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icall Interpreters of Anxiety
尽管我无意对现世高谈阔论，
但是对当代情势稍有观察的人都不会否认，
这个时代是错乱的；而造成其焦虑不安的原因则是，
思想的范围也许更为宽广，
或甚至在抽象层次上变得清晰，但是却越来越不确定了。
——克尔恺郭尔，《惧怖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Dread）
在弗洛伊德和其他深度心理学家出现之前，焦虑的问题是属于哲学伦理学和宗教讨论的范畴。特别着力于焦虑与恐惧问题的哲学家，对于建立抽象的知识系统并不感兴趣，倒是人类存在的冲突与危机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正因为焦虑是人类无可回避的处境，所以他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于是，历史上对于焦虑及其相关问题的真知卓见，多出自那些同时关注哲学与宗教问题的思想家，如斯宾诺莎、帕斯卡和克尔恺郭尔等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探索焦虑问题的哲学背景，对于了解当代的焦虑有两点帮助。首先，最明显的助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寻觅出焦虑意义的洞观；例如克尔恺郭尔所见的这类观点，不仅预示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到来，更在某些方面预测了弗洛伊德以后的发展。其次，这样的探索也可以澄清我们社会中焦虑问题的历史背景。由于个体的焦虑受限于他所在的历史文化处境，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个体的焦虑，就不能不对他的文化以及形塑他成长氛围的主要观念有所了解。本章所隐含的这项假设，在第六章中将有更详细的说明。因此，本章研讨说明的重点是，对当代的焦虑具关键影响的某些文化议题与态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以身心二元分立的议题为例，这个观点的现代主流版本是由笛卡儿，以及其他十七世纪的思想家所提出来的。它不仅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造成许多人的心理分裂与焦虑，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为弗洛伊德定下了讨论焦虑问题的基调。参见《焦虑》（Anxiety, New York,1950）一书中罗洛·梅的论文《现代焦虑理论的历史根源》。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的文化一直对“理性的”、机械的现象过度热衷，却对所谓“非理性的”经验加以抑制。因为焦虑总是有些不理性，于是我们的文化便倾向压抑这样的经验。我们不妨以两个问题来探讨这项议题：为何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焦虑才被认为是问题而浮上台面？为何在一九三○年晚期以前，尽管针对恐惧的研究在心理学界已成为主流达半世纪之久，但是心理学各家学派却根本不把焦虑这个问题当一回事（精神分析学派除外）？在诸多分歧的回应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答案是，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我们对“非理性”现象的观察，便普遍采取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我们只有当某些经验能够被“理性的”表达——也就是能提出知识上的“理由”时，才会认可这些经验，并把它们纳入合理的研究范围。我们在本书几个关于未婚妈妈焦虑研究的案例中，便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让我们特别看看海伦（第九章）这个例子。她因未婚怀孕而十分焦虑，但是她却不断地关注自己怀孕的客观“事实”，以此压抑焦虑。海伦把理智上不能“接受”和解释的想法与感受，都排除在意识觉察之外的做法，乃是我们这个社会中许多人的缩影。
因为恐惧是具体而明确的经验，我们可以提出“合于逻辑的”原因加以解释，并且可以用计量的方式进行研究；但是焦虑则不然，它在人们的经验里，乃是一种极端非理性的现象。因为焦虑的非理性特质而压抑它，或者用“恐惧”一词将它合理化的倾向，在我们的文化中绝不仅限于高级的知识圈里。在医疗临床或精神分析的治疗工作中，焦虑的问题也不断成为主要的障碍。本书的个案海伦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我们若是想要了解这类倾向是如何发生的，那么就必须深入探索我们的社会态度与规范形成的背景。
在接下来的讨论里，我将不会把哲学的解释系统当成事件的因果，而是把它们视为该时代整体文化发展的一种表现。那些哲学解释系统对当时和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例如我们将在本章中提到的哲学家），正是那些能成功穿透和传达文化发展之主流意义与方向的人士。因此，由某个时代知识领袖提出的解释系统，便会以无意识认定的形式，成为后世许多人们的共同看法。现代文化中影响焦虑问题发展的其他面向（例如，经济学与社会学面向），将在第六章处理。同时代焦虑之文化背景的摘述，将在第七章讨论，可以当做是本章讨论的补充。
我们的讨论以十七世纪为起点，因为主导现代的思想系统，是在那个时候成形的。虽然指引该世纪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许多发展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浮现，但是一直要等到十七世纪，这个由笛卡儿、帕斯卡、莱布尼兹、洛克、霍布斯、伽利略、牛顿等大家所塑造的经典时代，这些原则才得以形成系统。
