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我这个人酷爱运动和旅游，加之工作的关系，四处跑的时候比较多，迄今为止，我去过台湾20多次，对台湾稍有了解。
提起台湾，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描述就是：台湾是很中国、很现代的一个地方。2009年，我50岁，作为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我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一圈儿，9天骑了1100公里，这一路的骑行与观光让我对台湾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深一层的认识。我发现台湾像一个青春靓丽的女人，但平时却穿着普通的衣服，素面朝天，你不经意之中会忽略她，但你仔细停留下来你会非常喜欢她。你到台湾第一眼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很普通的房子、街道等，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停下来仔细地看，她稍微一倒持，你便觉得眼前一亮。换言之，她很低调、很含蓄，就是很中国的感觉。
为什么叫很中国？我大概10多年前去越南的时候，他们带我们去个钱柜唱歌，有一个歌特别有意思，歌名叫《你爱我的样子很中国》，我说这叫什么，你爱我的样子很中国，什么叫很中国呢，他就说了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歌词大体上说，你很喜欢我，但是你不大敢于表达，你总是把热情放在心理，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很中国的意思就是含蓄、低调、木讷，所以叫《你爱我的样子很中国》。台湾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甚至在它身上，有的时候可以找到比大陆更多的文化元素和感觉。因为台湾的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陆这几十年的变化使文化很断裂。我们这几十年，大陆这边的文化不断在撕扯，价值观很破碎很断裂。
说它很现代是因为台湾大概比我们经济早发展20年，像台湾人均GDP是大陆的3倍，大陆现在是3500美金左右，那么台湾整个人均GDP大概是15000。北京人均GDP是10000，台北是北京的两倍，将近25000。也就是说实际台湾经济水平是比我们高很多，但是从表面上看，它的街道、人，这些甚至不如我们新潮，但实际上民间财富比我们多。还有一点就是那里的商业竞争氛围、娱乐化程度、时尚流行、文化创意等诸多产业，都比大陆要提前一步，很有现代的感觉。
媒体监督，官不聊生，人民幸福
估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台湾政治方面比较乱，斗争比较激烈，挺闹心的。其实，媒体上看到的台湾和实际感受到的台湾不一样。实际上的台湾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叫做“官不聊生，人民幸福”。为什么官不聊生？因为它是选举政治、民主政治。
为什么你在媒体上看到台湾的政治生态和实际的不一样呢？因为媒体的功能不一样。我们这边媒体的功能是宣传，是单向度传播，是说我要让你知道的，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所以官方主流媒体看到的都是好的，坏的不说，或者是不让说，或者是局限在一个地方。而在台湾，媒体是只说坏的不说好的，对媒体来说，坏事件就是好新闻，狗咬人都是好新闻，所以他只说坏的。由于媒体这样的特点，就造成了一个误判，你会觉得台湾怎么那么乱，选举谁攻击谁，整天你骂我我骂你，好像特别闹心。但你仔细往深了想，媒体这样不断地说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是说这种独立的媒体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言论权利的表达问题，言论自由的权利是被充分尊重的。另一方面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则是媒体对官员的监督很厉害，所以官不聊生。
我讲一个故事，我们这儿说要提拔你当部长，全村都送礼，朋友同学都在庆祝，晚上还要喝酒祝贺，我们很多同学提拔都祝贺。他们那里谁家里要是有一个当部长的是愁死人的事，一旦被选举当部长，全家人都得讨论，多数家里人不愿意家人当部长。为什么，媒体天天盯着你，你只要干一点坏事就报道你，你要不干坏事，比如你的小孩今天上学开车去的，开什么车，立即就报，然后看你这个车和你的收入匹配不匹配，因为你的财产是透明的，如果财产不够买这个车，那是不是有什么灰色收入等等。它的媒体厉害到这样的程度，对官员的监督非常厉害，这样的话就保证他廉政，官员系统的廉洁。
