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并没有针对焦虑提出一套有系统的分析，部分原因在其思想的非系统性本质，部分原因在焦虑问题已包含在其既重要又丰富的自卑感概念当中。阿德勒直指“自卑感”为神经官能症的基本动机，并像其他心理学家使用“焦虑”一样来运用“自卑感”这个字。因此，要发掘他对焦虑的了解，便必须检验自卑感这个重要却令人困惑的概念。
根据阿德勒所言，每个人生来就有一种生理的自卑与不安全感。事实上，人类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动物世界中，本来就是自卑的。对阿德勒而言，人类发展工具、艺术、象征等文明，是为了补偿自己的自卑感所做的努力。阿德勒在这里暗指一种负面文化观（文明因为弥补了缺憾而得以发展），这与他平常的正向社会经验价值观并不一致。上述观点比较类似弗洛伊德学派的概念：文明是人类焦虑的产物（或更确切地说，焦虑驱使人类将自己的天生冲动升华为文明的追求）。这个一般性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它暗指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在防卫焦虑。它缺乏对事实的全面了解，亦即人类是可能在正向、自发的力量与好奇心基础上行动的，或就像葛斯汀所说的，在“实现自己能力的享乐”基础上行动。婴儿的存在始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少了双亲的社会行为根本无法存活下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小孩借由不断肯定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克服无助并获致安全——也就是肯定“束缚人与人的多重束缚”。阿德勒（Alfred Adler），《生命模式》（The Pattern of Life, New York, 1930），伍尔夫（W.Beran Wolfe）的导论。但是正常的成长会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的危害。客观的因素有：婴儿可能因为体型的弱势而扩大自卑（这点就算长大成人可能也不会察觉）；社会歧视（生为弱势族群，或生在崇尚阳刚的文化中的女性——阿德勒在妇女解放蔚为风潮前便是妇女解放者）或身处家族中的不利地位（独生孩子便是一例），都会造成自卑。尽管自卑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客观的自卑却是可以务实调整的。
神经性格的发展关键在于对自己弱点的主观认知态度——这带出阿德勒的自卑事实和自卑“情感”的不同。阿德勒主张婴儿在能有任何作为之前，便已为自己的劣势忧心忡忡。婴儿的自觉就在与比自己强而有力的兄长和大人较量下，发展出来的。这可能会让他的自我评价为劣势的（他对自我的陈述从“我是弱势的”变成“我有弱点”）。这种以上述客观自卑为焦点的自卑感，已经为孩子日后以优越感获取安全的神经性补偿行为预先铺路。
自卑事实与自卑“情感”不同这个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正是为什么有人能接受自己的弱点而不会焦虑，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弱点却总是他们神经性焦虑的支撑。阿德勒并没有说清楚如此不同的看待弱点的方式究竟原因为何，不过他确实说过那有赖于个人是否将自我评价为弱势。他当然不会否认这一类自我评估的决定因素在亲子关系，特别是双亲对孩子的态度。我要据此推论说，这又和双亲对孩子的“爱”属于哪一类有关；亦即要看父母亲的“爱”是否为剥削的（认为孩子可以补偿双亲的弱点或延伸自我），若是如此，孩子的自我评估便会认同权力或其相反的脆弱。或者双亲的爱是以孩子本身的人格为依归，而不是以他们的强弱为准，如此孩子的自我评价就不会以强弱的认同为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的自我评估将不会认同权力或与其相反。
神经性的自卑感（或焦虑）是形成神经性人格的背后驱力。阿德勒认为神经性人格：
