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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与公民意见不一致时

2020年7月10日  来源:知识的边界 作者:(美)温伯格 提供人:kangtao76......

谷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自然》杂志140年的历史中,它仅仅使用过一次“极其”这个次。这个词唯一出现的一次,是在2010年3月该杂志的一篇社论中:“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艾利希(Paul Enrlich)[184]说,他研究气候的同事都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反击那些对(气候变化科学的)攻击。‘每个人都极其害怕,但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说。”55《自然》则建议,“科学家们必须承认,他们现在处于一场街头大战之中,而他们与媒体的关系则真的非常重要。”

“科学和媒体之间的关系重要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就像是对布鲁诺·拉图尔提出“你相信现实吗?”答案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你特别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科学的变化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变化,不是科学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产生的变化,而是科学作为一种制度——作为一套管理其高墙之内所发生的一切的人、规则、政策和行为的集合——而产生的变化。在那些高墙之内,科学家们大致都知道该如何去评价一项主张,以及如何评价彼此。他们知道,提出不可证伪的表述,是不科学的。他们知道,拒绝记录下某人的实验室方法论是不科学的。他们知道,某些基础的观点已经累计了如此之多的证据,所以随意地否定这些观点也会让你被摒弃在科学的机构之外。当这些制度化的高墙的界限十分清楚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这些高墙的界限如此清楚——科学家们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而那些高墙之外的人们,会尊敬地倾听他们,因为这些高墙如此坚决地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们隔离开来。

这些科学的机构并没有消失。大学仍然授予学位,基金会依旧提供资助,实验室里拥有的设备远远超过好奇的业余爱好者们的装备。如果某人发表了比如说物理学的某个观点,那么这个人的身份如何——是为大型强子对撞机工作的资深科学家,还是一个套用了某篇博客中的理论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就仍然会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你再也不用非要达到高墙的最顶端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了。的确,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了信息、交流和社交的同一媒介,科学再也不能躲在自己机构化的高墙后面了。

《自然》的社评正反映了这种变化带来的不适。阿尔·戈尔的战略就体现了旧式的反应。他在《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185]中,有力地展示了自己的观点:全球气候不仅在变暖,而且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人类的活动。但是,戈尔的工作,并没有如何边缘化那些“气候变化的否定者们”。追随戈尔观点的人说,那些否定者们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不能说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根本也不是错误的科学。他们是在科学的高墙之外,虽然他们的怒吼可以被高墙之内的人听到。

没有人会觉得这个状况很容易应对。我们文化中有很多所谓的科学观念,但却根本不科学,而且需要明确它们不科学。创世说(或者,其现在的名字,智能设计)就是不可证伪的,因此在进化论上,就不是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替代。但是打破了科学的高墙之后,这样的观点再也无法通过宣告而令其沉默了。

这可太糟糕了。曾经睿智的长者有权力宣告某些观点为真、某些为假——或者至少宣告某些是科学的,而有些是从其他观点中衍生出的——还是有很重要的好处的。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一个二流女演员,前《花花公子》(Playboy)模特,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说服了一大群人相信她的观点:给儿童接种疫苗会增加他们得自闭症的风险。没有孩子会因为麦卡锡而避免得自闭症,但是的确有一些孩子因为她的观点,而死在了本可以预防的疾病上。56

所以,《自然》的社论是正确的。科学家们有必要加入论战,因为信仰已经同知识渐行渐远。科学失去了曾经令它繁荣的中介——那种一人在说、其他人洗耳恭听的单向的渠道,所以科学也将无法树立起旧日的权威性。新的媒介如此紧密地将信息、传播和社交连接在一起,几乎再也不可能将这三螺旋(triple helix)分开。在阿尔·戈尔的滔滔雄辩实至名归地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并将他带到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之后,那些信息全部来自于和别人交流的人也会了解到这件事。谈论科学,和谈论政治、娱乐乃至谈论我们的孩子不可分离。而且正如库恩、沃森、福柯、拉图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教我们的那样,科学从来不能完全脱离开它所能产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是的,对于大多数和我们相关的知识,科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能够调节我们的欲望,使之更好地符合这个世界无情的现实。在科学的话语之中,珍妮·麦卡锡是错的,而阿尔·戈尔是对的——而且科学有最好的方法,能够揭开他们两人议题下的真相。然而,就算是科学知识,也是存在于人际间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我们所做出的决策——好的,但经常也是更糟糕的——不仅仅是在信息和知识的基础上做出的,更是在一种社会奋斗、个人兴趣、共同期待、情绪激励、甚至几乎觉察不到的蛛丝马迹形成的社会中做出的。一直以来其实一贯如此,只不过旧式的媒介,赋予了资质化的机构以更多的权威性,从而促成了一种近似一致同意的幻象。

我们身处其中。我们需要继续坚持事实,促进那些更有可能揭示真相的方法。但是,仅有正确是不够的,仅有真相是不够的,因为真相一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向来不仅仅是只由知识构成。新的网络已经无可避免地揭示了这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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