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说，焦虑的能力是有机体与生俱来的，那是自我保存本能的一部分，也是种族的遗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在小孩身上看到一种对现实焦虑的强烈倾向，如果此一不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的话，我们应视之为相当善巧的安排”。《精神分析导论》，p.406。然而，特定的焦虑却是后天习得的。孩子似乎没有继承太多真的“客观焦虑”——如害怕爬上窗台、怕火等。“当真实的焦虑终于在他们身上被唤醒时，那完全是教育的结果。”《焦虑的问题》，p.98。因此他也将成熟度计算进去：
婴儿的特定焦虑倾向是很清楚的。它并不是一种一出胎便全力展现、稍后再渐渐减弱的焦虑，反而是出胎后才随着肢体的发展，首次登台，并在童年持续出现。
除了上述的一般说法外，弗洛伊德并在出胎创伤和去势恐惧中发现焦虑的源头。这两种概念在其著作中交织出现，并逐步重新诠释。弗洛伊德在早期演讲中指出，伴随焦虑出现的情感，是早先某种非常重要经验的复制与重复。他相信这就是出胎的经验——“这个经验中掺杂了痛苦的感情、释放与兴奋以及躯体的感觉，并成为所有受生命临危处境的雏形，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惧怖的‘焦虑’状态在我们身上复制。”他将出胎这个概念扩大后补充说道：“人类焦虑的初次体验来自与母亲的分离，是极有可能的。”《精神分析导论》，p.408。孩子一看到陌生人出现便感到焦虑，也害怕黑暗与孤独（他称此为孩子的第一个恐慌症），其根源都在孩子与妈妈分离所带来的恐惧。
检视弗洛伊德的后期作品，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出胎经验是焦虑的具体来源，而焦虑再由日后的危险情境所引发；此外，他也把出胎经验视为象征性的原型，认为具有与个人和所爱对象分离的象征意义。他对这两种看法的轻重拿捏究竟如何？既然他极力强调“去势”为许多神经官能症的潜藏焦虑来源，他也辛苦解释“去势”与出胎经验的交互关系。我们现在就来探究他在主要的焦虑论述中，如何一页页逐步重新诠释，并交互连结这两者。
过度的需要本身，难道不是焦虑的自然发展吗？或许弗洛伊德分析导致特定恐慌建构的冲突与焦虑，确实是针对父亲的敌意与爱恨交加，但是我会认为，除非汉斯与双亲的关系已有焦虑，且导致独占母亲的需求，否则这种敌意与爱恨交加将不致发展出来。每个小孩在发展个体性与自主性的过程中，都会与双亲有冲突（请参见克尔恺郭尔、葛斯汀等人的见解），但是对正常的（不会带给孩子明显焦虑的亲子关系）孩子，这样的冲突不会产生神经性防卫和病症。我认为，恋母情境和去势的恐惧不会是问题——并不会成为神经性焦虑的焦点——除非在家庭关系的组合中早已存在了焦虑。
①针对出生与焦虑间可能关联的讨论，请参见西蒙兹的《人类的调适动能》。
②请参见李维（D.M.Levy）：“对个人社会行为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衍生自与母亲的原初社会经验。”《母亲的过度保护》（Maternal Overprotection），《精神病学期刊》（Psychiatry），1, 561 ff。葛兰珂（Grinker）与史匹格尔（Spiegel）两人的观点代表了弗洛伊德学派的发展，他们对战斗飞行员的焦虑研究指出，在战斗中受到威胁的价值或对象，除非是个人“深爱、高度评价与视为至亲的东西”，否则不会有恐惧或焦虑，这可能是一个人（自己或自己深爱的人），或是抽象概念的价值。见《压力人》（Men Under Stress, Philadelphia, 1946），p.120。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的上述讨论一致，并认为个人所珍重的第一个人就是母亲，而个人珍重其他人和价值的能力，也是自第一个雏形发展出来的。
我认为弗洛伊德逐渐从象征的角度来诠释出胎创伤，是正向的发展。严酷的出胎经验是否就是长大后的焦虑来源，这一点在实验与临床心理学上都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①就算出胎经验不能真的在字面上被诠释为焦虑的来源，但是直接制约了婴儿生理与心理发展的早期母子关系，对婴儿成年后的焦虑模式深具重要性，这一点仍是被广为接受的。因此我要在此强调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主张：焦虑有其来源，至少在成年后的神经性焦虑重新启动童年初始来源时，确实是如此；当时害怕的是过早失去母亲或被迫与母亲（母爱）分离，并因此失去相关的价值。焦虑的最初来源是母亲的排斥，这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与临床应用上是最常见的形式，也得到广泛的接受。②
这种看待焦虑的个人在周遭环境（过去或现在）中挣扎的观点趋势，在弗洛伊德后期的著作中越来越显著，这可以从他频频使用“危险情境”而非“危险”一词看出。在早期著作中，病症是为了保护个人免于力比多的需索。但是，弗洛伊德在第二个焦虑理论写道：
有人可能会说，病症被创造出来以避免焦虑的发展，但是这个看法不够深入。更精确地说，病症被创造出来以避免焦虑像警钟般响起的危险处境。《焦虑的问题》，p.86。这是我针对病症功能所提出的观点（请参见第三章与第八章）。
