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危机假说”：智库操纵的结果，政治斗争的武器
这种新游戏规则于1993年1月13日在华盛顿特区首度亮相。那是一场小型重要会议，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点在杜邦圆环(Dupont Circle)卡内基会议中心十楼，距白宫只有七分钟车程，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总部也只有一箭之遥。 举足轻重、以为世银和IMF拟订策略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召集了这场会议，视之为新自由主义部族的历史性聚会。出席者包括许多显赫的明星“技术政治家”(technopol)，他们站在运动的最前线，把芝加哥主义散播到全世界。这些人有现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兰的财政部长，土耳其和秘鲁的央行总裁，墨西哥总统的幕僚长，以及一位巴拿马前财政部长。
他们之中还有萨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尔舍诺维奇，即波兰休克治疗的策划者，还有他的哈佛同僚罗德里克，就是曾证明每个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国家都已深陷危机的经济学家。日后出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克鲁格(Anne Krueger)也在场。最热心宣传皮诺切特的智利前部长皮涅拉(Jose? Pin?era)无法躬逢其盛，因为他正密切追踪智利的总统选举，但他还是送来一份详尽的报告。当时仍担任叶利钦顾问的萨克斯将发表主题演说。
会议参与者一整天都陶醉在经济学家最爱的休闲活动中，商议如何让不情愿的政治人物采用不受选民欢迎的政策。选举过后应该多快推出休克治疗？在猝然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中间偏左政党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先警告大众要好，还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较佳？虽然会议取名为“政治改革之政治经济学”——刻意显得有点乏味，似乎有意误导媒体的兴趣——不过一位与会者诡秘地表示，其实真正的主题是“马基雅维利经济学”(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萨克斯聆听这些讨论几个小时，直到晚餐后，他步上讲台发表演说，题目带着典型的萨克斯风格：“经济急诊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绪显然很高昂，台下的听众也准备好聆听这位曾高举休克治疗火炬进入民主时代的偶像的演说。萨克斯并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后来他对我说，他决心利用这场演说，尝试让这群大权在握的听众了解俄罗斯情势的严重性。
他提醒听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挹注欧洲和日本的援助“对日本日后的惊人成功极其重要”。他提及收到传统基金会—— 弗里德曼主义发源地——一位分析师的来信，萨克斯说，这位分析师“强烈主张俄罗斯应该改革，但不是靠外国援助”。“这是自由市场理论家的共识——而我也是其中之一。这言之成理，但却是个错误。市场无法包办一切；国际援助极其重要。”他说， 放任主义的偏执观念正把俄罗斯带向灾难，“不管俄罗斯的改革者多么勇敢、聪明和幸运，他们不靠大规模的外来援助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快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了”。
当然萨克斯获得一轮掌声，但热烈程度只算微温。为什么他赞扬大手笔的社会支出？台下的听众正在进行一场拆解新政的全球征讨，而不是再制造一个新政。在接续的讨论中，没有一位与会者支持萨克斯的挑战，还有几位发言反对。
萨克斯告诉我，他尝试借由演说“解释一场真正的危机会是什么情景......传达急迫感”。他说，在华盛顿做决策的人往往“不了解什么是经济动乱。他们不了解所引发的脱序状态”。他想让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有一股动力可能把情势推向失控，直到引发其他灾难，直到希特勒趁势崛起掌权，直到发生内战， 或大规模饥馑，任何情况都可能......你必须采取紧急的协助行为，因为一个不稳定的情势绝对会走向愈来愈不稳定，而不会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萨克斯无法充分说服他的听众。与会者都十分熟悉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而且许多人曾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大多数人完全了解经济崩溃会有多混乱和动荡，但他们从俄罗斯得到一个不同的教训：痛楚和错乱的政治情势正迫使叶利钦快速变卖国家财富，这是明显而有利的结果。
会议只得靠主办人威廉森把讨论带回那些务实的优先事务。萨克斯是这场盛会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听众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威廉森头发渐秃，很不上镜，但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偏执却相当耸动，“华盛顿共识”这个词——也许是现代经济学最常被引用、也最具争议性的词——就是他创造的。他以主持严密的闭门会议和讲座著称，每场会议的目的都是为测试他大胆的假说。在1月的会议，他有一个急迫的目标：他想一劳永逸地测试他所谓的“危机假说”。
威廉森在他的演说中没有警告要拯救哪个国家免于急迫的危机；事实上，他狂热地谈论引发巨变的事件。他提醒听众一些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只有真正尝到苦难的国家才愿意吞服市场苦药，只有遭到震撼的国家才会躺下来接受休克治疗。他宣称，“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创造最好的机会，让人们了解必须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
威廉森以他无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潜意识，并一派轻松地指出这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问，刻意挑起灾难以铲除改革的政治障碍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已有人建议，是否值得故意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以便让大众惊吓到接受这种改变......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理论上不会有人赞成 1930 年代中期的德国或日本走向战争，只为了获得战败后接续的飞快成长。但一场较小规模的危机能否发挥同样的功效？可不可能设计一场假危机，能够不必付出真危机的成本而带来同样的效果？
威廉森的发言代表休克主义的大跃进。在满屋子的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多到足以办一场经济峰会的这个场合，主动制造严重的危机以推动休克治疗的想法已进入到了公开讨论。