还有一点，你会发现，它跟美国有点像，所有社会不好的东西，都是它媒体自己揭露的，美国人在伊拉克虐囚，不是伊拉克举报的，也不是中国人举报的，是美国媒体自己举报的，网上所谓的泄密都是自己说的，反过来想想，它敢自己说，谁都可以说，结果社会上所有的弊端、弊病都不断的被自己挑破了说，所以这个社会反而是很健康的。
社会受制于媒体，官员受制于媒体，所以说官不聊生。另外，所有人都受制于法律，这样做的结果是保护了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也括犯罪嫌疑人。以陈水扁为例琢磨这个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仔细看关于陈水扁的报道，陈水扁被起来以后，他不是“规”也不是刑拘，而是叫“拘押禁见”，拘押起来禁止见面，但不是说所有人都不能见面，有些人不让你见，哪些人不让见？跟案子相关的人不能见。按照他们的说法是防止串供、湮灭证据和逃跑，防止这三样东西，其他的权利都被保护了。其他跟案子没关的人想见谁都能见，结果陈水扁在看守所里出了两本书，挺自在的。而且陈水扁所有退休待遇全部保留，因为他是三审定案，三审他才能定是罪犯，现在还是犯罪嫌疑人，在没有最后三审之前，他的公民权利得到了完整的保护。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媒体和社会体制，不断的地把这事给审了而已。相对于我们这儿来说，是不是比它好呢，那很难讲，因为这件事情不能比，但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这么开放，我相信大家对身边的看法都会改变，一个是媒体性质改变，一个是客观效果改变。
政党竞争像卖可乐
大家可能不知道，宋楚瑜来过大陆以后，我去台湾却发现他的党部被查封了，为什么查封？欠人家水电费，房租水电付不起。后来，宋楚瑜来大陆包机的钱，到现在都还没有跟南方航空公司结清呢。到大陆来花这么多钱，他政党没那么多钱，结果房子、水电费付不起，房东就查封了，给他贴了封起诉单，你不交房租不行，所以这个政党没地方待了，最后慢慢就萎缩了。
另外，台湾所有政党的总部有一个规律，最先都是在很牛叉的地方。有一次国民党的办公府对面大楼里，我见到了连战，特别有意思，连战带我到了玻璃那看对面的办公府。他说，当时我们是执政党，就想把总部中央放在这儿也好，两边上班办公都很方便，所以在这么近盖了个大楼，我们现在成在野党了，这成了我们去静坐的一个俱乐部，没想到变成这样了。此后很快国民党经费也没有了，就把这个楼卖给了张荣发，另租了个地方做党部。我又去看，那就已经是很不成样子了。那么民进党的总部在哪？民进党总部就在街上，像咱们这儿的7-11、麦当劳一样，像一个店铺一样，所以现在政党的总部越来越多放在街上，不放在深宅大院里。为什么放在街上？因为跟选民、民众沟通方便，因为它是选举政治，它得让人知道他，进来方便找，你老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谁知道你在哪儿。
宋楚瑜就一路下去了，后来没钱了，他也募不到钱。为什么募不到钱呢？不是大老板都可以给他钱吗？你们仔细想想，大老板为什么给他钱呢？这其实相当于我们包装一个明星，你包装一个歌星的目的是让他赚钱，让他能红，才给他钱，如果说他红不了，比如宋楚瑜，他选不赢，他也红不了，你说谁给他钱呢。他怎么才能红呢？他得唱那个流行歌曲，什么流行歌曲？政党的流行歌曲就是能提供选民喜欢的政策。他也制定不出，提不出选民喜欢的政策，也就是说唱不了流行歌曲，人家就不鼓掌，不鼓掌就选不上，选不上，谁还给他钱？现在亲民党应该能募个几百万台币，实际上也就一两百万人民币，这点钱怎么混啊？所以这个党又萎缩了。
后来我发现，所谓两党制，跟卖商品一样，是竞争出来的，台湾有100多个党，好比我们有很多可乐，竞争来竞争去，最后就剩两个可乐；有很多做家用电器的连锁店就剩苏宁和国美，然后第三、第四一下子比它们要小很多，还有基本上看不见了的。竞争的市场最后都是这样，商品市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结果在台湾就这样，政党竞争就跟卖可乐一样，最后竞争就是两可乐，剩下的全是胡扯的，你今天做的其他品牌可乐都卖不出去。
选票，那是攒出来的
媒体监督与选举竞争的结果就是保证了民众的利益，被选上的人多数也是真正为了成就，为了服务民众才去做的。
台北市有一个议员，他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我问他是怎么选上的，为什么变成议员。他说我很高兴，大家选我我有成就感。我说怎么才能选你，他说这个选区大概3万人选我我就可以当议员，这些选票都是我一票一票攒出来的，怎么攒呢？正说着来个电话，说了半天，我也听不懂，他接完电话告诉我：有一个我选区的选民，他父亲去世了，我也不认识他，他打电话找我，那个骨灰要放在灵骨塔，他想要放在比较高的位置。放在高的位置有面子，如果放在灵骨塔最底下，钱花的少让人家来拜的时候没面子，刚才说这个事让我找人给他摆在高处。他说这个灵骨塔不是我经营的，但我得答应，我刚才又打了电话找朋友，最后给他摆上去了，你别小看这事，这一下就五六票呢。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看，他父亲虽然已是往生，我帮他放在高处了，相当于把他父亲照顾好了，他们全家人肯定都选我，至少五六票，我再选举，这个人肯定跑不掉。他说我每天就这么攒票，帮人做点好事，花了差不多20年才攒了这么多票。我说那你天天忙这个事，你的生意都不做了，你不过日子了？他说我是议员，政府每年有200万的补助，这个补助就是给你租办公室、请助手、打电话费、油钱，这些刚够我吃饭活下来，剩下来的不影响我做生意，我做议员同时可以做生意。我这么好的服务大家，我万一要推出一个产品，有一个生意，做一个节目，也有人鼓掌，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同时我又很有责任感。
