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研究者——以弗洛伊德、葛斯汀、霍妮三人为例——都同意，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恐惧与焦虑的最大不同在于，恐惧是针对特定危险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非特定的、“模糊的”和“无对象的”。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我们若是问说：在产生焦虑的经验中，是什么受到了威胁？我们便能了解焦虑的本质。
有机体与给定对象之间的关系才是重点，如果对象可以被除去，不论是以重新确认或逃离的方式完成，不安就会消失。但是因为焦虑攻击的是人格的根基（核心、本质），所以个人无法“置身于威胁之外”，也无法将它客体化。因此，个人便无法采取具体的步骤去面对它。我们无法和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抗争。用俗话说，就是我们觉得被绊住了，或者如果焦虑很严重，甚至令人窒息的话，那么我们会感到害怕，却不确定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基于焦虑所威胁的，乃是个人核心而非周边的安全感，因此弗洛伊德和苏利文等人，把焦虑描述成一种“宇宙”经验。焦虑是“宇宙的”，因为它将我们完全攻陷，穿透我们整个主观世界。我们无法站在外面将它客观化。我们不可能将它与自己分别对待，因为我们看待事物的知觉作用本身，也被焦虑入侵了。
这些思考协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焦虑会以主体和无特定对象的经验呈现。克尔恺郭尔强调焦虑是指一种内在状态，弗洛伊德主张焦虑中的对象是“被忽略的”，这并不表示（也不应该被认为是）引起焦虑的危险情境不重要。在神经性焦虑的案例中，“无特定对象”一词所指涉的，也不仅是导致焦虑的危险已被压抑至无意识的事实。焦虑所以没有特定对象，是因为它敲击的是我们知觉经验的心理结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的自我得以与客观世界区隔的基础。
苏利文说过，自我动力的发展是为了保护个人，使其免于焦虑。反之亦然，不断增加的焦虑会降低自我的觉察。随着焦虑的比例渐增，对于自我是与外在世界客体相连的主体这个事实的觉察，会日益暧昧。因为此时对自我的觉察已沦为对外客体世界觉察的附属品。随着个人经验的焦虑严重程度而停摆的，正是这种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分殊。因此才会有焦虑“由后方攻击”，或由各个方向同时围攻这种说法。越焦虑的人越无法看清自己与刺激的关系，也因此无法适当地评估刺激。我们会说“某人有恐惧”，但却说“某人是焦虑的”，这两句话是许多语言中的惯用讲法，十分准确地说出了两个概念间的差异。因此，在严重的临床案例中，焦虑会是一种“自我消解”（dissolution of the self）的经验。
当布朗（Harold Brown，第八章）说他“害怕发疯”时便是明证；病患经常用这句话来描述即将发生的恐怖“消解”。布朗也说道，他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对‘性’也一样”，而那种情绪真空着实令人“极度不舒服”（我们不免好奇，美国和今日西方世界对“性”如此恋着，是否就在以最容易的方式掌握特别的感觉，以此支撑自我，来对抗社会解离的焦虑）。重度焦虑者的经验，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布朗批评他的朋友说：“他们要求一位即将灭顶的人〔我〕游泳，却不知道他在水下的手脚都被绑死了。”这句话确实是一语中的。
正常焦虑会以弗洛伊德所谓“客观焦虑”（objective anxiety）的形式，在一生中不断出现。这种正常焦虑出现的征兆，可能是在没有任何确切威胁的情况下，就显得扰攘不安、小心谨慎，或是警戒地四下顾盼。利戴尔曾说过（第三、四章），焦虑之于智识，如随行之影。库比（Lawrence Kubie）也认为，焦虑是人类童年受惊模式与成年理性之间的桥梁。阿德勒相信，文明本身乃是人类觉察到自己不完美下的产物，这也是焦虑的另一种表现。以上引述的这些想法，足以证明正常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成人身上的正常焦虑经常被忽视，因为这种经验的强度通常比神经性焦虑要来得低。此外，因为正常焦虑的特征之一是，它可以被建设性地管理，因此不会以“惊慌”或其他戏剧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反应的量不应该与质混为一谈。只有在考量反应是否与客观的威胁成正比时，反应强度才是区分神经性与正常焦虑的关键。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自己的存在和所认同价值遭遇威胁的经验。但是人类通常都能以建设性的态度面对这些经验，把它们当成是“学习经验”（这里指涉其深广的意义），继续自己下一步的发展。
正常焦虑的共同形式之一，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也就是人类面对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终极死亡的脆弱。这在德国哲学思想中被称作“原始焦虑”（UrangstUrangst字面上的意思译成英文为“原始焦虑”。或Aangst der Kreatur），并为霍妮和莫勒等当代焦虑研究者所参照。这种焦虑和神经性焦虑不同的地方在于，“原始焦虑”并未隐含自然的敌意。再者，“原始焦虑”并不会引出防卫机转，除非人类的有限性成为个人内在其他冲突和问题的象征或焦点。
