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篇第八章中，我们已经说明了数量的优势在战斗中的价值，从而也说明了一般的优势在战略上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兵力对比的重要性。在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现代战争史可以发现，数量上的优势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这个原则，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军队的勇气和武德在任何时期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今后仍会这样。但是，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时期，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在另外一些时期，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新的战术体系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军事艺术又极力主张根据概括性的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有的统帅在这方面还往往能够从对方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不得不让位给自然而简单的作战方法了。从最近几次战争的经验看，无论是在整个战局中还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特别是在主力会战中，这种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上一篇的第二章。
现在，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最好的军队和最差的军队在这些方面已经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当然，各国军队的科学水平可能还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只表现为一些国家是先进装备的发明者和首先使用者，而另一些国家则是紧随它们的模仿者。甚至像军长和师长这样一级的指挥官，在他们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中也都抱有大致相同的见解和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除了最高统帅的才能以外（统帅的才能很难说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军队的教育程度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它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只有军队的战争养成还可能造成显著的优势。因此，双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的对比就越具有决定意义。
现代会战的特点是由上述均势造成的。让我们不抱成见地读一读博罗迪诺会战史吧！在这次会战中，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法国军队同组织装备以及部队的各个环节都远远落后的俄国军队进行较量。在整个会战中没有表现出任何高超的技艺和智谋。这是双方力量的一次默默的较量，由于双方力量几乎相等，结果，优势最后只能像天平一样渐渐倾向指挥官毅力较大和军队战争养成较好的一方。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兵力处于均势状态，而在其他会战中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并不是所有的会战都必然如此，但大多数会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在一次会战中，如果双方缓慢而又有步骤地进行较量，那么兵力多的一方获胜的把握肯定要大得多。过去常见的那种战胜双倍兵力的敌人的会战在现代战争史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拿破仑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统帅，除了1813年的德累斯顿会战以外，在历次胜利的主力会战中，总是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或者至少集中的兵力不比敌人少很多。每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如在莱比锡、布里耶纳、郎城和滑铁卢会战中），他就会失败【4】。
不过，绝对的兵力在战略上大多是既定的，是统帅无法改变的。我们研究的结果并不是要说明在兵力显著弱于敌人时就不可能进行战争了。战争并不总是出于政治上的自愿，尤其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时更是如此。因此，在战争中任何兵力对比都是可能的，一种战争理论如果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却不能够发挥作用，那它只能是一种令人奇怪的战争理论。因此，尽管理论十分希望双方兵力相当，但决不能说兵力很不相当时理论就用不上了，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确定界限的。
兵力越小，目的就应该越小，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就越短。因此，兵力较小的一方在这两方面就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作战时兵力的大小到底会引起哪些变化，我们只能在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时逐步加以说明。在这里只要说明我们的总的观点就足够了。但是，为了使这个总的观点更为完整，还需要做一点补充。
被卷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的一方，越是缺乏兵力，就越应该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上的紧张和努力程度。如果不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是丧失了勇气，那么，任何军事艺术都无济于事。如果把明智的节制同军队的这种努力结合于确定的目的之中，那么，就会出现既辉煌又有节制的打击行动，这就是腓特烈大帝所指挥的几次战争令人钦佩的地方。
但是，节制和谨慎所起的作用越小，紧张和努力就必然越占主要地位。如果兵力相差极为悬殊，无论怎样限制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失败，或者危险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即使最节省地使用兵力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应该把力量尽可能地集中到一次殊死之战中去。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于是他就把无比的大胆看做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诡诈。最后，即使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成效，那么也可以在光荣的毁灭中寻求将来复兴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