在了解人类本质这件事上，十七世纪的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它们提供“人类问题的理性解决之道”。参见凯斯勒（Ernest Cassirer），《人性论》（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Conn., 1944），p.16。这些学说的公分母在于，它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能力在知识、社会、宗教以及情绪生活上自主。数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主要工具。这种对“自主理性”（保罗·田立克的用语）或“数学理性”（凯斯勒〔Ernst Cassirer〕的称呼）的信念，乃是文艺复兴以降主导文化革命的知识原则，它推翻了封建和专制，最终成就了布尔乔亚（Bourgeoisie）阶级的独尊地位。当时人们相信自主的理性可以掌控个人的情绪，例如斯宾诺莎就持这种看法。自主的理性也可以使人类掌控物理的性质，这个信心后来被物理科学一日千里的进步完全验证。这股发展的动力是由笛卡儿对心物的截然二分所赋予的，内摄（intension）的思想过程与外延（extension）的物理性质毫无干涉。
重点在于笛卡儿二元论引申出来的副题——亦即包括身体在内的物理性质，可以借由机械与数学的法则来了解和控制。于是，当代对易于以机械和数学处理的现象，便过度地热衷。这个过度热衷的倾向，一方面使得人们尽可能地把机械与数学的方法，应用到各种经验领域中去，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把那些不易于使用这种方法处理的经验面向，剔除于我们考量之外的风潮。在文艺复兴后新兴工业主义的需求下，对于非数理以及“非理性”经验面向的压抑，可说是携手并行、互为因果的。凡是可以被计算和被度量的，便在工业和工作的世界里具有实用性，而“非理性”的事物则没有这样的价值。
确信物理性质与人类身体可以经由机械与数学方法加以控制，具有庞大的焦虑驱逐效应。这不仅在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克服自然威胁方面是如此，在使人类免于“非理性”恐惧与焦虑的干扰方面，亦复如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百余年来的普遍焦虑，亦即对恶魔、巫师与幻术等的多重恐惧，于是开启了一条消解的道路。田立克指出，笛卡儿主义者借由灵魂不能影响身体的假说，便将“世界除魅”（disenchant the world）了。例如，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十八世纪早期所盛行的处死女巫行动，在笛卡儿的二分法下便消弭无踪。
对自主理性的个人力量赋予高度信任，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到了十七世纪才清楚成形；这种信心一方面造成了驱逐焦虑的效应，但是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对理性的信心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所以它也连带为个人心理的孤立感，引进了新的焦虑来源。这个观点将在第六章讨论。事实上，就某方面而言，自主理性的原则本身，乃是十七世纪文艺复兴个人主义在知识层面的主张。笛卡儿的经典名句“我思故我在”，虽然凸显了把理性过程当做存在判准的基调，但是如果就社群的意义而言，它也意味着个人自我存在信念的空洞（in vacuo）。如果我们参照当代的心理学概念便了解，自我认同的经验是在孩童察觉到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他人时才发生的。奥登以精练的诗词，对这个自我的社会起源做了以下的描绘：
……自我如梦如幻
直到邻人的需求出现
它才诞生。奥登，《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 New York, 1974），p.8。
倘若这邻人的需求没有被纳入考量，那么新的焦虑之路便为之敞开。
在十七世纪的思想中，也同样要面对这个人孤立的问题，而它所提供的解决之道，对于减轻焦虑具有极佳的效果。这个解决方案相信，当每个人的理性被解放时，个人就会了解到人性的无所不在，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一个和谐的系统存在。换言之，个人无须感到孤立，因为如果他能够勇敢地拓展他自己的理性，他的观点与利益最终都将会与他的同胞们一致，并将因此造就出一个和谐的社群来。此外，甚至还有某种可以克服孤独的形上思想被提出来，亦即追求普遍的理性（universal reason）将使个人与“普遍的真实”（universal reality）之间达成和谐。诚如凯斯勒所言：“数学理性是个人与宇宙的连结。”凯斯勒，《人性论》，p.16。
此一时期思想的个人化特性，以及加强此一个人倾向的质素，都可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见到。他的基本思想主张——单子（monads）——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原因在于单子是单一分立的；不过他却以“先在和谐”（pre established harmony）的原则作为补充。田立克以生动的图像描述这个思想如下：
在这个和谐的系统中，每个个体的形上孤立被强烈地指出，它认为每个“单子”之间“没有门窗相通”。每个单元自身都是孤独的，没有任何直接的沟通。平衡这个可怕想法的是以下的和谐预设：每一个单子都潜在着整个世界的可能现身，而每个单子的发展与所有其他单子之间，则是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这是布尔乔亚文明早期阶段的处境，最深刻的形上象征。它所以与当时的处境若合符节，原因就在于社会尽管日益原子化，但是仍然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存在。The Protestant Era（Chicago, 1948）, p.246.
这种驱逐焦虑的思维方式，对于了解十七世纪的思想家为何鲜少面对焦虑这个问题，具有关键的地位。我将以斯宾诺莎的著作为例，说明相信恐惧得以被理性克服，确实在相当程度上避开了焦虑问题。我们也将讨论帕斯卡，他是当时不接受自由理性力量这个流行信念的代表，对他而言，焦虑便自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