实际上，要在死亡或其他人类有限性情境的焦虑中，区分出正常的与神经性的质素，并不容易。这两种焦虑在多数人身上是混杂的。当然，死亡焦虑多半落在神经性焦虑的范围，例如青少年忧郁期对死亡的过度关注便是。在西方文化中，不论个人在青少年、老年或其他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是怎样的神经性冲突，它们多半环绕在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无助与无能这个象征上。我认为，西方文化讨论到死亡时，之所以会把它当成神经性焦虑的象征，原因在于死亡是客观事实的日常看法，受到了广泛的压抑。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似乎应该要漠视他将在某个时刻死去的事实，好像少说为妙，又好像如果能够遗忘死亡的事实，生活的经验便可以因此提升。事实上，结果正好相反：如果死亡的事实被忽视，生活的经验便容易变得空虚，失去活力与风味。幸运的是，这种对死亡事实的压抑，目前有朝向更开放方向发展的迹象。因此，我不希望以人类有限性所产生的正常焦虑为掩饰，大开合理化神经性焦虑的方便之门。在临床工作的实际处置上，只要担心死亡的情况一出现，我们最好先假设神经性焦虑的存在，并努力把它们驱赶出来。但是科学上关心这类焦虑中的神经性质素，不应该遮掩了死亡也能够和应该被当成客观事实来看待的真相。
就这个观点而言，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496—406 B.C.，译注：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曾说，致力“观照生命全貌”的诗人与作家，它们的作品对过度关注神经症行为的狭隘科学倾向，或许是一种有益的矫正。死亡是所有诗文关心的主题，但我们并不能把诗人全部归于神经官能症者的品类下。例如，具有诗文想象力的人可能会在某处石岬冥想大海，“从永恒看瞬间，从沧海见一粟，或更照见自身淹没于无垠陌生空间的景象”；而且他可能“会因为看见自己在此不在彼……在今不在昔，而大感惊奇敬畏”（帕斯卡）。这是害怕自己可能会淹死的感觉，于是从视觉经验与冥想中退却出来。这两者都是焦虑，但是前者属于正常焦虑，后者则是神经性焦虑。反过来说，基于浩瀚时空以及个人渺小存在而兴起的诗意感怀（当然，这还包括人是有能力超越这种渺小的哺乳动物，他知道自己的有限，其他动物却不知道；此外，人是具有对事物惊异好奇能力的哺乳动物），则能够彰显个人当下经验的价值，以及他在美学、科学或其他领域之创造潜能的意义。
与死亡有关的正常焦虑根本不会带来沮丧或忧郁。正如任何正常焦虑一样，因死亡引起的焦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明白自己终将与同伴分离，会让我们想要在此刻与他人更加亲近。因了解人类活动与创造能力终有断绝之日所引发的正常焦虑，可以像死亡本身一样，会成为个人想在当下生活中，活得更负责、更热情，以及更珍惜时间的动机。
正常焦虑的另一项共同形式，与以下的事实有关，亦即，个人只有在由其他个体共同组成的社会母体中，才能发展出他的个体性。这点在孩子的发展上看得最清楚，这种在社会关系脉络中的成长，是逐步打破对双亲依赖的过程，因此不免会造成亲子关系间的危机与冲撞。克尔恺郭尔和兰克等人都讨论过这类焦虑的来源。兰克认为正常焦虑寓居于整个人生历程的各种“分离”经验中，从脐带被剪时与母亲分离的经验开始，直到死亡时与人类存在分离的经验为止。如果这些潜在可能制造焦虑的经验能够成功地调解，不只孩子或青少年将更形独立，同时也能够在更新、更成熟的层次，重新建立与双亲和他人的关系。因此在这类案例中的焦虑，应该是“正常”焦虑，而非“神经性”焦虑。
在上述正常焦虑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案例的焦虑都和客观的威胁成正比。它不会有压抑或心灵冲突，只要当事人多一点勇气与力量，以建设性的方式发展，就可以被克服，不需要退缩到神经性的防卫机制中。有些人会称这些正常焦虑的情境为“潜在制造焦虑的处境”。他们觉得，当事人若没有被焦虑所淹没，也没有展现出任何形式的显著焦虑，用“潜在”一词会更为确当。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样的区分在教学实务上有其价值。但是严格说来，我不相信这除了是个有用的同义词之外，还有其他任何价值；因为潜在的焦虑仍然是焦虑。如果一个人注意到自己所面对的某个处境可能会产生焦虑，那么他已经体验到焦虑了；他必然将采取面对这种处境的步骤，以便使自己不被吞没或打败。