还有个跟这个类似的，有一次我在台中看见有个花圈是红色和黄色的，红底黄字——一般死人用的都是黑和白，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旁边的人，这也是死人的吗？他说，这是好事，那个是丧事。他说你别小看这个花圈，这边有一个人选举每次都能选上，几十年都是这样。怎么做到的呢？哪家有事就送礼，认识的不认识的都送，这么多年，几乎每一家他都送过，送那个红色的花圈，白的也送，这样每一家都记得这个人。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他把成本全部分摊十年二十年，他们叫做勤走基层，勤为选民服务，且服务好，最后大家都选他，所以选举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可以让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原来没想到真的是为人民服务，还以为跟大陆的教育有关。有的人认为选上了还不是干坏事，但是你发现他想选上就必须为人民服务，一旦选上他也干不成坏事，因为媒体天天盯着你，你也干不成坏事，选举最后造成这么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越开放判断越独立
在台湾，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民众自己判断能力都特别强，你想说什么事都有五六种说法，那你怎么办，只好自己判断了，我们都是一个声音去宣传，其实大家没有判断力了，你都是跟着媒体走了。所以台湾一方面是吵吵，但是一方面，中产阶级、选民老百姓都特别独立，都特别会判断，而且影响不到他们过日子。你去问一下会发现，老百姓每天生活都特别幸福，没感觉到闹心，至于媒体吵吵，就跟我们之间看八卦似的，看完就完了，并不影响日子和心情。
这点让我颇有感触，看来增强独立判断的方法不是减少信息，而是掌握更多的信息，避免单向传播，而应该多向传播。我们关起门来教育，表面上是一致了，底下不容易一致，其实下面每个人一套想法。台湾表面上很乱，什么都说，但是他们深层的价值观高度一致。最典型的像美国，美国民主、自由的国家概念非常一致，那种自发的升国旗的地方，在全世界最多的是美国，而舆论说的美国是最乱的，因为它是开放的、独立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开放和发展以后，应该是在更多的信息当中让自己去判断，逐渐地形成一致性的价值观、一致性的法律观念，这是开放的情况下形成的，越开放大家越独立判断。我老问台湾一些人，你们怎么投票的，是不是谁说了什么东西？结果发现，他们每个人判断能力非常强，比如说我判断我喜欢某一种观点，其他的观点再说基本上进不了脑子。所以多元社会充分表达带来了一个结果是价值观反而在深层次趋同，在言论上更丰富。越开放判断越独立，越开放越一致，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这些事其实在我们身上也发生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都穿牛仔裤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越开放，民族的东西越多了，中国什么庙会、传统都回来了，越开放越回来了，而不是越西化。言论也是这样，越开放，一致性的东西越多。这个一致性的东西是扎根了的，信息越多样化，深层次的认同逐步建立起来，而且越牢固。如果反过来，不断这里那里和谐一下，最后把这个事箍死了，这个表面上没什么，实际上越来越分离，社会才被隔离。
台湾似乎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去过台湾或对台湾稍有了解的人会发现，他们优雅，他们强调礼义廉耻，他们写繁体字，甚至想给繁体字申遗，似乎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其实台湾没有刻意地去做文化保护上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它就是自然的一种延续。因为台湾近五十年没有什么文化断裂，它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几千年下来，一直都在延续中国的传统，所以礼义廉耻都是台湾从小的教育内容。当然台湾在现代化以后，大概也是在人均GDP从3000美金到8000美金这段时间，台湾人也开始一种价值混乱，究竟这个传统要不要，最近有一本书叫《我们台湾这些年》，这里边就讲到了这点。在这个时候它就提出了价值重建，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一套新的价值观念，这套价值观念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同时也去了意识形态化。
