无数的详细考古资料保存了下来,但其中只有很少的古物能够如自时间囊(18)中发现的那么扣人心弦。新安沉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亨利八世的王船玛丽玫瑰号以及所有能够让我们一瞥昔日社会网络的迷人存在,都是这样的时间囊。

书写也让数字时代成为可能。和书写一样,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大大拓宽社交圈的机会。事实上,这正是许多社交网站创始人最初的承诺。然而,这些许下的承诺能够实现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尽管有机会在点击“加为好友”按钮的同时创建新的人际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的Facebook页面都只列下了100~250个名字。这是最近针对100万Facebook页面的一项研究结果。

在我们的另一项研究中,汤姆·波莱特(Tom Pollet)和山姆·罗伯茨调查了Facebook的普通用户是否比间歇用户拥有更大的社交圈。结果同样是否定的。另外两项线上研究分别调查了使用电子邮件和Twitter来交流信息的团体,结果显示,他们的社交圈规模都在100~200人之间。

也许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增加我们所拥有的人际关系数量,即便科技的发展似乎允许我们这样做。制约我们所作所为的,并非时间或记忆力,而是我们心灵中为朋友准备的有限空间。然而,还存在着另一个因素使得互联网无法给予我们更多,或者说互联网无法给予我们更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也是我们发现基于文本媒介建立的人际关系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所在。

塔蒂亚娜·弗拉霍维奇(Tatiana Vlahovic)和山姆·罗伯茨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两周时间里与5位好友的互动满意度。面对面的互动以及借助视频的互动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而借助电话、短信、即时消息或社交网站的互动则评价较低,尽管交流对象都是同一批人。

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其他媒介缓慢而笨拙,因为对幽默评论的回复,其到来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延迟。等它到来时,交流的兴奋感早已褪去。视频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同处一室的感觉,一种共同在场的体验。这意味着它的交流节奏较之文本媒介要快上许多:在我讲笑话的同时,我也看到你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这种效应非常强大,那些我们在酒吧觉得滑稽可笑的故事,到了邮件里就会变得索然寡味。此外,和面对面的接触一样,视频的感觉体验非常丰富,我们能听到也能看到对方,交流中也允许通信冗余。

数字世界及其连接的数十亿人口,两者所完成的工作正是扩充现存的通信技术。我们只举一例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单词的数量。1950年,世界人口达到25亿人,英语单词的数量共计50万人。大约50年之后,根据谷歌的显示,单词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其中每年约产生8000个新单词。在同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甚至更快,将近70亿人。单词的增长是由人口的增长所驱动的,并由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开启的可能性所扩充。超文本标记语言由蒂姆·伯纳斯–李于1993年发明。大规模人口和新技术形成的联合体,借助古老的增量程序,推动了我们现在用以连接无数不同社会团体的单词的发展。图像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但就目前的技术手段而言,图像更加接近于考古物品,且无法像单词那样被轻易量化。这也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英语被分裂为若干新的语言,因为每个人、每个由互动的人组成的群体,都只能应付有限的词汇量,对英语来说是60000个单词左右。这些词汇是他们认识且经常使用的。

数字世界中还有一件缺乏的东西,那就是触摸。触摸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部分,即便对方是陌生人也是如此。指尖梳毛是我们自灵长目继承的遗产,至今仍旧意义非凡。我们触摸他人的方式,可以比言语更好地表明我们的真实意图。语言是一种油滑之物:倘若运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或伴以特定的手势,一句话可以表达出与字面内容完全相反的意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破解虚拟触摸的问题,但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能力的重大突破,在互联网上创建超大型的、联结良好的社群。

当然,Twitter是数字世界中的一个新角色,很多人都将它颂赞为伟大的民主化创新事物。现在,我们只要敲一下键盘就可以组织快闪族和大规模抗议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千真万确的:Twitter在协调某些民主运动上扮演着一个开创性角色。但Twitter并不能形成人际关系,它更像是黑夜中闪烁的灯塔,不会计较是否有船只在那里仰望。那些研究过这一事件的人都很清楚,民主运动的根源不在Twitter本身,而在于少量魅力型领袖面对面的人际网络,是这些人将整个运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Twitter可以让我们协调出一次聚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它无法组织社会或政治运动。和文化偶像一样,这些运动起因于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而这一直都是贯穿我们自身历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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