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之中某些类型的差异还是非常有益的。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思科公司（Cisco）联合发起了行星皮肤计划（Planetary Skin Initiative）。该项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测量、报告和验证环境信息的平台，避免不同学科和机构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各自为政而产生的信息“孤岛”。49项目首席执行官胡安·卡洛斯·卡斯蒂亚—卢比奥（Juan Carlos Castilla-Rubio）告诉我：“（项目中）有10或12个学科，之前彼此之间从没有过对话。水文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水资源管理专家等。”50卡斯蒂亚—卢比奥说，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工作环境，这个基于网络的环境能够让他们进行对话：‘哦糟糕！我没有想到，这块流域的变化会对政府正在推广的需要大量水的作物产生什么影响。’”他还提到了他们和英国的南极调查局合作的一个项目，里面涉及了大约50门学科。当然，跨学科的差异可以是互补的，但是卡斯蒂亚—卢比奥强调实质性的分歧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直没有分歧，又如何能够产生信任？”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跨学科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随着科学变得网络化，几乎每件事情的复杂性都变得更加明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的蒂莫·汉内（Timo Hannay），他还是《自然》杂志网站的前出版总监，告诉我：“每次我们向下看一级，都会发现原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51当然，如果我们向上看一级，事情也是如此。网络能够快速扩大的能力，使它成为了解决复杂问题——诸如如何理解一个细胞的信号传递系统或者如何预测气候变化——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中介。网络有足够多的空间，不仅能放下所有的数据，也能容得下所有激烈的分歧。
不过在科学光谱的另一端，还有别样的分歧，诸如一种物质的溶解度是多少：是每升5克呢还是别的什么数字。这样具体议题的分歧，就没有彼此握手言和说“好吧，我想我们必须承认要有不同意见存在”的可能性。对于这类对细节问题的纷争，科学可以继续使用轻车熟路的流程来解决：实验方法、公开辩论以及权威机构的裁决。
但是，网络化科学还开启了居于上述两者之中的、一种更为困难也更为多产的中间地带。聚合数据库可不像是将两袋脆谷乐（Cheerio）[181]倒在一起那么简单。如果你把多门学科的数据放在一起，甚至哪怕是同一门学科的数据，如果数据集认为这些数据格式不一样——哪怕就是简单如数据是不是以同样的度量标准来记录的——电脑也没有办法将这些数据集合在一起。
因此，“科学创作共用”的团队就在创建一个相互连接的系统，科学家们可以像在同一个数据库里那样，提出来自不同数据库的问题。这个团队的负责人约翰·威尔班克斯说，目前他们拥有大约40种不同的数据资源，其中有些里面又包含80到100种不同的信息命名或者分类体系。“光是指代某一个特定的基因，就有五六十种不同的名字。”他告诉我。52“酵母基因和鱼基因的数据库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它们是由不同的人编写的，有不同的命名。要是你想去检索我们对一个基因的了解的方方面面，你根本做不到……除非有人能告诉电脑，这所有不同的命名其实指代的是同一样东西。”威尔班克斯说，“我们正在仔细检查这些数据资源，并用特别的名字命名这些实体”，包括基因、蛋白质和基因序列。
在纸质时代，两套数据要想一致，那么数据主人们必须在有分歧的时候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所以，19世纪的分类学家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如何分类虫子、蝙蝠和鸭嘴兽。而网络时代，信息量已经大到超过了分类学家们的能力，而且我们也再没有能够一锤定音做出决定的权威机构。所以，科学创作共享采用了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策略：“岔开它。”（Fork it）威尔班克斯说：“叫ABCD的基因，和叫1234的基因是一样的。我们公布了不同名称的对应方法，这样那些不同意我们命名方法的人，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我们没有余力去和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争执。”所以，科学创作共用允许你使用自己偏爱的名字。意见不一的人也能找到一个层面，将两个不同的名字对应起来，这样他们自己的计算机就能知道，两个名字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基因，而不用去理会别的科学家是怎么想的。
这种保留差异和处理差异的方法非常强大。其核心是一个“命名空间”（namespaces）的概念：在一个域内，名字是独一无二的。电话系统就是一个命名空间，包含了独特的标识符，对数位、地区代号等等有着特定约定。车辆牌照，是在各州之间车牌号码的命名空间内；同一个数字可以用在很多车上，这样人们就能清楚地知道这辆车是哪个州的。同样，一个人也可以有多个标识——社保号码或者驾照号码——只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命名空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两个基因信息的集合也可以有自己的命名空间，给基因以各自的标识。这些命名空间允许人们在如何分类和命名事物上存在差异，但同时计算机程序从两者之中都能提取信息，只要计算机知道怎么将一个命名空间里的名称和另一个相对应。命名空间令网络可以编织起无法想象的海量数据，而不必先强迫每个人都在这些数据上达成一致。命名空间令一种有益的差异成为可能。
这种实用性的策略暗含了一种深刻的改变。曾经，人们对动植物分类的争论，其实是对自然秩序之争，认为这是上帝思想的一种表达。而命名空间这种方式，则承认了能够分享数据，远比对数据该如何归类、组织和达成一致命名要重要得多。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想法，即认为宇宙有一个单一的、可被了解的组织形式；或者存在一本我们能够共同阅读的自然之书（Book of Nature），就像《吉尼斯世界记录》（Guinness Book of Records）那样能解决酒吧争端的书。没有，你以一种方式组织你的数据，而我以另一种方式组织我的数据。命名空间和数据模型转换器会让我们从彼此的研究中获益，而且我们仍然能够从相互的研究中学习。
这是实用主义，不仅仅是从这个术语平常的意义上而言，更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的，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82]所信奉的那样。虽然从这个术语的哲学意义上来讨论会更加准确（就像很多学者、哲学家通过找到方法，使自己和本领域内的其他人全都不一样而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一样），但实用主义其实标志着对知识的旧观念的一种拒绝，这种旧观念，借用罗蒂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认为知识是“自然的一面镜子”（mirror of nature）[183]。53相反，实用主义认为知识是一种工具。如果它能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它就具有价值。正如罗蒂所写到，“现代科学不是因为它（符合）现实而让我们有能力去处理问题，它就是让我们有能力去处理问题。”54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
曾经我们认为，科学的进步就是让所有科学家对宇宙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达成一致意见。而现在，命名空间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以及像约翰·威尔班克斯那些人追求的那样，不用非要达成全体一致的同意，就将大量可用的科学数据串联在一起——让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