其实在早期台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泛意识形态化。台湾的意识形态当时是三民主义，到哪都三民主义，烟盒上都写三民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写科学发展哪都得写，马路上面全是，台湾在这一段意识形态化非常的厉害。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后期逐步开始了意识形态空壳化，也就是说，只有上层少数人在讲，老百姓已经不讲了。那么到后来呢，蒋经国以后这些年，实际上，政党只有政策没有意识形态。现在的民进党、国民党都是政策上的差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大的差别，整体观念也没有什么差别，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一样，他们都是在自由民主前提下有一些差别，所以台湾就逐步形成了一个多样文化，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中国人的核心的道统，这从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上可以看出。
比如孝字，“孝”字基本上对我们而言，都是到父母病的时候才觉得是要孝，父母没有病的时候最多是打个电话，或去家里转一圈，买点生活用品啥的，然后吃个饭聊聊天。就像我到我父母那，也没有鞠躬行礼一说，去一趟就是挺孝顺了。我有一个台湾朋友，有一次去台湾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要路过家里，要去看一看老母亲，问我要不要一起上去一下，我们说正办事呢，走半道上怎么想起？他说因为我路过我应该去看一看，我说那行吧，结果到了家里他先给母亲鞠个躬，然后问寒问暖，看有什么事，然后介绍我们这些朋友，最后再去拜别，这种恭敬程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所以这个孝，并不是说在嘴上的，对老人的礼节、礼数必须周到。所谓礼义廉耻，第一个是礼，礼就是一些仪式，彼此表示尊敬、尊卑、高低这样一些程序性的事，这个在台湾基本上都做到了。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在大陆的感受和在台湾的感受不一样，在台湾感觉见董事长是一个很大的事，因为他们礼义廉耻的训练，他们很尊敬，包括开门、鞠躬，完全的一套程序，当然没有日本人那么严格，但是认真程度让你很感动。
此外，政府的教育也给予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延续一个强化，加上民众本身的身体力行，结果就是做什么都有规有矩的，让人觉得特别舒服。这是我们去台湾感受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商业文化很娱乐很开放
台湾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义廉耻”这些东西要比我们这边更有传承，更遵守。但它确实又有现代社会商业竞争的一面，比我们更娱乐，更开放。
我台湾的电影看得挺多的，《台湾假日》、《台北一日》，包括《艋舺》，最近的新片，他们叫“国片”，这些我都看。电视节目我也看，大陆很多节目基本上是翻台湾翻欧美的，我觉得这些节目确实就是一个娱乐功能，不像我们央视老端着一定要教育别人，你肚子里都是真理，别人肚子里都是糟粕，你一定要把肚子里的真理糊在了人家脸上才是真理，这是央视以往的姿态。但是他们那儿就是娱乐，娱乐是什么呢？娱乐你自己得乐，你自己端着别人就没法乐，所以他们的主持人比观众兴奋，我们教育人的往往自己不兴奋，怎么能使别人兴奋？娱乐是自己先兴奋然后让别人被兴奋，所以他们的节目很火爆。比如我们大陆人爱看的《全民大闷锅》，几个人有时候一会儿模仿宋楚瑜、一会儿模仿马英九，一会儿模仿陈水扁，然后在里边搞怪，这就是政治模仿秀，每天拿这些政治人物调侃。所以那边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个状态难免有三俗。我有时也在想，老百姓不俗了还叫老百姓？老百姓都不俗了，不吃饭、不放屁、不打嗝，每天见面全说的像戏词似的，这还叫老百姓吗？我就觉得实际上老百姓的日子，不是三俗至少得有一俗，俗人，我们就是俗人，想法可以偏点低级趣味，但不伤害别人，我们尽量高雅，但是万一不高雅也别歧视我。
