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冲绳是长寿之乡，一些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就生活于此。当地有一句俗话：haru hachi-bu，意思就是“只能吃到八分饱”。[5]这条建议令冲绳人获益良多，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地人能延年益寿的原因之一就是限制热量摄入。许多动物实验也发现这是一种延长寿命的有效方法。即使不以追求长寿为目的，考虑到健康、体重和长寿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应当听取这个建议，以避免超重带来的长期影响。但是许多人会说，“八分饱”的程度不好拿捏，更容易吃得超过八分。对他们来说，吃得太多，或者偶尔吃得太多，大概是世上最最自然的事情了。在我们祖先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岁月里，甚至更远一些，在灵长目的演化史上，食物充裕时多吃一些无疑是适应环境的表现。毕竟，食物来之不易，可能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
我们那脑部硕大的祖先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最终繁荣发展，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狩猎大型动物的能力。[6]灵长目动物学家观察到黑猩猩是如何捕捉猎物的，而人类祖先一次狩猎获得肉食的数量要远远超过黑猩猩。但是他们没有保存食物的技术，于是猎手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吃掉食物。即便如此，很多时候还是有剩余，于是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和亲人、集体分享食物。在某个时刻，从事狩猎的人族动物分享食物过程的复杂程度超过黑猩猩。最终，人类的食物分享活动达到尽情享宴的水平——仪式化地在社群中分享大量的食物。考古学家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将享宴的起源追溯到大型猎物的分配。[7]随着农业的诞生，围绕着狩猎活动的享宴转变为收获季节分享剩余的粮食。最终，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享宴成为核心级的公共活动之一，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也因此得以建立和保持。
享宴带来的家庭和睦、社会团结令人倍感愉悦安心，这对身心都有益处。吃到十二分饱几乎是宴会的标准行为，在百万余年的享宴历史中，人类在心理上学会了将吃得格外饱与社会幸福感联系起来。社会生活对人类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数百万年前，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极可能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物种，就如同今天的黑猩猩和我们一样。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类掌握了一种工具——语言，语言使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极大的进步。现在人类的社会性由各种复杂行为的集合来定义，而日常的食物分享和特殊场合的享宴就是复杂行为集合的一部分。人们或许没有这种深刻、明显的认识，其实偶尔吃得过多也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性。
在传统的狩猎-采集饮食中，富含脂肪和糖类的高质量食物是很少见的，并且被认为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有的人格外嗜食甜食，但是人类是否也嗜食脂肪呢？前文曾讨论过，人类脑部耗能很大，这要求我们食用大量的高热量食物，尤其是在脑部发育的阶段，需要脂肪酸的稳定供给。[8]另外有研究发现，尽管“肥”并不是一种基本味觉，人类还是演化出了专门负责侦测脂肪的感觉神经通路。[9]我们从狩猎-采集者的报告和考古记录中发现，人类热衷于食用长骨中的脂髓，因为野生动物身上几乎都是瘦肉，只有脂髓中含有丰富的脂肪。除了便于取出长骨中的脂髓外，狩猎-采集者还从动物的松质骨（通常在长骨末端）中获取脂肪。松质骨中的油脂很难榨取，考古学家艾伦·乌特勒姆（Alan Outram）描述了其提炼过程：
要想从松质骨中获取脂肪，你必须先把骨头敲碎成小块，这是一个非常耗费劳力的活儿。骨头的碎片要放在水中煮沸，脂肪就会浮到表面，冷却之后可以撇出来。这放到现代并不困难，但是在史前时代，没有可从外部加热的金属大锅，我们的祖先只能把骨头放在坑洞或者桶罐等容器中，注入水，再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放进去加热。整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燃料，相较之下，得到的脂肪却相当有限。[10]
这种对脂肪的强烈的、本能的渴望，使人类在食物充裕时会过量食用高脂肪的食物。
人类对脂肪的喜爱由来已久，但可能仍比不上对甜食的喜爱。成熟水果中富含甘甜的简单糖类，对大多数猿猴而言都是颇具吸引力的热量来源，对人类而言也是一样。[11]但是无数的实验室研究都发现，与成熟的水果相比，几乎所有的灵长目动物都倾向于选择含糖纯度、浓度更高的食物。发达国家的居民可以无限地获取精制糖和含糖食品，他们食用的简单糖类数量惊人。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人均耗糖131磅（约60千克），每周大约2.5磅（1.13千克）。[12]1970年的数据是人均119磅（53.98千克），而1999年的数据达到峰值151磅（68.49千克）。而糖消耗量的增长趋势基本上与食物消耗量的增长相一致。
