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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思维:防止草率并给予个人纠错的机会

2020年6月16日  来源:如何思考:用“自由技艺”软技能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难题 作者:(美)迈克尔·D.C.卓特 提供人:shiya45......

怀疑思维:防止草率并给予个人纠错的机会

最有争议性的,就是“怀疑”这个论据了。学习自由技艺迫使学生意识到我们智力上的论断与情感和欲望紧密相关,一个人很难确定地说我什么都知道。学习自由技艺时对于错综复杂、逻辑混乱的现象知道得越多,就会更多意识到,我们无法把所有相关变量隔离开来,在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常常缺少明确严谨的原理准则。我们知道,甚至看似最基本的事实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自相矛盾得多。我们发现历史有许多偶然性和运气的因素,真实事件要比我们臆想的复杂含糊得多,而且有些历史事件——即便在许多高级的学术文献出处中,其记录的发生时间时而会早于实际发生的时间。在人文教育的某些特定阶段,你学得越多,对你掌握的知识就越没有信心。

换个角度来说,这种“怀疑”精神如果能够防止领导者把坏点子强加于他的下属,就是有益的。由于学习自由技艺能够激发怀疑精神,你对自己的想法没有十足的把握,也就不大可能强迫他人去执行,进而在你的想法恰好是错误的时候遏止坏决策的执行。怀疑精神有助于防止我们做出草率的决定,同时给予我们纠正错误的机会。怀疑精神让人谦虚谨慎,而这一点正是那些身兼重任的人必须具备的品质。

然而,怀疑精神也有其负面效应。威廉·巴特勒·叶芝在其诗歌《二次圣临》中写道“好人缺乏信念,而坏人则狂热到极点”,以此控诉20世纪的欧洲文化。[7] 虽然怀疑的人们不太会义愤填膺地反抗那些态度明确的人,但如果那些过度自信的人错了,而且人们对于其错误反抗无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例如,那些热衷于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人常常自负地认为自己的方法是对的,因此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努力把自己倾向的秩序强加于社会。接受了自由技艺教育的人,具备充足的历史知识去质疑确定无疑的论断,他们在心底也可能质疑自己的怀疑精神,所以也许不会像他们本该做到的那样进行强烈抵制。与此同时,正如文学艺术作品激发出的共情不可能平等地分配到社会所有成员身上一样,学习自由技艺创造出的怀疑精神在任何一个既定时刻也同样不会被等量地运用到每一个研究现象中。人性中固有的“证实性偏见”让我们更可能相信与自己愿望一致的事,我们关注那些符合我们观念的现象,而不会去辨识其中相互矛盾的数据,或者,即便我们注意到了那些数据,还是会强烈质疑与自己假设相左的信息,我们的质疑精神甚至也是带有偏见的。所以,“怀疑”之论据其本身不足以让我们相信,自由技艺能够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体和领导者。

如上文所见,“共情”之论据是由“真实”之论据支撑的。我们也看到“自律”之论据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预期自由技艺的学生能够抵制那些通过共情被过度掌控的现象的发生。“怀疑”之论据也能够平衡“事实”之论据,所以,以上四个主要论据虽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也不是完全独立的。“真实”“共情”“自律”和“怀疑”这些论据放在一起就可以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学习自由技艺能让你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个体和领导者,但还不足以完全支撑起这个论点。自由技艺是统治工具,由此可以赋予人们以对他人行使权力的力量,与此同时,把行使权力引入更可能走向好结果的康庄之衢。然而,我们无法保证,学习自由技艺只产生好的结果。虽然自由技艺确实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但这不是学习自由技艺最重要的原因。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学习自由技艺最好的理由是自由技艺教我们如何思考,那些思考方式对于解决复杂混乱的问题尤其有用,自由技艺的这一思考能力一直世代相传。

[1] 艾丽丝·默多克:《网之下》(伦敦:查托及温德斯出版社1954年版);艾丽丝·默多克:《存在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关于哲学和文学的写作》,彼得·康拉迪(纽约:企鹅出版社1995年版)。

[2] 对于林肯总统的这一说法,没有明确的文献出处,其来自于斯托家族史。林肯总统把美国南北战争视为一场悲剧,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所以他不大可能说出那样的话,然而这句看似不太真实的引言确实准确地说明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

[3] 今天,当我们再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时,会认为里面的人物原型都很粗俗,这也是为什么在非裔美国人的群体中叫某个人“汤姆叔叔”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侮辱。然而,在那时,斯托把奴隶描绘成善良、诚实并且高尚的人,这一做法确实是革命性的,这本书确实有助于美国大众相信,奴隶制度是邪恶的。

[4] 威廉·霍伍德的《邓克顿伍德村》(Duncton Wood )(纽约: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1980年版)和随后的续集是一部宏大的梦幻系列作品,其中主要角色就是鼹鼠。

[5] 虽然人们知道这部电影是一种刻意的宣传手段,但还是不能完全弱化其在情感上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在理智上更加注意防范电影对我们的影响。

[6] 德里罗选择希特勒是有意造成一种冲击力,这种冲击力也许非常有效,因为对多数读者而言,希特勒就是那个在当代西方文化中人们不可以产生共鸣的历史人物。

[7] 威廉·巴特勒·叶芝:《迈克尔·罗巴茨与舞蹈家》(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都柏林:卡拉出版社19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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