比如台湾有一个词叫“饭局妹”，我们发现咱们大陆有一个网叫“饭局网”，陪吃一餐多少钱，大陆这边标出来女大学生是2000左右，不超过8000，然后有些小明星20万、30万，最高的多少，网站上在那拍卖，然后吃饭找这些女孩子，台湾就叫“饭局妹”。它这个“饭局妹”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相对比较高级，一般有点文化，也有传媒系统的，又很体面，有知识，长的不错，影响也比较不错的，每次政治、商务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两个人在场气氛比较活跃，这些“饭局妹”吃饭是要拿钱的，比如说我今天请四个大佬，然后觉得比较闷，对方商务要谈的事很累，需要活跃一下餐桌上的气氛，放松一下，就花钱去请一个“饭局妹”，也可能是某个电视台资深的记者、或某一个公关公司的、或某一个公司的朋友，这些叫“饭局妹”，这个就成为一个潜规则。这个不同于我们过去讲的，没有色情意思，这个“饭局妹”知识面比较宽，比较善于应酬，她可以跟大家聊天调节气氛，仅仅起这个作用，这个东西台湾社会实际上是宽容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很物质的女性的确难以避免的，媒体上也是有批评的，虽然已经很开放，但它还是希望道德和物质保持平衡，基本的廉耻还是要有的，但同时要顾及竞争压力适当地现实一些，就是保持这样一个平衡。
这件事在大陆还有人讨论，说这件事违法不违法，请女孩子吃饭还要付钱，后来法律界人士讨论说这个东西不违法，相当于世纪佳缘，你们帮他们约了朋友，吃了饭你要给世纪佳缘交钱，这怎么违法呢？成人之美嘛。但有一点，它一定是实名制的，不能涉及到色情。
台湾为什么有创意：自由、文化融合、充分竞争
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有口皆碑，无论是它的流行音乐还是音乐出版，还是它的音乐设计，比大陆要强，而且它的设计不一样，很有创新。原因何在？
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三样东西很重要，首先是自由，你不怕说错、不怕画错、不怕写错，老怕错是出不来好创意的。所谓愤怒出诗人，人一愤怒了还管你错不错，就这么说了，乖乖女能写出什么过瘾的文章？比如大陆流行音乐市场，60%、70%都是台湾人占据着，你看每天流行音乐开演唱会的，尤其是男歌手，几乎都是台湾的，他们怎么说怎么唱怎么写，自由非常重要。大陆这么多人怎么没有原创能力呢？因为我们这边一方面讲文化创意产业，一方面又把很多思想很多条条框框加在你头上禁锢住，相当于让你带着锁链跳舞，你能跳成天鹅湖吗？不可能。其次文化创意需要开放文化、吸收能力特别强，加之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大家比怎么文化吸收，就把西方的这些东西大量地吸收过来，而且台湾大量的海归在西方受教育以后回来了，所以吸收了大量的海外的东西，这么一融合，一竞争，创造的活力就出来了。所以第一是自由，第二是吸收，能有文化融合，第三是充分的竞争，这三样东西保证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力不断被激发。再看大陆，在创意产业，我们很多小的创意公司吃饭是为了公司活下去，白天黑夜地折腾，生存逼得你每天要憋出一个点子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竞争是有的。另外相对来说，现在80后、90后禁忌比较少，他就比较自由，你看岁数大的人创意就比较少，50岁以上搞什么创意产业，他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可以，虽然没人听但是他还爱讲。所以说创意，一定不怕犯错误才行，一个人连犯错误的能力都没有，基本上就老了，人之所以还年轻是你还敢犯错误、还能犯错误、还善于犯错误、然后你挑战传统，挑战权威，反叛都是年轻人的权利，甚至是特权，所以他有创造的活力，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边需要更自由的环境，才能有创意产业，否则我们现在创意产业都变成了房地产，盖了一堆房子，里边全是创意，最后成了我们房地产的创意产业。
大陆和台湾：文化差别比想象的要大
大陆和台湾虽然是同根生，但是文化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隔膜和差异，2009年骑车环岛一圈儿后，我更是深有体会。
什么叫隔膜呢？隔膜就相当于说着说着，突然没话了，或者说，他说的笑话你老也不笑，我说的他也不笑。后来我才发现更具体的，如果说待在一起，最后硬要找话说，这就是文化的隔膜了。
