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沙利（Hans Selye）的第一本书《压力》（Stress），与本书同在二十世纪刚好过半的一九五○年出版，这一点十分有趣。他的这本书是心理学界与医学界对压力进行深入研究思考的开端。沙利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中，把生理压力界定为“由入侵事物与身体抵抗的张力所发展出来的一种调适”。换言之，压力是针对“身体耗损与撕扯”的反应。汉斯·沙利（Hans Selye），《生活的压力》（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1956），pp.55—56。请同时参见第九章。
他提出了所谓的“一般适应症候群”（G.A.S.: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透过人类的各种内在器官（内分泌腺和神经系统），协助我们去适应不断发生在我们身体内部与四周环境中的变化。“健康幸福的奥秘就在于，能够针对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的情境成功地调适；而在这个庞杂调适过程中的失败者，便会受到疾病和不幸的惩罚。”沙利，请参见前述引文，p.vii。他相信，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相当程度的调适能量。同上，p.66。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质疑“能量”一词在生物学与心理学的使用情形。他写道：“若把能量的缺乏视为是行为的阻却，将更有意义，因为饥饿的人毕竟无法有所行动。但就算是这样也行不通：没东西吃的阿米巴虫，有时反而会变得更活跃。它的能量消耗与它的能量投入，呈现反函数的关系。”贝特森，《迈向心智生态学之路》（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1972），p.xxii。
这点在生理学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在心理学层面就不无疑义。产生能量的部分因素，不就是个人对手边事务的热情与承诺吗？老年学的研究不就告诉我们，人们会变得老化并不全然是年龄使然，也是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找不到感兴趣的事物吗？人脑要保持能量，不就是要高度仰赖我们的工作热情吗？
我在此要说明一下，心理学家有用“压力”作为焦虑同义词的倾向。以焦虑为探讨主题的书，却反而以“压力”一词代替，显然是在讨论焦虑的学术会议，却不时以“压力”这个词替换作为标题。把压力与焦虑等同的看法，我在此公开表示反对，此外，以压力作为描述我们一般所谓焦虑引起的不安，我也认为并不妥当。但是，我反对的不是沙利的经典之作，因为在他的实验与外科医学研究中，压力一词确实是适用的，在心理学领域中，我就不认为“压力”能够包含焦虑的丰富涵意了。
压力这个词是从工程学与物理学借用来的。它在心理学领域会流行，似乎是因为它定义方便，处理顺手，而且通常能得到满意的评估，但是这一切在面对“焦虑”一词时，就都变得十分困难。要确定个人在压力下何时会爆发，似乎相对容易得多。基于科技剧变与价值丧失等因素，西方文化显然使其公民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与日俱增。这与盛行的心脏病、动脉硬化等一长串压力造成的疾病，显然是有关联的。今日鸡尾酒会上的闲聊，鲜有不以压力及其引发的疾病后果为话题的。“精神压力”一词如今已被广泛接受，尽管它在我的字典中，只能排上“压力”意义清单的第八位。
然而，把“压力”当做焦虑的同义词的问题在于，它强调的重点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情况。这样虽具有某种客观意义，但却没有真正的主体指涉。我知道许多使用“压力”一词的人，也主张用它来指称内在经验。恩格尔（George Engel）以悲伤为例，主张压力也可以因内在的问题引发。但是，正常的悲伤却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死了这类事件所引发的，显然这是外来因素。压力主要强调的，依然是发生到和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情况。因感叹自己难免一死而悲伤，是焦虑而非压力。患有神经型焦虑症的人，会因为小孩过去发生的意外极度悲伤，以至于根本就不让小孩到屋外玩。
尽管使用压力一词的人表示，他们有意把心理学的定义也包含在内，不过“压力”一词仍然是以发生到及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情况为主。这在原来使用压力一词的领域中是有意义的，因为工程学所关心的问题是，一部重型汽车在桥梁上形成了多少压力，或是建筑物能否承受地震在它身上造成的压力。在工程学的领域中，心理意识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焦虑与心理意识和主体性，却是绝对密不可分的。甚至弗洛伊德也认为，焦虑与个人内在的感受有关，而恐惧则与客观的事物有关。
就心理学的意义而言，个人如何诠释威胁，才是关键。贝克（Aaron Beck，译注：认知治疗创始人）指出，压力的生活处境本身，在形成焦虑方面，远不如个人对这些情境的认知来得重要。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二册（Anxiety: Current Trend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1972），p.345。一篇关于越战士兵（直升机驾驶员）的焦虑研究论文指出，如果不考虑个人对威胁的认知态度，我们便不能把飞行或甚至死亡解释为压力。罗斯等（Peter Bourne, Robert Rose & John Mason），Urinary 17-OHCS levels，《一般精神科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一九六七年七月，p.109。“认知”和“解释”都是主体的过程，是焦虑而非压力。
更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把压力当成焦虑的同义词，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分不同情绪的差异。于是经年的愤怒或内疚所造成的压力，就和经年的恐惧所造成的压力，没有差别了。如果我们用压力一词含括一切，那么就模糊了其中的差异。我们也就无法区分恐惧与焦虑的不同。在第三章汤姆的案例中看到，当他有恐惧的反应时（例如：他把医生实验室的重要报告放错时），他的胃指数非常低。也就是说，他的胃不再蠕动。但是当他有焦虑反应时，例如当他整夜睡不着觉，担心自己的工作前途时，他的胃指数却前所未有的高。这时他的胃不停蠕动，与在恐惧状况下的运作情形完全相反。如果我们以“压力”之名，笼统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便无法了解这个重要的区别。
