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船只除了载运新植物，也运送新技术，蒸馏法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古代希腊、罗马人已懂得蒸馏技术，经过阿拉伯人的保存与改良之后，又于公元11世纪由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Salerno）传入欧洲。15世纪晚期，欧洲开始出版讨论蒸馏技术的书籍，这项技术的相关知识于是得以传扬开来。虽然蒸馏器可以萃取多种植物的精华，但是利用葡萄酒和其他发酵液体来制造烈酒，经济价值更高。容量加大的改良式铜制蒸馏器以及廉价原料（例如蔗糖和波罗的海谷物）的出现，又使得烈酒能够大量生产。到了17世纪中叶，爱尔兰生产的蒸馏酒已远销俄罗斯，荷兰则是这项新兴产业的生产重镇。当时荷兰人已是葡萄酒贸易界的龙头老大，不但拥有效率优良的蒸馏设备，所占地理位置也有利于产品的输出。所以直到今日，烈酒名称依然沿用荷兰文，例如英文“brandy”（白兰地）是荷兰文brandewijn的简写，“Gin”（金酒）源于荷兰文genever（意指有杜松子味的谷制烈酒）。17世纪的英国人将荷兰人视为烈酒业的竞争对手，因而创造出“荷兰勇气”（Dutchcourage，意即“酒后胆”）这个词。
大量生产的烈酒是人们获得陶醉感和卡路里的廉价来源。近代初期欧洲人饮用的麦酒、啤酒、葡萄酒往往质量欠佳，容易走味，而白兰地和威士忌非但不会变味，反而越陈越香，为了保存葡萄酒的味道，酒商通常会在其中添加白兰地，以加重或强化其酒精成分。
蒸馏技术可使易于腐烂的农作物不易腐败，例如马铃薯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酿酒业采用的主要原料，采收后的马铃薯只能存放到下一个温暖生长季节来临前，但如果在蒸馏酒厂里（当时德意志帝国共有6000家这种酒厂）将之转化成酒精，就可以无限期保存，还能外销非洲赚取利润。由于各种烈酒运送起来都比啤酒、葡萄酒来得便宜且容易，因此便成为殖民贸易的重要商品。新西兰原住民曾在举杯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的时候说道：“她是诸善之源，愿她带给我们大批火药、朗姆酒，更愿这两样东西力道都够强劲。”
欧洲人也把蒸馏器带到了殖民地。“邦帝号”叛变者之一威廉·麦科伊（WilliamMcCoy）在遥远的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位于南太平洋）落脚后，就把他从船上抢救下来的一只铜锅改造成蒸馏器，结果自作自受，竟因为喝醉酒而坠崖身亡。在太平洋中部岛屿波纳佩（Ponape）海边流浪的欧洲人知道，他们无法仰赖过往的船只供应解渴的朗姆酒或威士忌，便将椰子汁发酵（他们不久即将这门技术传授给岛民），然后送进蒸馏器，以确保能不断供应烈酒。
殖民地的原住民学会蒸馏技术后，很快就懂得调整配方来迎合自己的口味，有些毛利人就在自酿酒里添加烟草和人尿。不过，最普遍的做法是将进口酒与土产酒混合，至少农业社会是这么做的。19世纪40年代的暹罗人同时饮用从中国、巴达维亚（Batavia，即雅加达）、新加坡、欧洲输入的烈酒，以及本国蒸馏制造的朗姆酒与椰子米酒。一位殖民政府官员曾经抱怨，就算他把奴隶打得半死，还是无法阻止他们把配给的米拿去酿酒，“他们喝这毒药的胃口可真不小”。
只要在饮酒风气盛极一时的地方，都可听到类似的牢骚。蒸馏烈酒与高酒精成分葡萄酒的大量生产，则使欧洲本地与欧洲以外的社会出现更为恶化的醉酒与酗酒趋势。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点，只是不知原因何在。发酵本来是一种自然过程，除了北极居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以外，世界各地大多数人在尝到蒸馏技术制造出来的烈酒以前，至少都喝得到一种酒精饮料，例如椰子酒、蜂蜜酒、玉米或大麦酿造的啤酒，以及发酵奶。
常见的一种解释：发酵饮料很快就会走味，酒精含量也比葡萄酒（14%）和啤酒（7%）来得低（当时葡萄酒的口味不如今日酒精饮料浓烈，而且通常都是掺水饮用，这又稀释了酒精的含量），蒸馏酒的酒精浓度可就高多了。历史学家戴维·克里斯蒂安（DavidChristian）为文写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则有如枪炮，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
植物园中的蒸馏设备，1560年之作，作者佚名。临摹自1500年的《简易蒸馏技术之书》（Liber de Arte Distillandi de Simplicibus）的书名页。此书一般称为“蒸馏小书”（Small Book of Distillation），作者是斯特拉斯堡的外科医生耶罗尼米斯·布伦施威格（HieronymusBrunschwig）。此书和多数有关刺激精神的瘾品及制法的重要典籍一样，不但后来有许多仿效之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
烈酒对某些传统社会的危害较其他社会为烈，例如以狩猎采集维生的民族受害的程度，就比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来得严重，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受到团体的约束。喜欢饮酒作乐的北欧人与东欧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后裔，问题也比南欧人多，前者嗜饮谷物酿造的烈酒，后者则是偏好葡萄酒，而且习惯饱腹饮用，酒量也很适中。另外，穷人消耗的金酒则比中产阶级来得多。总而言之，每个地方的文化习俗与社会环境都会左右酗酒问题的普及程度。
不过，戴维·克里斯蒂安的观察还是很有道理的。普通瘾品一经特殊方法处理，使其效力大增以后，就难免导致更严重的滥用现象，这也是瘾品发展史上一再出现的重要问题。葡萄酒与白兰地的关系，正如鸦片与吗啡、古柯叶与可卡因、烟草丝与现代香烟的关系，而瘾品发展史也与武器竞赛史十分雷同，科技不断推陈出新，亦使人类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