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斯汀下面这段话指出了焦虑的建设性用途：忍受焦虑的能力对当事人的自我实现很重要，对他能否征服环境也同样重要。每个人都会不断地经验到存在的震撼与威胁。事实上，自我实现必须是在承受这些震撼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才有可能发生。这里所指的是焦虑的建设性用途。葛斯汀的观点在这里类似于克尔恺郭尔，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指出克尔恺郭尔强调的重点，他认为从正面的观点看，焦虑是自我发展可能性的指标。葛斯汀主张，健康的个人所以自由，是因为他可以在多种可行的方法之间做出抉择，也能够利用新的可能来克服艰难的环境。个人若是走过而非逃避焦虑，那么不仅可以完成自我的发展，同时更扩大了世界的版图。
不要害怕可能导致焦虑的危险——它本身便代表一种因应焦虑的成功之道。……同上，p.303。
终极而言，勇气就是对存在震撼的坚定回应，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必须忍受它。《有机体》，p.306。
正常小孩因应世界的能力不如成人，但是孩子仍旧有采取行动的强烈倾向——葛斯汀认为这是孩子天生本具的。如此，孩子才能不顾震撼与危险而进步、成长与学习。这是正常小孩与脑损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尽管两者因应焦虑处境的能力都受到局限。脑损者忍受焦虑的能力最差，小孩则多一点，具创造力成人最能忍受焦虑。具创造力者深入许多使他们暴露在震撼处境中的冒险，更是经常受到焦虑的威胁，但是，如果他具有真正的创造力，那么他就会更具有建设性克服这些威胁的能力。葛斯汀引述克尔恺郭尔的陈述说：“越有原创性的人，他的焦虑便越深刻。”葛斯汀，《精神病理学的人性观》（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p.113。
文化是人类征服焦虑的产物，因为文化是人类逐渐把与环境调和得适合自己居住的表征。葛斯汀不同意弗洛伊德对文化的消极观——文化是压抑的驱力升华后的结果，也就是避免焦虑的欲望产物。葛斯汀主张，从正面观点来看，创造力与文化都和克服挑战与震撼获得的喜悦有关。当创造性的活动是个人焦虑的直接产物，或者个人被焦虑所迫进入另一种替代现象时，行动的某些部分明显有压力，也有强迫倾向和不自由的感觉。因此，“……只要这些活动不是自发的，不是自由人格所产生的，仅仅只是焦虑的后遗症，那么它们对人格就只有虚假的价值”。他继续说道：
这点可从虔诚宗教人的真诚信仰，与迷信之间的差异来说明，前者的信仰基础来自对无限的真心奉献。或者也可从心胸开放的学者，与武断科学家之间的不同来说明，前者的信仰基础为真相，他随时准备因为新的事实真相，而改变自己的概念。……同上，p.115。
葛斯汀对古今极权主义下人类受奴隶的古老模式另有评论说：
一个民族可以因为对当前处境的不安，以及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焦虑而颤抖，也可以因为受骗于政治煽动家所描绘之美好前景的嘲弄而寒栗，它有可能就放弃自由，接受完全的奴役。而且可能是因为希冀去除焦虑才这么做的。葛斯汀，《精神病理学的人性观》（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p.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