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自主对我们的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而要获得两者，拥有选择的机会是关键。然而，即便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即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与自主控制的权利，可是从心理层面上说，他们并没有获利多少。
选择与自主权
选择有一个明确而强大的工具价值：让人们获得自己生活中的所需所想。有些需求是共通的，比如食物、居所、医疗保健、社会支持和教育等，但大部分的需求都是非常个性化的。我们可能都需要食物，但不一定都想吃智利鲈鱼；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安乐窝，但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家庭影院、室内篮球场和一个能容纳6部汽车的车库。对于一个更喜欢待在佛蒙特小屋的火炉旁享受阅读时光的人来说，这些奢侈品一无是处。
选择可以让每一个人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追求那些能满足自己的喜好之物，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你可以做一个素食主义者，我也可以唯“肉”是图；你可以喜欢嘻哈说唱，我也可以听国家广播电台；你可以选择独身，我可以恋爱结婚。选择在任何时候都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限制有时会剥夺他们寻求个人价值的机会。
大约两个世纪之前，亚当·斯密发现个体的选择自由可以确保社会商品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并分配。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不受政府控制的出色企业家会完美地满足消费者的诉求，供应商也将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发挥最大的生产力。
除了工具价值外，选择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价值，我们称之为表达价值。选择是我们向全世界表明自己身份和喜好的一种途径。这一点可以从穿着打扮上看出来。对服装的选择是个人品味的精确再现，可以传达出关于自我的信息——“我是一个严肃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又或是“我很富有”“我就爱穿成这样，你怎么想与我无关”。要表达自己，你需要足够多的选择机会。
选择的表达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吃的食物、开的车、住的房子、听的音乐、读的书、追求的爱好、做的善事、参加的游行，无论它在现实中是否重要，每一个选择都有表达的功能。而且，有些选择只有表达的功能。
以选举为例，虽然许多选民都明白一张选票的影响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左右选举的结果，连走过一条街去投票点的时间都不值得浪费，但人们还是会投票，仿佛这样做至少能证明自己是谁。选民非常看重自己的公民权，他们积极履行义务，并不把政治自由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2000年总统大选那天，两位身在欧洲的美国科学家开了3个小时的车去投票，尽管他们知道彼此支持的是不同的人，所投的票会相互抵消，也还是要这样做。
我们的每一次选择都可以印证我们拥有自主权，自己的事能自己做主。自柏拉图以来，几乎所有研究社会、道德或政治方面的西方哲学家，都非常重视这种自主权。而选择的每一次扩张，都是自主权的再次宣示，并展现出我们独特的个性。
不过，只有当我们真的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这些选择才真正具有表达功能。想想结婚誓言里说的：“无论贫富，至死不渝”，如果你对自己的婚姻根本就没有自主权，那么这就不是你自己的誓言，而是这个社会的誓言。就算离婚是合法的，但由于社会或宗教反对的声音过于强大，离婚者往往受到唾弃，因此结婚誓言实际上是社会的誓言。假如你所在的社会对离婚行为完全不在意，你的结婚誓言才能真正代表你自己的选择。
自主权已经成了法律与道德系统的一环。正是这种自主权，使得我们要在道德或者法律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是我们赞扬一个人的成就以及责怪一个人的错失的原因。如果放弃自主权，整个社会生活将面目全非。
然而，除了影响政治、道德以及社会风尚外，自主权还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
选择小实验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4]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三组动物从箱子的一边，跳过一个小障碍物，到箱子的另一边去，从而躲开电击。
第一组动物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实验，而第二组之前已经学会在不一样的情景下用不同的方法躲避电击。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预计第二组动物会比第一组更快学会如何躲避电击，因为它们可以把之前学习到的技能运用到现在的实验情景中。第三组动物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实验，但在那个实验中，无论它们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都不能躲过电击。
结果发现，第三组动物无论怎样都学不会躲避电击。事实上，许多动物根本就没有尝试任何办法，只是被动地接受电击，直到实验结束。
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认为，第三组动物从上一次无法躲避电击的情景中习得了“做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现实”这种想法，从而对控制自己命运感到极端的无助。就像第二组动物把上一次实验中学到的技能运用到这一次实验中一样，第三组动物也把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转移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