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连清川
当我们的车子沿着云南保山的一条盘山公路不断地往前进发的时候，我的心就拧得越来越紧。
我当然并不是怀疑司机的技术，尽管山路险象环生，但对于那些久在此间行车的人而言，便是如履平地。
我的恐惧在于：在如此这般的深山老林之中，人们究竟如何生活？
对于一个来自于福建丘陵盆地的孩子而言，翻山越岭是一个惨痛的记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乡已经有了几条简陋的沙土路，10多公里到镇里中学去上课的历程，每天对我都是一件无法承受之痛。
当我第一次离开这里前来上海读书的时候，大巴带着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穿越100多公里到达中转站福州的时候，我的快乐可能更多地是来自于：终于能够摆脱每天那足够令人精疲力竭的上学路了。
但眼前的这个情形只能令我以绝望来形容。小巴在只能勉强会车的盘山公路中穿行了近两个小时。大山就像一把坚硬而庞大的铁锁，将那些在山里的人深深地锁在了里面。
福建那令我痛楚的丘陵不过是小小的疙瘩而已。
任你是和爱因斯坦一样的天才，是阿里一样的拳手，是马拉多纳一样的神，是奥黛丽·赫本一样的貌若天仙，你都只能像被五指山压在下面的孙猴子，丝毫动弹不得。
贫困是懒惰，是愚蠢，是自我的放纵？把你丢进去试试？
01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三个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消灭贫困方面所做的经济学研究，业界给他们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发展经济学”。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图/视觉中国）
很遗憾，我并没有读过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但我大致通过我的朋友苏更生的文章《你为什么这么穷》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著作。
苏更生总结班纳吉和杜弗洛的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有一句很关键的话：“你穷，是因为你父母很穷。”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句废话，而且很侮辱人的智商。如果贫穷真的是一种遗传病的话，那么我们努力、奋斗、甚至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贫穷来戏谑或者耍一点无伤大雅的小聪明，比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微笑中透露着贫穷”等等。但是当比尔·盖茨在最近的演讲中问道：每天只有两美元，你如何生活“的时候，恐怕你无法做出哪怕靠近答案的想象。
▲比尔·盖茨（图/视觉中国）
这个世界对于贫穷是极不友好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7X24，抬头一片天，躺下三尺土，生活在生产关系的总和之中。所有的发展，都来自于这些物质与环境的牢笼之中。
当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一日三餐的战斗之中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剩余的时间用于规划未来和发展决策；当你的生存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你就没有更多的剩余资本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之中，反而要求你的下一代更早地投入到获取生存资料的工作之中；当你自己只能勉强温饱的时候，你就无法使用额外的金钱，去建设更多发展所需要的人际和社会关系。
更加残酷的例子在于你基本无法进行改变命运的努力。整个世界的经济的本质，在于提高资本或者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成本。贷款100万元给一个富翁，和贷款1万元给100个穷人，它的成本更低，而回报率更高，关键的问题是：风险更低。
这几乎就是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恶性循环：富有的人，有更好的条件发展教育，扩大再生产，建设风险抵抗机制；而贫穷的人，由于缺乏发展所需要的所有必要条件，在获取发展资源方面无能为力，只能通过自我积累来进行，于是贫困加剧，上升无望。
因而，这何止是发展经济学的结论，这整个就是一个经济规律的结论。
▲2019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中，包括教育、健康、采用新技术和小额信贷中，他们都发现了，贫穷者所做的选择，并非都是最理性或者最佳选择。
他们的结论，是通过生物医学中所经常采用的随机对照实验方法（Random Controlled Trial）和田野调查所得到的。
这些研究方法大体的意思是说：贫穷所发生的本质，和扶贫的效用，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有决心，有投入，就能够进行有效的改变。
02
我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三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贫穷的困境。
我们中国的道家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其核心意义，就在于建设贫穷者的自我建设能力，从而改变他们的经济发展的条件。
▲云南保山的农户在晾晒咖啡豆
不过这句话，如果按照我们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探讨的话，却有着太多的陷阱在里面。
你让他到哪里去打鱼？——工作环境
他凭什么判断这个地方有鱼？——知识
怎样才能把鱼打上来？——技能
他根本负担不起买渔网所需要的钱。——基本资本
打了鱼到哪里去卖？——市场
因而，贫穷的困境并不在于你有了扶贫的决心，并且把一笔钱甩给他们，贫穷就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核心的问题，更在于如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不同环境、不同心理所产生的贫穷，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它所需要的是一揽子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决心+资本。
▲解决贫穷并不简单是靠决心+资本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经出版过一本著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兴败成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败亡模式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人类过量消耗自然资源，从而导致了社会在抢夺生存资源的情况下，引发了战争、饥馑、疾病，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崩溃。典型的案例包括了复活节岛文明、格陵兰维京殖民地等等。
在传统的隔绝的社会中，这些问题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人们如何计算资源需要多长时间枯竭？能够使资源延续下来养活更多的技术如何发展？人们如何能够控制人口的增长？节育的技术手段又是如何？
当所有的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和技术方法给予支持的时候，一个社会的崩溃和长期的贫穷，就基本上是命定的。