骑自行车环岛的时候，原来有王石、俞敏洪、李彦宏好多人计划去，后来临到出发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只去了我们两人，台湾那边有七八个人。我们九天骑了1100公里，每天都骑10到12个小时，天气很热，骑了大概10到15公里要休息一下，休息坐那就得聊天。原来我以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文化背景差不多，沟通交流应该没问题。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开始大家聊点公众的话题，像刚才说的选举，但是很快发现这个不能谈，因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倾向是什么，有可能会弄尴尬了。其他还有什么事可谈呢，我们在大陆说个荤段子，这个不能谈，怕人家说大陆人没素质。只能问对方多大，在哪住，上过什么学，但这话10分钟就能说完。再问，又不能问人家结婚没，这种个人私事也不便于谈。谈企业管理，倒是可以谈一阵，但骑车很累，谈这么沉重的话题干吗。结果像我这么能说的很快也就没词了，于是发现文化的隔膜就是半小时或一小时后没话聊，得硬找话说。后来一到休息的时候，我还是跟大陆去的哥们聊，我们俩瞎侃都挺高兴。我看他们那一块聊的也挺高兴，有时候用台语说有时候用国语说都挺高兴，后来我就一路在想，这个文化真有差别，比想象的要大，关注的话题跟社会背景不一样。
我们在一起聊天，是基于有大陆三十多年的背景，比如文革的事，文革走资派、斗争、抄家，你要跟他们聊起这事，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怎么聊？台湾人也一样，他们聊的很多事都是台湾过去的一些事，这些年的一些事。我们毕竟还不那么地了解，所以就不大有话聊。还有一次我去爬玉山，有一个大姐带着我爬，这个人40岁左右，爬了96次玉山，她酷爱运动，一爬爬两天，今天出发，晚上再住一晚上，第二天再登顶，然后再下来。爬山的两天也老在一起，但是很难找话讲。一路上，她负责照顾我，她道熟，另外帮助我拿东西，我发现，这就相当于你跟一个老外，语言半好半不好，然后，你发现你们俩经常坐那不知道说什么，除非说天气、体育，像这些说完了，不能再说；像咱们大陆这边，比如大家经常爱问人家家里老婆干什么，孩子在哪？我们觉得很正常，直接往深里问，西方人你肯定知道不能这么问，见了面之后，你不能问人家老婆干什么，小孩在哪，上班挣多少钱，中国人越问这个，说明关系越好，然后小孩娶媳妇没有啊，婆家怎么样，你一路往私人的问。但是西方人肯定不是这样，所以你有时就会觉得不知道说什么了，按照我们的习惯往下问的就打住了。其实在台湾待的时间短没问题，包括天气、媒体上的一些热闹事，够聊一阵子。文化差别到底在哪？我觉得就是两边的社会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龙应台最近在北大做了演讲，她讲的我的中国梦，实际上她讲的经历是我们大陆人所没有的，所以聊天的时候你就讲不到一起，如果碰到一个经历过的就能聊到一起。所以我说如果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或者知道这些历史，就是这个文化，文化隔膜就会比较少。
还有一个就是价值判断，有些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去说对和错，一般人保守的话不说话了，如果在台湾，你碰到一个人讨论蓝绿问题，比如我们不知道他是蓝是绿，那你就不说了，避免价值判断不同，大家不愉快，有的时候价值判断也是一个文化。
当然还有语言词汇，有件事很有意思，我们跟连战那次讨论，正好大陆要把熊猫团团圆圆送过去，我们叫熊猫，台湾叫猫熊。后来我发现，台湾那么命名是学术的问题，熊猫属于猫科，所以猫在前面熊在后面，我们为什么叫熊猫，则是因为长的像熊实际上和猫一样可爱。我们当时在这个名字上讨论一番，后来大家急中生智说算了，叫做一熊各表，或者叫一猫各表，各自说各自的，反正都有这两个字。
除了熊猫、猫熊，还有很多词不一样。我在纽约碰到过另外一件尴尬的事。有一个翻译，我每次去活动开会都是这个人翻译，他说的全是中国话但真的听不懂。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台湾长大的，在香港待过，在广东圈子里待过，所以他说的话有大陆的词、香港的词还有台湾的词汇，而且他不大懂专业术语，比如说经济学讲边际效用，他就说边上的用处，我们大陆说边际价格、边际弹性，这样词都约定俗成的，他一说就是边上什么东西，他绕过来绕过去，绕了半天你还是听不懂。所以，说法不一样，实际上也很妨碍你沟通，这也是文化隔膜的一种方式。
所以要打破文化上的差异，首先是要充分的交流，对一些人生经历体验的事情，要尽可能敌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别。其次价值观上需要通过逐步地交流，有一个互相理解的系统，再一个就是词汇系统上、文字系统上越来越接近，否则的话很难听懂。
农村城市化，农业精致化
我骑自行车环岛的时候，开始我心里有个预期，比如说台中，或者台南，车很多，还有大量的摩托车，我就想赶紧过，因为到了农村我估计就轻松了。结果骑到村里也有很多商店，很热闹，不像我们这儿城里热闹拥挤，乡村悠闲清净，在台湾没有城乡区别，也看不出农民和城里人的差别。所以在台湾即使到了陈水扁的老家——台南的陈观庄，我就从他们家的门口过去看一下，那个地方原来是农村，大多是三代雇农，最穷的农民，我发现那地方也不比咱们怀柔、通县差，所以台湾基本上没有我们大陆概念里的农村。
