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这位巨擘，就像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已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不论我们是不是“弗洛伊德学派”的门徒，像我本人就不是，我们无疑都是属于后弗洛伊德学派的。他为西方文化的巨大改变定调：文学上可以见到乔伊斯与意识流；艺术创作领域中有克利（Paul Klee, 1879—1940，译注：瑞士画家）与毕加索，他们作画的形式是一般人所没有觉察到的；在诗的创作方面则有奥登。当我们在观赏尤金·欧尼尔（Eugene O Neill）的《素娥怨》（Mourning Becomes Electra）这类二十世纪的百老汇戏剧时，除非以弗洛伊德的发现为背景，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他的无意识理论实际上是人类心智的巨大拓展，不仅是精神分析的泉源，也是医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新观点的起始。他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因此，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其思想的演化能够略知一二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也是十九世纪的人性探索者之一，其他尚有克尔恺郭尔、尼采、叔本华等人，他们重新发现人格中动态与非理性的“无意识”质素的重要性。请参见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洛伊德、歌德、瓦格纳》（Freud, Goethe, Wagner, New York, 1937）。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因为多数西方思想坚持理性的偏见，这些人格的面向一直被忽视，甚至在许多方面受到打压（请参见第二章）。尽管克尔恺郭尔、尼采和弗洛伊德攻击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理据各自不同，但是他们都认定，传统的思想模式忽略了了解人格至关重要的质素。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泉源，长久以来不是被排拒在合格的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就是被和所谓的本能（instincts）混为一谈。当时的医学院尝试以“描述兴奋情绪运行的神经路径”来解释焦虑，弗洛伊德对此表示反对，他同时认为，当时的学院心理学方法，对他所寻求的人类行为的动态了解，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弗洛伊德的态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不过，弗洛伊德同时自认是热情的科学拥护者，他誓言要以他比较宽广的科学方法概念，来阐明行为的“非理性”质素。他把十九世纪传统（生理）科学的某些假设，带入他的研究中，这一点在他的力比多（libido）理论中清楚可见；我们将会在以下的段落中持续加以评论。
虽然克尔恺郭尔等人早先就认识到焦虑问题在了解人类行为方面的关键性，但弗洛伊德是在科学传统中首先看出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把焦虑看成是了解情绪与心理失序的根本问题。他在后期一篇讨论焦虑的文章中表示：焦虑是“神经官能症的根本现象和核心问题”。《焦虑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nxiety, New York, 1936），邦克（H.A.Bunker）译，p.111。
动能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的学者都必然会同意，弗洛伊德是焦虑心理学卓越的先驱者；他提出了解此一问题的方式，以及许多最有效的技术，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具有经典的价值。尽管弗洛伊德的许多结论，事实上已被广泛认定需要重新评定和诠释，但是却无损其历史地位。我们研究弗洛伊德对焦虑的论述便会明白，他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是历经一生的演进过程。他的焦虑理论曾经历许多小修正，也有过革命性的变化。既然焦虑是极为根本的问题，也就没有简单的答案；弗洛伊德在他最后几部作品中意味深长地告白说，他所提出的仍然只是对焦虑问题的假设，而不是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精神分析导论补篇》（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65），p.81。因此，本书研究所致力的，不只是呈现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机转的重要洞见和细密观察，同时也要勾勒出他的焦虑概念的演进方向。
首先，弗洛伊德按照惯例对恐惧与焦虑加以区别，这一点我们在葛斯汀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提过。弗洛伊德主张，恐惧的关注方向在客体，而焦虑所指涉的则是个体的状况，并且与客体“无关”。《精神分析导论》（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sychoanalysis），p.395。除了这个简略的区分之外，弗洛伊德并未对这类恐惧问题多所着墨，不管是在《精神分析导论》论焦虑的一章，或是后来的《焦虑的问题》一书中，都是如此。他把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6—1924，译注：美国心理学家及教育家）所谓的天生恐惧——怕黑、怕水、怕雷等——当成是恐慌症，它们按定义就是神经性焦虑的表现。在布朗诺等（W.Healy, A.F.Bronner & A.M.Bowers）所著的《精神分析的结构与意义》（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30, p.366）一书中，整理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把真实的恐惧与神经性恐惧加以区分，就像弗洛伊德把真实焦虑与神经性焦虑加以区分一样。根据该书的说法，真实的恐惧是针对客观危险的反应，而神经性恐惧则是“对某种要求被认可冲动的恐惧”。该书解释说，弗洛伊德主张，“三个普遍的童年恐惧”——怕孤独、怕黑、怕陌生人——几乎都是因为“无意识的‘自我’害怕失去保护自己的客体，也就是母亲”所造成的（出处同上）。他也同样如此界定类似处境的焦虑来源。显然，“恐惧”与“焦虑”在此是交替互用的，而恐惧则是以特定形式浮现的焦虑。
①《精神分析导论》，p.394。
②同上，p.395。
对他而言，在客观的（我称为“正常的”）与神经的焦虑之间做出区隔，更为紧要。前者是“真实的”焦虑，是对像死亡等外来危险产生的反应。他认为那是自然、理性而有用的功能。这种客观的焦虑是“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在何种情况下——也就是面对何种对象与何种境遇下——会感到焦虑，自然会相当程度地因为个人的知识程度，以及他对外在世界的权力观感而有差异。”①这种“随时处于焦虑的状态”（anxious readiness），弗洛伊德称为客观的焦虑，它是一种随机处置的功能，因为它使个人免于被突发的威胁（惊恐）惊吓到。客观的焦虑本身并不构成临床上的问题。
不过，在因应危险以及做好逃离准备的初步反应之外，任何加深的焦虑，就不是随机处置的功能了。它会使行动瘫痪。“对我而言，为焦虑做准备是随机处置，但是焦虑的发生就不是了。”②当然，当焦虑程度与实际危险不成比例，或甚至根本没有外在危险存在时，所产生的这种焦虑便构成了神经性焦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