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发展的后续效应，当然对西方人的性格结构有很深刻的影响。既然市场价值是最高的标准，身在其中的人也成为可以被买卖的有价大宗物资。人的价值便成为可议的市价，不论提供贩售的是技术或“人格”。西方文化中这种人的商业价值（或更精确地说，贬值）及其后续效果，奥登在《焦虑的年代》中生动又尖刻地描绘了出来。当诗中年轻人怀疑自己能否找到有用的职业时，另一个角色回答说：
……那好，你将
不再困扰，认知自己是
一个商场所生产，价值浮动的
物品，一个必须服从
买主的小贩。……奥登，《焦虑的年代》，p.42。
因此，市场价值成了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的自信和“自我感受”（我们的自我认同经验）也多半是他人看法的反映而已，这里的“他人”则是市场价值的代表人士。当代的经济演进不只会造成人际的疏离，也助长了“自我的疏离”——一种个体与自己的疏离。孤立与焦虑感会因此油然而生，不只是因为个体必定会与同侪竞争，也因为他陷入了自己内在评价的冲突当中。
既然当代人的自身体验既是卖方也是市场的货物，他的自尊便来自自己掌控以外的状况。如果他“成功了”，他便有价值；如果他不成功，他便一文不值。这种人生方向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不可能过度高估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主要价值内容并非既有的人类特质，反而是变化莫测之竞争商场上的成功，这种自尊便注定不会稳固，且不断需要他人的确认。弗洛姆，《人人为己》（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New York, 1947），p.72。
我们当此处境便会没完没了地被迫奋力求“成”；这是我们确立自我并降低焦虑的主要方法。竞争奋斗下的任何失败，在在再威胁着自我的表面尊严——这尽管是表面的，却是当此情境之人的全部。这也明显会带来强大的无能与低人一等的感觉。
弗洛姆指出，寡占性资本主义的新近发展倾向，已加速对人之价值的贬抑。不只是工人，中小企业主、白领劳工甚至消费者，他们的角色越来越与人无关。每个人都只是机器的小螺丝，而这部机器快得让人无从了解，更遑论去影响它。因此，社会上便出现自由换工作或自由购物这种空泛的自由，这是种负面的自由，因为我们只是从一颗小螺丝，换成另一颗小螺丝。这个“市场价值”继续在“超人”的势力基础上运作，人为的控制是微不足道的。可以确定的是，劳工联盟和消费者合作社这类社会运动，虽然直接面对过这些发展，但是其影响到目前为止，仅能减缓非关人的经济生活，却无法克服它。
逃避机制
从孤立与焦虑的处境发展出某种“逃避机制”是可以预期的。弗洛姆相信，西方文化最常运用的机制便是自动从俗（automation conformity）。个人“全盘接受文化模式所提供的人格类别；他丝毫不差地成为所有其他人的样子，以及他们期待他的样子。”弗洛姆，《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p.185。这种从俗能持续进行的假说在于，“个人放弃独立的自我，并成为与周遭数百万机器人完全一致的另一个机器人，他便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有任何焦虑”同上，p.186。。这种从俗心态可以再次从弗洛姆的自由辩证性概念来理解。西方文化在自由的消极面已有长足进步，如免除外在权威对个别信念、信仰与意见的压迫，但这么一来，也大大造成了心理与精神上的真空。既然我们无法长期处在免于权威之自由所带来的孤立中，便从内在发展出的新的权威取而代之，这就是弗洛姆所谓的“匿名权威”，如公共意见和常识。
当代自由的面向之一，一直是以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为尊。但是弗洛姆又说，“我们没能充分认知到，我们虽然战胜了不让人们有信仰自由的政教权力，但是当代人却严重丧失了信仰任何自然科学无法查证事物的能力”弗洛姆，《逃避自由》，p.105。。这种“内在的压缩、冲动与恐惧”填补了消极自由所留下的真空，并提供人们自动从俗的强烈动机。尽管这种从俗是个人用来避免孤立与焦虑的手段，但是它却会反向运作：个人从俗的代价即是放弃自主性，他也因此更无助、无能和不安。
竞逐社会威望又是如何从西方的历史轨道中，浮现成为支配性目标的呢？我们前面提过，卡迪纳主张从约伯和苏格拉底的时代，到当代的纽约，西方人的基本人格结构差异极小。根据卡迪纳的说法，完善的童年双亲关爱、随后的多方禁忌与冲动控制系统，以及因这些禁忌控制而来的敌意与侵略性，在西方历史中历久不衰。西方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服从双亲系统，并且以奖惩制度来控制禁忌，以及随之而来的侵略性。卡迪纳认为，这种控制在中世纪时，靠着一成不变的家族系统来维护，并受到封建郡主权力的保护，更得到死后奖惩的宗教系统支援。因为有家庭、封建郡主与教会，才得以有服从，焦虑也得以减轻。
当这些控制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急遽消退时，社会福祉（成功、威望等）的关怀便取而代之。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力促成了这种社会成就的关怀。自我因为社会威望而得以确立；紧张与焦虑更因为社会成就而得以减轻。教会、家庭与封建的控制，再也无法牵制社会的内在敌意与侵略性，敌意与侵略性现在透过竞争奋斗，成了自我肯定的动机。
我将在此针对卡迪纳所说，约伯与当代无名氏的人格无甚差异这一点，提出一个问题。古希腊公民和当代纽约公民若同时与爱斯基摩人比较，在基本人格结构上，会展示极大的相似性，这点可能没有错。但是历史性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化差异是如何发生的？用我们前面提过的曼海姆的话来说：“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分属完全不同的类型？”原因可能是“基本人格结构”只是一个概念，它本身无法说明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类型的性格结构的变化。重要的是，卡迪纳没有看出所有前提都具有历史相对性这点，包括当代心理科学的前提基础在内。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历史相对性对真正的历史意识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