我们或许要花更多的篇幅来说明，主体层面对于了解神经性焦虑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只是客观地界定焦虑问题，也就是以个人适切因应威胁情境的能力来看待，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合理地辩称，将神经性与正常焦虑加以区分，并没有逻辑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焦虑的人比较无法因应威胁罢了。例如智障者或是葛斯汀的脑受损患者，我们就不能将他们面对威胁时经常产生的脆弱称为“神经性的”。对于一位有整洁强迫症的脑受损患者而言，在杂乱无章的衣柜中找到他要的东西，或许就已对他构成了客观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深重焦虑，因为他的能力削弱了，所以无法引导自己找到东西。就我们所知，对于葛斯汀的病患而言，使他们频频产生严重焦虑的，乃是客观真实的威胁。就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小婴儿身上，而且对许多孩童或事实上相对弱势无能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但是，任何观察者都可明显看出，许多人深陷的焦虑处境，不论在种类或程度上，都不能算是客观的威胁。当事人可能经常会说，自己所焦虑的事件微不足道，或是自己的忧虑很“愚蠢”，他或许也会因为被这么小的事情困扰而对自己生气；但是他仍旧感觉焦虑。对于那些小题大作去回应威胁的人，我们有时会把他们描述成是内在“携带”的焦虑“过量”了。不过这是错误的说法。事实上，这些人对威胁是极度脆弱无力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另一方面，神经性焦虑的定义正好是我们对正常焦虑定义的颠倒。它所反应的威胁（1）与客观危险不成比例，（2）会有压抑（分裂〔dissociation〕）和其他心灵冲突的形式，于是便会（3）产生许多形式的退缩行动与警觉，例如禁制、外显症状以及各种神经性的防卫机制。它有瘫痪当事人的倾向，因此无法产生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一般而言，当“焦虑”一词在科学文献上使用时，即意指“神经性焦虑”的意思。此一暧昧不清正是为何清楚区分这两种焦虑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要说明的是，这些特征彼此相互关联；而反应与客观危险所以会不成比例的原因，是因为某些内在的心灵冲突造成的。因此，反应与主观威胁之间从来不会不成比例。我们同样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特征又各有其主观的指涉。因此，只有当焦虑问题的主观研究进路——也就是以个人内在心灵问题为基础——被含括进来时，我们才能界定神经性焦虑。
将科学关注的焦点放在，使个人连微小客观威胁都无法因应的内在心理模式和冲突上，基本上得归功于弗洛伊德的天才。布朗得知母亲的手臂受了点小伤；这件事引发他一连串的联想，他不但梦到自己被谋杀，还导致严重的冲突。因此，要了解神经性焦虑的问题，便是要了解个人对威胁过度脆弱背后所潜藏的主观内在心理模式。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曾对此做出区分——此一观点贯穿其作品，只有些微修正——他认为客观焦虑指的是“真实的”外在威胁，而神经性焦虑则是对本能的“冲动主张”（impulse claims）感到恐惧。这个区分的优点在于，它锁定了神经性焦虑的主观位置。但是这个定义不够准确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个人的内在冲动，只有在表达后会产生“真实”危害——例如他人的惩罚或否定——时，才算构成威胁。虽然弗洛伊德朝这个方向略微修正了自己的早期观点（第四章上半部），但是他并没有追根究底地追问：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中，使得冲动的表达会构成威胁的因素为何？请参见下一节。
因此，神经性焦虑就是在个人无法适切因应主观而非客观威胁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阻碍个人运用自己力量的，并不是客观上的脆弱，而是他内在的心理模式与冲突。当我们面对那些年龄和客观能力都足以适切因应焦虑的人时，有一个区分正常与神经性焦虑的简便方法，就是去检视焦虑是如何在事后被运用的（ex post facto），正常焦虑会被建设性地用来解决造成焦虑的问题，而神经性焦虑则会导致对问题的防卫和逃避。这些冲突通常源自童年早期的处境（下一节会通盘讨论），孩子在那时尚无法客观面对威胁到人际关系的处境。同时，孩子也无法有意识地承认威胁的来源（例如，发觉“爸爸妈妈不爱我或不要我”时）。因此，压抑所焦虑的对象，便是孩童神经性焦虑的主要特征。
虽然压抑通常始于早年的亲子关系，但是终其一生，它会以压抑威胁的形式持续出现。这点几乎可以在每个临床案例中得到证明，尤其是南西、法兰西丝与布朗等个案更是明显。请参见第八、九、十章的讨论。由于压抑自己对威胁的恐惧，是导致个人无法觉察自己不安的来源；因此，除了前述焦虑无特定对象的本质时，所提到的一般来源之外，神经性焦虑下的情感作用所以会“没有特定的对象”，是另有特殊原因的。神经性焦虑时产生的压抑（分裂，觉察的阻断）本身，便会使个人在面对威胁时更加脆弱，于是这又加重了神经性焦虑。首先，压抑造成人格的内在矛盾，使得心理处在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并且注定会在日常生活中饱受威胁。其次，因为压抑，所以当真实的危险发生时，个人便比较无法加以分辨和抗衡。例如，大幅压抑自己攻击性与敌意的人，可能会对他人采取顺服和被动的态度，这反而使他更容易被人剥削，于是又让他更需要压抑自己的攻击性与敌意。最后，压抑会助长个人的无助感，因为它会造成个人自主性的减损，也就是个人力量的内缩与框限。
以上我们针对神经性焦虑的简短讨论，是为了协助读者了解我们对这个名词所下的定义。接下来的章节将针对这种焦虑的动能与来源，提供更完整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