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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静涛:汉字的简化与繁化

2019年3月25日  来源:中国台湾网 作者: 提供人:buju21......

古代的繁简变迁

汉字属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甲骨文由图画发展而来,即象形字,描绘事物形象的精细和粗略就产生了简体与繁体之别。简体字,相对繁体字而言。一个汉字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形体,这几个形体笔画多的叫繁体字,笔画少的叫简体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至小篆,字体逐步变为以线条符号为主,字形逐渐固定,由简趋繁。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文字不一,阻碍交流。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文字统一的重要性。《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其他诸侯国文字,确立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规范化字体。文字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国家版图不断扩大,各种事务与日俱增,为了使文字更为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汉字字数不断增加,新词层出不穷。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至清朝初年,《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汉字由简至繁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过程,不断累积,推陈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学习、书写难度随之增加。

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简化汉字应运而生。西汉以来,隶书逐渐取代篆书,以简驭繁。南北朝至隋唐,楷书、行书、草书渐兴,繁简结合。但篆书不是甲骨文的简化,楷书不是隶书的简化,而是增加笔划,继承创新,予以繁化,丰富美感。

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的碑刻。到隋唐,简体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现在日常使用的简化字,如“万、无、善、法”等,已见于北魏《龙门二十品》。

汉字字体总趋势是从简趋繁、从繁至简,不是简化否定繁化,或繁化否定简化,而是共生共存,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汉字的形式与内容,绝非越简越好。

隶书取代篆书,但篆书没有消亡,仍在使用。东汉后期,隶书完全成熟,但篆书的正统性、权威性仍然维持,《西岳华山庙碑》、《尹宙碑》、《张迁碑》、《鲜于璜碑》、《西狭颂》等汉碑的碑文使用隶书,但碑额仍书篆字。唐朝楷书经典《颜氏家庙碑》,碑文为正楷,碑额为篆书。一直至清朝,皇家碑文多使用楷体,碑额多使用篆字。自西汉至晚清,历朝玉玺使用篆字。民间治印,使用篆字为主,称为篆刻。

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推行汉化,魏碑楷体渐趋成形,但《孝文帝吊比干文碑》碑文用楷书,碑额仍用篆字。对于新生的楷书,王公贵族看法不一,有所保留。东魏、西魏对峙,出现复古潮流。北周《华岳庙碑》使用隶书,杂以楷书,七隶三楷,饶有古意,别具一格。

唐朝开元盛世,楷书趋于成熟,基本定型,成为日常书体,为大众接受,但唐玄宗推崇隶书,追慕两汉,泰山封禅,撰《纪泰山铭》,“稽虞典,绎汉制”,昭告天下,用隶体大书,刻石勒碑,历经千年风霜雨雪。嵩山巨碑,《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徐浩隶书,神采飞扬。

古代简化汉字,用行草书,主要是为了增进书写速度,节省时间,在一定范围内传播,通用字体仍然是楷书。明朝、清朝,宋体字普通使用于雕版印刷。

简化字普及基础教育

近代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些知识精英反躬自省,开始在文化层面上探寻积贫积弱的原因,废除科举、改革文字成为一种取向。

汉字不仅是语言符号,亦是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1902年,维新志士吴汝纶赴日本考察,遍访各界贤达,虚心求教。日本教育家小村俊三郎指出,“变法必先变俗,变法属政事,变俗关教学”。古城贞吉劝告:“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移易风俗,圣贤犹难,五方交通,学有长短,如废贵国之文学,则三千年之风俗无复存者,人则悉死,政则悉败矣。是故英国有保守党,以制西人之趋轻浮狂简也。”章太炎传播国学,告诫学子,“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赤子之心,忠言逆耳。

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不为所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改革汉字的呼声升高。近现代中国的简化汉字,不仅仅是简化笔划,更有奇想,视汉字为腐朽落后之物,必欲去之,实现拼音化、拉丁化。甚至有学者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已超出文字改革、简化汉字的范围,是要革汉字的命。

1920年,语言学家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推广简体字。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社会各界对此贬褒不一,文字简化的方案被迫搁置。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读书人从秀才考至举人、进士。传统汉字仅为少数人掌握。所谓的书同文,仅限于知识阶层。大部分农民不识字,为文盲。至1949年,中国大陆约4亿人,文盲率大约为80%。对工农大众来说,汉字确实是字多、形多、读音多,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