我还发现台湾人的交通意识很强。到了那么乡下的地方，告诉你们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事，红绿灯都好使，咱们是城市里红绿灯好使，到乡下红绿灯不好使。一开始我不敢骑，红灯也怕，绿灯也怕，怕从哪儿窜出辆车来，所以骑得特别慢，但台湾人都骑得很快，我纳闷儿他们怎么不怕呢？后来他们告诉我，在台湾，即使在乡下，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民众的素质。于是我就放心了，到了路口只要是绿灯就走，肯定没人轧。后来我发现，到了农村最基层的地方，不光是交通规则，法制这些东西概念也是很清晰的。那个夏天很热，红灯要等两三分钟，那车就在那等着，即使前面没一个人他也不往前开。农民的公民意识已经很健全，跟城里的差距不是太大，跟我们这边的很不一样。
台湾人很喜欢乡下休闲农业观光，我也去几个观光农业，做的很好。比如说有一个“番茄联合国”，就在新竹这个地方，一个观光农场，只要地球上能找到的番茄它那里都有，他们还嫁接新种，红的、绿的、黑的、黄的、方的、圆的，做得非常复杂，确实很有意思，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园艺，变成观赏和享受型的。台湾的确很多城市人周末愿意到那里住。我还在台南见过一个学农的大学教授，他是以花为主来折腾，研究各种花，拿花来吃，拿花做精油，拿花做一些装饰，做了一个农庄，每天接待大量的人在里边住，那个水准跟我们现在农村的水准不是一件事。那个就像我们的植物园似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形态体验。我是觉得它这个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在精制农业上，观光农业、都市农业、村市农业都非常有自己的一个水准，在东南亚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都是很高水平。
台湾政府没钱，老百姓有钱
大陆现在人均GDP是3500美元，台湾的人均GDP大概是我们的三倍。但无论是GDP、人均GDP，还是GDP增长速度，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GDP不在于大小，在于结构。比如说我们在台湾一下飞机，觉得城市不怎么样，房子盖得破破烂烂的，上海多牛叉啊，北京多好啊，但是有一点差别别忘了，我们的GDP百分之七八十在政府那里，政府公权力很大，钱很多，所以它把路修得很宽，央视可以花100亿盖大楼，到处都可以折腾，所以这么好看，但是我们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增长得不如税收和GDP增长得快，就是你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税收的增长，赶不上GDP增长，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所以老百姓的感觉并不快乐。台湾是倒过来的，政府没钱，他们的GDP百分之六七十在百姓手里，因为在老百姓手里面，那么老百姓家里边，实际上精致程度、生活的文明程度比你看见得高很多。马路上为什么修不好？因为政府没钱又不能强拆，又没有城管，所以这些东西都留着，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的是，私权利得到充分尊重，而财富在民。而我们是私权利不被尊重，比如强拆，有一些东西就伤害了拆迁户。
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我觉得台湾人的生活整体上比较健康、丰富、细腻，比如说戏剧比我们丰富，做事情专业专注，赖声川话剧都是这样，因为经济到一定水平，有一批人、有一批社会资金支持这个活，所以玩得极细。另外，丰富还表现在不同言论都可以讲。产品外观包装，文化创意的设计，这些都比我们更精致，这方面有点像日本。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生活的这么细致悠闲的，他们那里竞争压力也很大，就业竞争压力也很大。除此之外，最近两岸经济越来越多，尤其是台商的留守，太太精神压力更大，我在电线杆子上经常看到侦信所的广告，就是私人侦探广告，上面就写“专捉大陆二奶”，这些留守的太太专门雇这些侦探去大陆调查他老公的婚外女朋友，你想这个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触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就业、晋级、生活包括房子的压力，也还是很大的，并不比我们的年轻人小多少。
当然，经济基础好是因为比我们大陆经济早发展20年，我相信20年以后，大陆一定会赶上或者超过，今天我们买件衣服，买的东西包装比20年前要复杂很多，一盒茶叶都包五六层，就那么一小盒。这个就是经济发展以后，带来的一个消费观念上和消费体验上的变化。
年轻人迷茫和困惑是社会进步的起因