是拘谨心灵的产物及其运用的工具，它会为了卸除自卑感，而强化它的主导的原则〔神经性的目标〕，这种尝试经过内在冲突之后，不论是在文明障碍或他人权利方面，都必将遭到摧毁的命运。阿德勒，《神经官能的建构》（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26），p.xvi。
他所谓的“内在矛盾”指的是：人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动物，无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与他人相依共存；因此自卑感只能透过不断地肯定和增进社会的连结，才能建设性地克服。克服自卑感的神经性行为本质，就是获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与权力，以及用威望与特权抑他扬己的驱力。因此，神经官能性的尝试实际上会削弱一个人仅有的持久安全基础。就像霍妮等人指出的，争取权力以凌驾他人之上，会增加社会内在的敌意，并使得个人长期的社会地位更形孤立。
在针对焦虑问题的讨论时，阿德勒特别关注焦虑的目的。像他这么焦虑的人，焦虑的目的是阻断进一步的活动；它代表退回先前安全状态的讯号。因此，焦虑会协助我们逃避决定与负责。阿德勒更常强调，焦虑是侵略的武器，是控制他人的手段。他主张，“重要的是，孩子会利用焦虑达到优胜的目标或控制母亲”。阿德勒，《神经官能的问题》（Problems of Neurosis, New York, 1930），p.73。阿德勒的著作中充满案主运用焦虑强迫家人接受操控的例证，也有焦虑的太太借由不安来攻击和控制丈夫。
焦虑往往被用来“获取衍生的利得”，这个观点争议不大。但如果认为这些是焦虑的主要动机，就过于简化问题了。曾经领教过焦虑折磨的人，很难认同自己制造恐慌是为了影响他人以获得好处。有人可能会认为阿德勒在这些脉络中所讲的，是虚假而非真实的焦虑。阿德勒确实常把焦虑视为“性格特征”阿德勒，《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New York, 1927）。而非情绪。这一切都在在指出，他将纯正的基本焦虑笼统地放在所谓的“自卑感”之下——不过他当然不会认为用来控制他人的自卑感，是焦虑的起源。
从与“假”焦虑对比的“真”焦虑看来，控制他人是焦虑次要而非主要的质素；是因为案主孤立无能的绝望所致。真假焦虑的区分是一个很重要但尚待厘清的问题。要区分这两者很难，因为它们可能混杂在同一人的动机和行为之中。许多焦虑型的神经症患者是因为在家族关系中感到焦虑、无能及无助，才发展出神经症模式，但是他们迟早会学到以（外表）软弱来掌权。软弱确实成为得到力量的方法。哈洛·布朗以及第九章的案主说明了这一点。请参见第八章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阿德勒除了描述自卑感的起源外，对焦虑的成因没有太多阐释。他强调，焦虑会引发神经官能症，通常是因为当事人从小便被“宠坏”了。这种“娇宠”小孩的概念也是阿德勒过度简化的另一例证，不过，弗洛伊德的早期焦虑理论主张性交中断带来神经性焦虑，则是更为简化的说法。焦虑型神经官能症患者通常从小便过度依赖别人，但是除非病患的能力进入根本冲突的状态，否则他不会如此坚持固守或持续其依赖的行为。请参见第八章有关哈洛·布朗的案例讨论。
阿德勒克服焦虑的方法陈述得很清楚，却仍失之广泛。焦虑
只有靠把个人与人性系缚在一起的连结，才能够消融。只有心怀仁道的合群者，才能无焦虑地度过一生。《了解人性》，p.238。
透过人类的爱和对社会的贡献这个“连结”得以肯定。阿德勒这样的观点来自他对人类的社会性通盘而正面的评估，这点和弗洛伊德极为不同，所涉及的焦虑克服方式也大异其趣。尽管阿德勒的理论过度简化与一般化，但是他对人际权力挣扎及其引申的社会意涵，贡献卓著。他的见解别具价值，因为那通常是弗洛伊德的“盲点”。
阿德勒的洞见后来被大幅整合得更系统化、更深刻，并成为心理分析师如霍妮、弗洛姆（Erich Fromm）和苏利文的部分理论重点。阿德勒对后来分析师的影响有直接间接之分，他们的主张有些是直接受到影响，有些是间接独立完成。他对苏利文的影响是间接透过怀特（William Alanson White）而促成，怀特对阿德勒感兴趣，并为阿德勒的一本著作写了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