诺贝尔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问题，恰恰是对于以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现实的一个技术性回答：对于贫穷的所有理论性想象，包括简单粗暴的扶贫方法，都终将归于失败。
03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关于贫穷的本质，或者因此而推导出贫穷的纾解只能是一个宿命的失败的话，那么这真的无异于一句废话。
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核心在于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如何进行有效的政策决策和技术选择。
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消灭贫困是一门技术活，它所需要的社会投入，不是简单的拨钱捐款，或者建设希望小学。
▲云南保山当地的幼儿园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前经济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ks）也是贫困问题的专家，他曾经为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提供过经济和金融政策建议，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
他曾经出版过一本《贫困的终结》，为联合国提供消灭贫困的整体性政策建议，简单地说，就是发展替代扶贫。这其中包括了富国债务问题、技术转移、金融政策选择等等。但是核心的问题更在于：技术性干预，基础建设投资、健康政策、金融政策选择等等。
那么，这一切，对于那些我看见的，被隔绝在保山的大山里的人有什么作用？
就是三位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真实的问题：鱼和渔对他们如何产生作用。他们的基本选择只有两个：
一，他们的人逃出大山；
二，他们的东西能够离开大山，变成他们逃离贫困的物质跳板。
在汽车行进了两个小时之后，我进入了一片咖啡园子。那是一片漫山漫野的咖啡园子，我平生见到的所有咖啡树也没有这里多。
▲云南保山当地的咖啡种植基地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咖啡99%以上产量出自云南，但近年来云南咖啡价格一路下跌，农户无利可图，甚至开始连片砍伐咖啡树，改种其他等农作物。
拼多多的“多多农园”扶贫兴农小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发动贫困农户组成咖啡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供现金资助，这些资金以农户入股金的形式进入合作社。在合作社的牵头下，农户将咖啡原料加工成精品烘焙豆等产品到网上销售，农户再按比例分红。
如今，当地已有年轻人开始走精品咖啡种植加工的路子，以改变过去在产业链最低端的生存状况。我看到的便是他们的园子。
▲云南保山当地的农户精细化加工生产咖啡
这便是鱼和渔的关系。被锁在深山里的农人们，只需要贡献出他们的本土知识：对于咖啡树的了解，提升他们的咖啡产量，稳定咖啡的质量，而后续的销售、营销，已然在拼多多的平台上一股脑子完成了。
你当然可以想象，当一片咖啡园能够在深山中得以实现，并且有了一定的销售预计之后，当地的政府、农民以及相关的后勤，将以如何的欢天喜地的方式被得以实现。道路得以修整、学校得以建设、种植技术得以普及。
企业是来做慈善的吗？对于企业来说，扔一笔钱给当地的政府是最简便省力的办法，也会皆大欢喜。但我们已经看过太多那样的例子：返贫、绝望、轮回。
鼓励当地农户选取适合的咖啡原地、建设种植基地、开设咖啡工厂、进行品控、设计物流、协调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切是极其繁琐而且耗费时间的，但是结果是长治久安。
▲云南保山当地的农户把咖啡豆抱到收购点
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是拼多多的核心业务：消除信息不对等。坐拥4.29亿用户的拼多多，恰恰是通过将市场信息缺失的保山咖啡，匹配给平台上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廉价而优质的咖啡的用户。
要记住：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缺少发展核心的保山，没有拼多多的信息匹配技术，拿了拼多多的善款，无非依旧是被困在大山里的孙猴子；但是有了拼多多的信息匹配和基地建设，就成为了腾云驾雾的孙大圣，他们能够拿着卖咖啡的钱，建设教育，开拓公路，建设咖啡加工产业。
我们最初所谈到的生态恶性循环，就此终结。
在拼多多的年报中，我还看见过“冠军农货“的项目，包括了雪莲果、芒果、百香果、大蒜、小黄姜等等超级热卖产品，因此我当然也就猜想，保山的咖啡园不过是拼多多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在信息匹配技术的支撑之下，拼多多可以将太多的贫困人口通过有效的授之以渔的方式，在双方之间，以发展的方式得以解决。
04
在我阅读《贫困的终结》的同时，我也阅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我对于他的观察，五体投地地佩服，但是对于他的结论，却满腹狐疑。
弗里德曼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认为，通过技术平权行动，通过技术外包、离岸金融的方式，能够将世界拉平，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诺贝尔奖获得者三人之中，最年轻的46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丝特·杜弗洛恰恰来自于印度。印度盛产具有思辨精神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本人就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的执牛耳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同样来自印度次大陆孟加拉国的默罕默德·尤努斯，既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消灭贫困的践行者。2006年，他的小额贷款银行“格莱珉银行“则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丝特·杜弗洛（图/视觉中国）
但是，在经过了如此多年的努力和这么多的诺贝尔奖之后，印度仍然保存着大量的赤贫人口和贫民窟。它本身就在告诉我们的问题是：贫困绝非是通过一个社会的决心和投入就能够解决问题，而在于必须通过政治、政策、技术、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努力。
世界是绝不可能变平的。戴蒙德、萨克斯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努力，依旧在为社会发展和消除不平等而鼓与呼。
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慈善事业得以快速的发展，为穷人捐款在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荣耀和必须，这自然是社会进步的呈现。
但2019年经济学奖所要告诉我们的问题在于：当你无法直抵贫困的本质，并且像拼多多那样，去建立起地方智慧的效用、以发展替代扶贫、进行有效的技术性介入，所谓的扶贫，往往沦为一场空想和徒劳。
我所期待的是，未来我不会再带着恐惧和狐疑进入保山，而是愉悦和休闲。因为那里的山水很美，没有人应该为了生计而奔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