现代饮食与旧石器饮食中的糖类含量大体接近。[13]但是今天糖类的主要来源是单糖，而单糖在旧石器饮食中仅占很小的比例。这种饮食结构当然不是传统的狩猎-采集者主动选择的。他们对含糖量高的食物也是孜孜以求，有时甚至投入大量的时间，甘冒极大的风险，如美洲东北部的原住民会收集并加工枫糖浆。非洲东部的哈德扎（Hadza）人是仅存的几个仍过着传统狩猎-采集生活的部族，数十年来研究者对这一部族倾注了许多精力。最近，人类学家弗兰克·马洛（Frank Marlowe）和朱莉娅·贝尔贝斯克（Julia Berbesque）请哈德扎的男性和女性按照喜好程度给5种最常见的食物排序：块茎、浆果、肉、猴面包树果实以及蜂蜜。[14]无论男女都认为蜂蜜比其他食物要好吃很多，而味道寡淡来源稳定的后备食物——块茎，则最不受欢迎。男性将肉排在第二位，而女性则选择的是浆果。采集蜂蜜的工作主要由男性负责，他们在高高的猴面包树上寻找蜂巢。从树上摔落可能会受伤甚至死亡，风险巨大，但是人们如此嗜好蜂蜜，认为风险再大也值得。哈德扎男性一般独自打猎或寻找蜂蜜。他们会把打猎获得肉食的90％都带回营地，而采来的蜂蜜则只带回50％左右。
人类演化出的对脂肪、甜食以及盐分的偏好，为传统饮食条件下偶尔的放纵奠定了基础。[15]但是现代的生存环境中食物充裕，这些饮食偏好与享宴带来的社会、心理反馈结合在一起，使太多人在太多时候吃下了太多的东西。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全球发达国家中肥胖的流行，归根到底是因为人类在一种环境中演化出的身体和心灵，被放置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新的环境中获取热量变得非常简单，这反而降低了人们的热量需求。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和杰伊·舒尔坎（Jay Schulkin）写道：“我们沉溺于食物的动机要远远强于沉溺于体力活动的动机，这种不对称性促成了超重和肥胖的流行。”[16]在过去，获取食物需要进行大量的体力活动，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说想多吃一点是对非自然环境的一种自然反应，那么想少吃一点呢？花费在进食上的时间和精力总是会有限制。任何一个社会性的灵长目动物个体都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比如寻找配偶、避免被天敌捕获以及维护集体的利益和安全。这些活动充实了猿和猴的每一天，限制了它们觅食、进食的时间——但是不会因此影响进食量。尽管大多数灵长目动物的体重会随着食物储备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断起伏变化，但不管饮食条件如何，一般而言它们都不会策略性、适应性地减少进食量。如果管理人员没有密切监控饮食和活动量，那么生活在动物园的圈养灵长目动物常常会因为过胖而需要减肥。[17]
其他动物在某些时候确实会进行策略性的禁食。[18]冬眠中的哺乳动物可以长时间不吃不喝，一些鸟类在孵卵或者看护幼鸟时停止进食，雄性马鹿和雄性象海豹在交配季节没工夫觅食，而是要费神看管好自己成群的妻妾，另外，许多动物在迁徙时也吃得很少。动物的厌食行为是对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
人类在食物充裕时减轻体重或者减少进食似乎是没有什么演化基础的。也许这正是减肥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有目的地禁食就成了一种充满文化力量的宣言。在许多文化中，斋戒和享宴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上的斋戒规定是一种献身、毅力或忏悔的表现，标志着一个群体愿意通过实践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来表明自己虽然短暂但却真诚的牺牲精神。本章章首提到的中世纪“斋戒女孩”就把这种牺牲做到了极致。相信她们能够数年不进食的确是有些愚蠢，但不能否认的是，她们为了显示自己对上帝和基督的真诚，确实拒绝进食到了濒死的地步。根据社会历史学家琼·雅各布斯·布伦伯格（Joan Jacobs Brumberg）的描述，19世纪宗教习俗发生了变化，人们眼中的“斋戒女孩”从圣徒变成了病态心理者。[19]中世纪的绝食奇迹和今天的精神疾病“神经性厌食症”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仍存有争议，但是从对身体的影响来看，这二者确实非常相似。
在现代世界，人们选择吃多吃少、暴食还是禁食，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对进食的认知从很多方面都反映了远古时代人类心理的奖赏机制与觅食的迫切需求，而新时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文化与营养环境又塑造了其他认知过程，这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当食物永远充裕时，人们发现即便不饿的时候自己也在吃东西：伤心时吃，开心时也吃，无聊时吃，忙碌时也吃，或者只是因为爱吃的食物就在眼前，此类进食行为会令人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并形成习惯。[20]反过来看，在这样的世界里，少吃一点往往被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事情，于是才会有一些个体认为什么都不吃才是自我控制的终极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