以高玉宝为典型的劳苦大众,出生贫寒,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辈朝天,劳其一生,为温饱奔波,被愚弄、被嘲讽、被欺压,受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年幼的高玉宝哭喊,“我要读书”,是亿万工农大众心灵深处的呼唤。高玉宝们不识字,绝非愚不可教,亦非汉字如何高深,而是缺乏求学的起码条件。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字改革的基本方针。为了早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扫除文盲是当务之急。将一部分汉字简化,降低难度,有助于工农大众在短期内,学习约2000个汉字,初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全面推行简化汉字。

根据各地使用情况,这个方案略有调整。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收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954个简化字,共2238字。简化字主要有两种,一是简体,多从俗字、古字、草书中演变而来;二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取代。

大多数简化字有其由来。传统汉字,如“農、窮、讓、藝、曬、傷、鐵、為、衛、無、鬱、憂、總、雜、鑿、邊、幣、龜、機”等,予以简化,可以降低识别难度。

但亦有个别简化字值得商榷。多个偏旁简化为“又”,例如,将“漢”简化为“汉”,“權”简化为“权”,“僅”简化为“仅”,“難”简化为“难”,“勸”简化为“劝”,“歎”简化为“叹”,“對”简化为“对”,“觀”简化为“观”,“雞”简化为“鸡”,“鳳”简化为“凤”,“戲”简化为“戏”,“樹”简化为“树”。如此频用“又”字,无从类推,易致纷歧。

总体上看,中国大陆推广简化字,使几千万民众在短期内认识了一些汉字,普及了基础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成效卓著,功不可没。文革期间,工农子弟学习简化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简化汉字,主要为了降低难度,亦有一减再减之念。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简化汉字853个,引起广泛争议,不久叫停。

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意愿,1986年6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第二套简化字方案,“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中国大陆的简化字运动,经20余年的实践,终于告一段落。

繁简应该适度

汉字对东亚地区影响深远,古代朝鲜、越南、琉球等国普遍使用汉字,作为官方语言,日文源于汉字,加以改进。

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部分改革人士就主张废除日文,用西方字母文字代之,首先废除日文中的汉字,遭到抵制,未能如愿。几经反复较量,日本民众终于捍卫日文的正统性,继续使用传统汉字。

古代朝鲜取法中华文化,士绅以使用汉字为荣。日本对朝鲜推行殖民统治,推行日语,没有废除汉字。战后南北朝鲜相继独立,去殖民地化,废除日文。韩国部分人士反对继续使用汉字。1970年,韩国政府开始下令,所有政府公文、书籍、报刊杂志等,不得使用汉字,一律使用朝鲜本国文字。此种操切做法虽有助于朝鲜文字的普及,却使韩国文化发生断层,一代知识精英无法阅读朝鲜古籍,难以传承民族文化。中国大陆迅速发展,又丧失了一门非常实用的外语。30年后,韩国朝野反思废除汉字,追悔莫及,鼓励年轻一代重新学习传统汉字,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

文字改革的过程,也是文字损失的过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从文言文至白话文,从五律七律至自由诗,从传统汉字至简化字,降低了学习中文的难度,但也不应忽视其负面效应。由于缺乏传统汉字教育,在中国大陆,即使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民众,看旧版四书五经如读天书,进博物馆不能欣赏古代的书法绘画,访名胜古迹读不通对联长文,登三山五岳难以辨识摩崖刻石,面对博大精深的祖国传统文化,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望字兴叹,徒唤奈何。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传统汉字有笔划少的字,如“一、乙”等,一笔字,可谓至简,亦有多笔划字,如“龍、龜”等。繁简只是相对而言,过简则不易区隔,过繁则不易识别。

鉴于汉字字数不断扩弃,难度一再增加,采取简单化的做法,一简再简,就会致一部分汉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已经背离了普及文化的初衷。

汉字亦非愈繁愈好。笔划过多,不易学习,如入迷宫,不知所措,书写亦有困难,故有俗字、行草,予以简化。狂草一般限于专业人士,大众很难识别,作为一种艺术,有其存在价值,但对于社会大众,识别难度超过传统楷体字,增加了繁化程度。繁简必须适度,寻求平衡点。