不论沙利如何在他的近作中，极力否认他先前的论调，但是“任何压力都会产生伤害”的说法，似乎已在美国被解读为“凡是压力都要避免”或“至少应尽力避免”的意思。沙利在他的某本著作中看见了这个问题，他把那本书献给那些“无惧于享受完整生命中的压力，但却不会天真到以为不需要知性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这点的人。”沙利，《压力与烦恼》（Stress and Distress, Toronto, 1974）。且让我们以霍格兰德（Hudson Hoagland）的话提醒自己：“早晨起床就是一大压力。”但是我们却不会因此就不起床。
此外，我们还记得前述的道理，当压力增加时，也可能为我们释放出更多的焦虑。战时的英国，处于德军轰炸、物资缺乏以及其他极大的压力之下，但是神经官能症却明显减少。欧普勒（M.K.Opler），《文化、心理治疗与人类价值》（Culture, Psychiatry and Human Values, Thomas, 1956），p.67。类似的情境也在许多国家中得到证明。神经症的问题在压力大的时候反而得到纾缓，因为人们可以把内心的混乱投注于确切的事物上，于是他们把焦点放在具体的压力上。在这些案例中，压力和焦虑的运作在方向上正好是相反的。强大的压力或许可以使人从焦虑中解脱。
最后，我们可以从利戴尔的陈述中，清楚看到把“压力”等同于焦虑是不恰当的。他说“焦虑与知性如影随行，我们越熟悉焦虑的本质，就越能了解知性。”如果我们说“压力与知性如影随行”，就说不通了。同理，如果我们把库比（Kubie）说的“焦虑先于思想”的话，换成“压力先于思想”，也一样偏离了库比的真正意思。他所要表达的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落差，以及自我与客体之间的鸿沟，是思想有其必要的原因。“压力”一词在沙利的用法中，基本上是个生理学的词汇。
焦虑是个体连结、接受与解读压力的方式。压力是通往焦虑的必经之路。而焦虑则是我们处理压力的方式。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曾感叹心理学家经常搞不清楚部分和全体的分别：“那些以为部分即是真实的心理学家，上帝保佑他们吧！”我认为压力只是威胁处境的一部分，而当我们想要指称全体时，“焦虑”这个词汇便十分重要。
想以其他字词替换焦虑，其实并不容易。尽管“焦虑”一词为心理学家带来困扰，但是它的寓意丰富，以“惧怖”的形式与经验，在文学、艺术与哲学中呈现出来，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对心理学家而言，焦虑这个字词是个难题，但是当克尔恺郭尔说“焦虑是自由带来的晕眩”时，他所指称的事物则是所有艺术家与文学家都能明白的。
晚近的焦虑研究这里我特别感谢我的研究伙伴古柏医生（Dr.Joanne Cooper）。
过去二十年来，有关焦虑和压力的文献产出，多达数千篇的研究论文，以及泛滥成灾的学位论文。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努力不懈地把这个领域中几场研讨会主要贡献者的文章集结，至少出版了七册研究成果。史匹柏格主编，《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一、二册。史匹柏格等主编，《压力与焦虑》（Stress and Anxiety, New York, 1966），第一—四册。史匹柏格，《焦虑与行为》（Anxiety and Behavior, New York, 1966）。尽管这些研究让我们更加了解焦虑的各个面向，但是这也使得针对焦虑意义形成整合理论，产生了更大的需求。我不敢奢望能完全掌握这些研究的实况。不过，如果只是提出其中某些对我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我相信读者应该会给我这样的空间。尽管我明白个人不可能涵盖一切，我还是带着些微的焦虑，把这份整合的工作当成一项练习来进行。
有关造成人类焦虑原因的最新理解，当前共有四个研究领域最为突出。首先，关心人对实在知觉作用的拉扎鲁斯（Richard Lazarus）、亚维里尔（James Averill）拉扎鲁斯（Richard Lazarus）与亚维里尔（James Averill）。《情绪与认知》（Emotion and Cogni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nxiety），收录在史匹柏格主编，《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二册，pp.241—283。和艾波思坦（Seymour Epstein，译注：麻省大学心理学教授，以焦虑、情绪、自我概念及人格的研究著称）艾波思坦（Seymour Epstein），《焦虑的本质》（The Nature of Anxiety With Emphasis Upon its Relationship to Expectancy），收录在史匹柏格主编，《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二册，第八章。等认知心理学家，他们相信个体对威胁的评估是了解焦虑的关键。这些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认知心理学家把知觉主体的人当成是焦虑理论的核心。虽然拉扎鲁斯与亚维里尔把焦虑描述成一种情绪，是由处境与个人反应之间的认知中介所产生，但是他们强调焦虑非病理因素所生，而是人性使然。不过，他们的研究似乎多半放在心理压力的效应上，而非焦虑。
我们观察生命事件的变化，以及心理健康状态下的焦虑，便可证明一旦我们熟悉的生活模式有了变化，不论好坏，都需要当事人做出调适，也因此往往会造成焦虑。寇帝斯等（D.B.Coates, S.Moyer, L.Kendall & M.G.Howart），《生命事件的改变与心理健康》（Life Event Changes and Mental Health），收录在史匹柏格等主编，《压力与焦虑》第二册，pp.225—250。
我希望，这些对处于危机生活中的人们的认知研究，以及多面向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焦虑各个层面的多变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