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性焦虑多半会涉及内在冲突。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往往是一种相互往复的关系：这种持续得不到解决的冲突，终将使当事人压抑冲突的某一部分，于是导致神经性的焦虑。而焦虑反过来会引发一连串的无助和无能感受，以及造成或增强心理冲突的行动瘫痪。从斯泰克尔（Stekel）所谓“焦虑是心灵的冲突”，一直到弗洛伊德、克尔恺郭尔、霍妮等人，为发掘这种冲突本质所做的系统性努力，都是在描述这种冲突状态。
潜藏于焦虑之下的冲突，是个人本能需求与社会禁制夹缝下的产物，这个观点源自弗洛伊德。他对此现象的地志学描述（topological description）如下：“自我”（ego）困在“本我”（id，基本上是带有力比多性特质的本能欲求）与“超我”（superego，文化要求）之间。尽管弗洛伊德将“焦虑就是被压抑力比多的转换”这个初阶理论，修正成为“是自我察觉到危险处境而压抑力比多”的理论，但是这个被广泛质疑的冲突内容以及伴随产生的焦虑，都是力比多无法得到满足而引发的。在弗洛伊德看来，解消焦虑的威胁正是力比多受挫的威胁，或者是力比多一旦满足便会受惩的威胁。
受挫的力比多是否就造成了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呢？自弗洛伊德以降的无数焦虑研究者（霍妮、苏利文、莫勒等）都曾提出这个问题。这些研究者的共识在于，挫折本身并不会造成冲突。真正的问题反而是：挫折会对哪些核心价值产生威胁？这点可以从“性”这件事加以说明。有些人有许多性欲的表现（没有挫折之苦），却仍旧有许多焦虑。有些人的性需求相当缺乏，却没有过度焦虑之苦。更有意思的是，另外有些人会因为性欲受到某位性对象的拒绝，而陷入冲突和焦虑之苦，但是被另一位性对象拒绝时，却不会如此。因此，在性欲满足之外，另有其他的需求存在。
只要发展在任何一端受阻，增加冲突与焦虑的个人内在机制便会开始运作。那些独立却没有良好关系的人，会对造成自己孤立的人产生敌意。那些活在共生依赖关系下的人，则会对压迫自己能力与自由的人产生敌意。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敌意都会增加冲突和带来焦虑。
另一个机制——压抑——也将现身。没有发挥的能力或无法满足的需求，并不会消失掉，而是被压抑了。这种现象在临床上经常可以观察得到：叛逆、独立、孤僻的人，对固定人际关系的需求和欲望，是相当压抑的，而活在共生依赖关系下的人，也会压抑独立行动的需求和欲望。压抑的机制会降低自主性，并增加无助感与冲突，这点是为人熟知的，我们前面也早已指出。
不论“社会”一词属于弗洛伊德的负向意义，或阿德勒的正向意义，上述的讨论并未隐含冲突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意思。我们强调的重点是，“群我”（individual-in-community）这个辩证关系的任何一端发展，若是失败了，将会导致影响两端的冲突。例如，个人若逃避自主的决定，便会退缩到一种“封闭”的状态（克尔恺郭尔），而他与别人沟通的可能性，也就随着其个体的自主性一起被埋葬。虽然这种封闭状态是为了避免冲突的结果，但后来却会导致更大的冲突，也就是神经性的冲突和焦虑。
这种以“群我”的角度来描述潜藏在焦虑之下的根本冲突，会有所言空泛的问题，但其优点在于强调成长的任何一端，都是克服冲突与焦虑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项优点在为焦虑文献中众说纷纭的冲突理论，提供一个参考架构。许多理论会强调冲突起源于童年早期（弗洛伊德、霍妮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童年是“群我”第一个产生冲突的竞技场。“性”可以表达出“群我”，也可能被扭曲为自我中心（虚假的个体性或剥削的唐璜）或是共生的依存（假社群，小鸟依人的模式）。
主张个人冲动一直被拘束的结果，迟早会导致冲突与焦虑（弗洛伊德）的冲突理论，有其道理，却不是完整的真相。那些强调辩证关系中社会彼端的理论（苏利文、阿德勒），则呈现了这幅图像的另一个层面，也对那些过度强调个人冲动表达的理论，提出了矫正。莫勒等人论证说，焦虑与冲突往往来自疚责感，这又是因为个人无法拥有成熟负责的社群关系所致。因此，我们在多方分析焦虑之下的冲突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冲突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在于，个体能够在社群的扩张过程中，逐步实践自己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