对于推广、普及简化字,中国大陆行政部门立场坚定,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巩固。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明确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文字。“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2018年底,中宣部推出大型政论片《我们一起走过》,使用毛泽东行草手书作为标题,“过”书为“過”。“学习强国”平台上线,直接使用毛泽东行草手书“學習”两字,成为“學習强国”。2019年1月,政论刊物《旗帜》直接使用毛泽东的行草手书“旗幟”。

毛泽东的草书龙飞凤舞,气势雄健,将汉字的宏大气象推至新的境界。而对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因未系统学过传统汉字,识别行草“幟”、“過”、“學習”,有些难度。

文化自觉与“一国一字”

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字约13000个,大陆的简化字总共2238个,简化字占通用规范汉字约六分之一。两岸四地使用的汉字,约六分之五一致,共同处居多。从识字率、使用汉字率,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至现在,在全中国范围内才基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简化字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版《新华字典》封面,“新华字典”用简化字,手书“商務印書館”则有3个繁体字。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封面,“商务印书馆”用简化字,手书“現代汉語詞典”则有3个繁体字。《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对所有简化字,均附有对应的繁体字,为从学习简化字至繁体字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大陆,中小学生人手一册《新华字典》,大学生多备《现代汉语词典》。一部分学生通过查阅这两部字典,经常阅读中华书局旧版《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史记》、《汉书》,可以基本解决阅读传统汉字的问题。书写传统汉字则因人而异,个人之间交流会出现,但较少。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人民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基本扫除文盲。高玉宝的后代已不再满足了简单的初等教育,从“我要读书”,到“我要读好书、古书”,提高文化层次,成长为知识精英。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一些精英人士主张废除简化字,恢复传统汉字。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如此做法,将使60岁以上的老人成为半文盲,不利于他们安度晚年。要求40岁以上的民众再去学习传统汉字,存在现实困难。这批人占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50%。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断然废除简化字实不可取。

中国大陆的行政管辖权尚未及于台湾地区。中央政府根据特别行政区法,承认香港、澳门使用传统汉字。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台湾、香港、澳门仍将继续使用传统汉字。

两岸四地的人民币、新台币、香港币、澳门币,均使有传统汉字“壹、贰、伍、拾、佰、圆”等,不约而同,基本一致。中国大陆规定,货币的准确数字必须书写传统汉字。“一国一字”在货币版面上已基本实现。

在中国大陆恢复传统汉字的学习,对于约2000个繁体字,是一个增量学习的过程,考虑到难易、文化程度等因素,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分地区、分职业、分年龄,循序渐进。

高玉宝一代渐渐远去,高玉宝的后代正在茁壮成长。作者建议,推广传统汉字,要从娃娃抓起,传统汉字要进课本、进课堂,先从常用字做起,在近10年内,鼓励中小学生能够认识约500个常用繁体字。由少至多,由易至难。

对于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特别是中文、历史、哲学专业的人士,应能够熟练掌握传统汉字,阅读古籍,如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是从事专业学习、研究的最起码要求。

对于国台办、统战部、台盟、台联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要求能够认识、书写传统汉字,以便于开展实际工作及对外交流。

一些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如西安、洛阳、苏州、杭州,可以鼓励广大市民学习传统汉字,积累经验,稳步推广。其他城市可以适当借鉴。

简化字作为规范汉字,在书刊杂志、新闻媒体、政府公文照常使用。但在特定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可以使用传统汉字,如撰写论文、研究报告。由民间组织召开的关于中华文化的学习研讨会,可以使用传统汉字于海报、会标、会议手册、论文等。

毛泽东的手书,如“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日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新華書店”,家喻户晓。对于“讀書學習、寫詩賦詞、漢語復興、農業豐產、龍飛馬騰、國懷憂樂、長壽時間、親愛遠鄉”等几十个承载中华文化精神的传统汉字,可集古代碑帖楷书,用于书报杂志等媒体的大标题。这在现有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有先例可循,评估效果,从长计议。

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并没有引起知识阶层的强烈反对,因从繁体字至简化字,是一个减量过程,降低了书写的难度,不存在太多困难。

随着两岸四地交流的不断深入,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年轻人,在继续使用传统汉字的过程中,也应学习书写简化字,这对于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有其必要。而且,这些简化字,许多是传统汉字的行草书,多掌握一些书写手法,可以增长见识。

汉唐往事,百年迷津。物换星移,大浪淘沙。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知识精英正在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岸四地惺惺相惜,相向而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年轻人做起,逐步实现全中国范围内的书同字,共同传承古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褚静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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