他又说：
我们深信，本能的需求经常会成为一种（内在的）危险，只因为它们的满足会有外来危险——因为此一内在危险也代表了外来的危险。同上，p.152。
因此，病症不只在对抗内在冲动：“焦虑与病症的关系被证实不如原先预期的那样密切，结果就是我们把危险处境这个因素插入在两者之间。”同上，p.112。某些弗氏理论的诠释仍以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焦虑理论为主：“病症的形成……现在被视为是抵抗或逃离焦虑”（海利等〔Healey, Bronner & Browers〕，《精神分析的结构和意义》〔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sychoanalysis〕，p.411）。我在第三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病症不是在保护当事人免于焦虑，而是免于产生焦虑的处境。
乍看之下，我们费劲强调从“危险”到“危险情境”的观点，是杀鸡用牛刀。但是我相信那绝非不重要的议题，或只是个专有名词的问题而已。前者多少把焦虑看成是个独一无二的内在心灵过程，后者则把焦虑看成是因个人努力与世界产生关联而引起的，两者截然不同。在这里，内在心灵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个人对人际世界困境的反应，也是与之相处之道。弗氏的理论趋势逐渐接近一种有机组织体的观点——有机组织体的意思在此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同义。但是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并未能从文化有机组织体的观点一以贯之，将第三个焦虑理论发展出合理的结论。我相信他是因为力比多理论以及人格地志学的概念，所以未能做到的。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割成超我、自我与本我，这也是其心灵地志学的思想趋势来源。这个思想也让他更能够关注在焦虑的功能上：个人透过自我觉知并诠释危险处境的方式。他说自己在早期理论中所引用的“本我的焦虑”一词是拙劣的，因为本我与超我都无法觉知到焦虑。
虽然这个趋势就像上述的情况一样，使得弗洛伊德后期的焦虑概念更为贴切，且更容易由心理学的层面来了解，但是我却质疑，若依据心灵地志学的严格定义执行，难道不会更加混淆焦虑的问题吗？例如，弗洛伊德在后期著作中提到，自我觉知到危险处境，便会“创造”抑制。难道抑制不牵涉到无意识（地志学中的“本我”）的功能吗？事实上，任何病症要能有效形成，必然涉及被排除在觉知之外的质素，弗洛伊德尽管提出了心灵地志学，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最好把抑制与病症的关系看成是有机体适应危险处境的方式。我们在给定的案例中，观察案主觉察到哪些因素，没有觉察到哪些因素，这是必要而有帮助的，但如果以窄化的地志学观点看待，不仅会造成理论的不一致，也将偏离问题的真正核心，亦即有机体及其面临的危险处境。弗洛伊德的地志学令人困惑之处在下面的倾向：他偏向以实际意义的人格地理区域，来思考自我与本我。在他后期著作《精神分析纲要》（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69）中，弗洛伊德以“场所”的观点谈到自我“从本我的皮质层发展出来”（p.55），并使用了“精神区域”（mental regions, p.2）和“自我的最外围皮层”（the outermost cortex of the ego, p.18）这些字眼。这种以地理观来摆置“自我功能”的倾向，让我想起笛卡儿（Descartes）和其他十七世纪学者尝试将人类的“灵魂”放置在脑底层的腺体上！再也没有比引述弗洛伊德自己反对自己的话更合适了，重要的是要以心理学的方式来掌握心理的事实。
在弗洛伊德把地志学观点应用到对焦虑的无助感讨论时，便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他主张神经性焦虑下的自我，因为与本我和超我的冲突而显得无助。所有神经性焦虑者都要经历内在心灵的冲突。但是，冲突与其说是来自自我、超我与本我之间的不和谐，难道它不是因为个人在应世过程中的价值与目标矛盾，才引起的冲突吗？没错，有些冲突的极端会被察觉，有些则会被抑制；而且个人的过去冲突，在神经性焦虑中则会被重新启动。但是我认为，不论是当前或过去的冲突，我们都不要认为是人格不同“部分”间的冲突，而是个人为适应危险处境在互斥目标间的必要冲突。
我们不必费力说明弗洛伊德对焦虑的了解贡献如何丰硕。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他的主要贡献如下：病症形成的多种原因，孩子与母亲分离产生原始焦虑的诸多洞见，以及神经性焦虑的主观与内在心灵面向。
弗洛伊德一直都会是当代心理学的伟大历史人物，他在变迁与动乱的时代，以心理治疗的形式正确地感知到心理学的意义。我再度强调我们是否同意他并不重要。他对焦虑这个“关键问题”（nodal problem）的理论贡献，仍旧是其他理论汇聚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