在台湾，讨论80后、90后问题的人很少，原因何在？你们可以看一下龙应台写的《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人是大宏观思维，一说就是80后一代人，每个人都操心这么伟大的事，台湾人不同，他们净想小事，净说小事。
我们有一次去台湾，去了很多地方，上公共汽车就问统一的事，台湾人说怎么你们讲的全都是大事，什么革命统一，什么国家民族，我们不研究这事，不关心这事，我们这说的全是吃喝玩乐，然后上班挣钱。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是民主社会，很简单，领导人任期是一定的，再坏八年时间一到就下台了，我就熬八年呗，另外一个我平时又能骂他，我还能不选他，这事再坏也就这样了，另外还有法律在管他，能坏到哪儿啊。所以，他们不研究这事。那他们的时间用来干什么？研究自己，比如台湾人玩香，小事小闹，焚香成为雅趣，雅式生活，台湾玩饭，台湾饮食做的很好，弄茶，研究土布怎么能做成有意思的衣服，天天说的全是小趣事，这是龙应台讲的逻辑，我仔细观察了，的确是这样。
在欧美也是如此，你会发现很少人甚至没有人谈大事，因为大事没什么可谈的。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欧美没有政变的，为啥？没动力，该让你骂你也骂了，实在不满意你可以选举别人，他要干坏事法律也会起诉他，而且又不是一辈子不下台。相反你看非洲专政就老有政变，因为不政变他老也不下台，而且还不让你骂，法律又管不了，大家一急只能政变。
我们这儿的人呢，老研究大事，所以才研究80后，操这心，实际上真的不应该操这心，哪一代人都被看不起过，但是看不起他的人都死了，最后我们长起来了，现在社会哪一代都是这样。如果说怕年轻人迷茫，有困惑，那年轻不迷茫叫年轻人吗，年轻不困惑叫年轻人吗？你20岁不困惑，80岁困惑那是国家的悲剧。如果15岁、20岁不困惑不迷茫，社会没有新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他因为困惑、迷茫，他有新的选择，有新的出路，社会就进步了；他不困惑，不迷茫，照着你们老人画的道继续走，社会永远没有进步。所以20岁困惑，30岁还有点迷茫都可以理解，但50岁、80岁还迷茫，然后还稀里糊涂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是比较成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年轻人迷茫，我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五六十岁的人还迷茫，比如对于社会、改革、国家、前途、他还很迷茫，但是他又有很高的地位，又管很多事，这对我们才是不幸，所以我们年轻人迷茫和困惑是社会进步的起因，如果五六十岁的人，位高权重的人还迷茫是社会的不幸，我们应该更关注五六十岁的人千万别迷茫。
台湾人看大陆：很大、很快、小摩擦
台湾《旺报》的“台湾人看内地”板块曾经刊登了一篇文章，表达的意思是，台湾人不去大陆发展就是不长进，作者说留在台湾就等于空有本事，去了内地才能有机会发展。的确，大陆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很有投资潜力的市场，也是一个可以施展才能淘到金的地方。一般来说，他们对大陆的感觉主要有两点。
第一就是觉得大陆大，我听他们说过，真的是这样。你没待过小地方，你就不知道大，就相当于你老在上海，你到新疆，发现真那么大，目力所及都没遮挡，你在上海一睁眼，都是挡住的，不是楼，就是竹竿、汽车，所以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大陆确实大。
第二个就是大陆经济、市场发展得很快，他们很羡慕。做生意的人都很羡慕，确实是非常愿意来大陆发展。就相当于你是体操冠军，但是永远不给你垫子，让你跑百米你跑不出成绩，大陆能给他们提供这个垫子，能让他们跳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做生意，发展经济的工商业者都非常向往来大陆发展。
当然他们在大陆发展和生活，也有一些负面信息传回去，对大陆的法制、人权确实也有批评，比如说有些台商在这里遇到一些官司，大陆的官员权力太大，大陆跟他们有矛盾的企业，又搞定了公检法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折腾他们等。其实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恰恰是他们来大陆发展的原因，一方面他们也利用这个来发展，来搞定大陆的一些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呢，当他跟政府，或者跟生意伙伴起了冲突、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就感叹政府的权力没有约束，所以这个东西很矛盾。但是客观地给大陆评价打分的话，如果是10分，6到7分是肯定大陆的；2到3分，有时候是对大陆政府发展过程中的政府权力、法律环境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