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在演说时觉得有必要撇清与这种邪说的关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托伊说：“ 威廉森建议，挑起人为的危机以触发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们最好把他的用意解读为搞笑。”但没有证据显示威廉森是在搞笑。事实上，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的想法已被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级金融决策者采用。
威廉森在华盛顿开会的隔月，我们看到美国掀起一波对“假危机”的新狂热，虽然当时很少人了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环。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于金融灾难，至少一般人从新闻和电视中得到的结论是如此。“债务危机迫近”，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在头版标题疾呼。一家全国性大电视台的特别报道说：“经济学家预测明年某个时候，或两年内，财政部副部长将走进内阁，宣布加拿大的信用已经耗尽......我们的生活将急剧改变。”
“债墙”(debt wall)这个词突然变成新语汇，它的意思是，虽然现在的生活似乎舒适平和，但加拿大已严重入不敷出，影响力巨大的华尔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S&P)，很快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债信评等从完美的三个A调降下来。 万一发生这种事，机动性超强的投资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新规范下，将随时从加拿大撤资，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唯一的对策是大幅削减部分社会计划的支出，如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果不其然，执政的自由党就这么做，虽然他们不久前才以创造就业的政纲当选为执政党(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预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后两年，调查记者麦奎格 (Linda McQuaig)揭露，少数几个加拿大的智库缜密地煽动并操纵了这种危机感，尤其是豪尔研究所(C.D. Howe Institute) 和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这是弗里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库)，背后的赞助者则是几家最大的银行和企业。加拿大确实有赤字问题，但并非由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计划的支出造成。根据加拿大统计局，问题出在高利率导致债务价值膨胀， 就像1980年代沃尔克震撼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膨胀一样。
麦奎格前往穆迪的华尔街办公室，与主管公布加拿大债信评等的资深分析师涂格利亚(Vincent Truglia)谈话，涂格利亚向她透露了惊人的内幕：加拿大的企业主管和银行家不断向他施压，要求他发表贬抑加拿大财政的报告，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加拿大是优良而稳定的投资标的。“我处理的国家中，从来没发生国民希望降低自己国家评级的例子，而且是不断要求。他们认为加拿大被评得太高。”他说，他经常接到其他国家的代表打电话，抗议他给的评级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国人更看轻自己的国家。”
对加拿大金融圈来说，这是因为“赤字危机”是发动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涂格利亚接那到些奇怪的电话前，一项要求政府削减医疗和教育等社会计划支出以降低税率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发动。由于这类社会计划受到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减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胁国家经济可能因此崩溃，陷于全面危机。但穆迪机构继续给加拿大最高的A++债信评级，会使维持世界末日气氛变得极为困难。
在那段期间，投资人对混淆的信息感到很困惑：穆迪对加拿大很乐观，但加拿大媒体不断报道国家财政的惨况。涂格利亚受够了加拿大发布政治操纵的统计数字，担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质疑，于是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发表了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并未失控”的“特别评论”，甚至隐约批评右派智库使用的狡诈统计手法。“近日公布的数项报告，大幅夸大加拿大的预算债务部位，其中有些数字被重复计算，另一些则作了不恰当的国际比较......这些不正确的计算可能导致加拿大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穆迪发表特别报告后，“债墙”并未迫近的说法传开来——但加拿大的企业界并不高兴。涂格利亚说，他发表报告后，“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机构的人......打电话给我，对着我大吼大叫，这还真罕见”。
等加拿大人发现“赤字危机”是企业资助的智库夸大操纵的结果时，生米已煮成熟饭——预算已遭削减并实施。直接的结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给失业者的社会计划被大幅削减，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虽然后续数年出现了预算盈余。这种危机策略在这段期间不断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录像带被泄露给加拿大新闻界，内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长在一次公务员闭门会议中说，在宣布削减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改革前，必须先泄露一些描绘悲惨情况的信息，以便创造必要的惊慌气氛，虽然这些信息可能言过其实。他称这种操作是“创造有用的危机”。
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英国人，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汇率理论、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有过许多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