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来看政治（我说的是广义的政治，包括治理国家的各种形式），政治也呈现出类似的区别。我们可以说，国家的治理可以被分为战斗性的和产业性的两类，战斗性的活动又可以被细分为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前者是军队短期而血腥的战争，后者是政党长期而猛烈的战事；前者是压迫被征服的附庸国，后者是压迫国内被税收压垮的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细分之中，随着行政功能的增加，行政管理也在不断展开并改进。相反，战争艺术和政治才能却总是在谋略和章法的小范围里转圈圈，这些谋略和章法又可以被细分为少量互相排斥的类型。然而，只有靠某种宪章和战略规划发挥并增加了民事和军事的功能之后，民事和军事的功能才能合流，而不仅仅是避免分得太细。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一支真正的军队，而不是原始人的群集或同盟。
至于国家治理中的产业活动，同样的论述也是适用的，只是要略加修正而已。已如上述，只能从思想的角度将产业与给定时期主导的伦理和审美情感区别开来。如果坚持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只有某些新的产业思想或发明能无限进步，也就是无限地积累，这是我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当然，产业机器会增加，但是这一切手段的终极目的却是在互相淘汰的过程中一个跟着一个出台。乍一看，如果把产业的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而不加区别，不同时期的产业体系似乎就是一个接一个地从整体上被完全取代了。亚述帝国的产业酷似古希腊或古罗马的产业。相反，17世纪的产业和中世纪的产业却迥然不同，现代制造业和我们祖先的手工劳动也截然不同。实际上，每一种人类行为的庞大组合都是靠一种主导欲望实现的，都受到这种欲望的激励。这种主导欲望在时代交替的过程中会彻底改变。它可能是为来生准备的欲望，可能是向神灵赎罪，可能是光耀自己的都市，可能是表达宗教信仰，亦可能是表达骄傲的豪情，还可能是为社会平等而奋斗。这个最高目标的变化，可以解释一个接一个令人瞩目的宏伟成就，它们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特征。例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竞技场和凯旋门、中世纪的教堂、17世纪的宫殿、当代的火车站或都市建筑。
然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所谓的文明是一个时期伦理、审美目的和产业手段的总和，那么这一代接一代消失的就是文明而不是产业。一方面，目的和手段的会合总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给定的目的之所以能利用给定的手段，那是因为它们凑巧与那些手段相会了，不过它们也可能遭遇其他手段。另一方面，虽然给定的手段是为给定的目的服务的，但是它们还可以为其他目的服务。目的消失之后，手段被留存下来，至少是手段里重要的成分被留存下来。一台不完美的机器经过“灵魂转世”存活在更完美、更复杂的机器之中，这台新机器是旧机器被摧毁的全部原因或部分原因。每一种原始的机械，比如棍棒、杠杆或轮子都在我们最时髦的工具中显身。长弓遗存在弩机之中，弩机遗存在火绳枪之中，火绳枪遗存在扳机枪之中。原始的轮车遗存在弹簧马车之中，马车又遗存在火车头之中。火车击溃了马车，但是它又消化了马车，火车头是在马车的基础上产生的，只不过添加了一些成分——蒸汽和更快的速度。此外，基督徒神秘得救的欲望并没有吸收古罗马人现世光彩的欲望，而是击溃了这种欲望；同样，哥白尼的日心说驱逐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总而言之，千百年来一个接一个产业发明好比是语言的词汇和科学里的事实。已如上述，许多工具和产品实际上是被其他工具和产品拉下马的，正如许多不准确的信息被比较准确的知识赶下台一样。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工具和产品的数量还是和知识总量一样在不断增加。恰当地说，科学就是可以用来证明一个给定理论的一组事实的集合，科学可以被比喻为产业，因为产业可以用来实现一套给定的伦理和审美观念的流程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产业是内容，给它提供形式的是正义和美的主导思想，是有关行为准则的思想。我所谓的产业还包括艺术。它有别于变化之中的理想，又受惠于这个理想，正是这个理想使它上扬，使其神奇色彩增辉，促进它给人灵感。产业的资源，包括艺术品和诗歌，会不断增加，在伦理体系和审美体系形成之前和之后都会增加。所谓的伦理体系和审美体系就是一套分级的希望，这是被万众一致的判断神圣化了的体系。不过，在这套体系形成之前，这些希望是分散的；体系形成之后，它们就被神圣化了。只有等到这个时候，一个统一的思想在国民产业的各个部门才能在潜隐之中得到肯定，这些思想才能表现出互相肯定、独特取向的景观，才能表现出那种令人惊叹的内部和谐——我们在古希腊和12世纪的欧洲看见了这样的景观，也许我们的孙子辈能在有生之年看见这样的景观。
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还在寻找这样的景观，这一断言会引导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就其性质而言，我们的时代主要是科学和产业的时代，这样的描绘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我们时代的性质：从理论上说，寻找事实的追求超过了对哲学思考的执着；从适用意义上来说，寻找手段超过了寻找目的的活动。换句话说，当代人正在随时随地本能地加快步伐，向可以积累的发现和发明前进；与此相反，对于被忽略的发现和发明，可以互相取代的发现，以及发明能否互相印证、互相增值，他们是不会去问的。不过，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自问：在是否值得耕耘上，社会发现和发明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侧面呢？不能无限延伸的发现和发明（语法、教义、理论、正义原则、政治政策与策略、伦理与审美观念）是否就不那么值得耕耘呢？而能无限延伸的发现和发明（词汇、神话、描述性科学、风俗、法律、产业、民事体系和军事行政）是不是就更值得培养呢？
实际上，情况刚好相反，能被取代的发现和发明、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不能再延伸的发现和发明，总是基本的发现和发明。语法是语言的全部要义，理论是科学的全部要义，教义是宗教的全部要义；原则构成正义的全部要义，战略成就战争的全部要义。治国之道只不过是一个政治理念而已。道德是勤奋的全部要义，因为勤奋恰好就是道德的目的。理想无疑是艺术的全部要义。语词用来造句，事实用来提炼理论，除此之外，语词和事实还有什么用呢？法律用了阐明正义的高尚原则并使之神圣，除此之外，法律还有什么用呢？武器、战术、兵种除了用来构成统帅的战略部署，难道还有其他用处吗？国家的多种服务、功能和行政部门只不过是用来辅助政治家施政纲领的手段，而政治家又代表竞选获胜的政党，难道不是这样吗？国家的各种技艺和产品只不过是携手实现主流道德目标的手段而已，此外还有其他用处吗？文学艺术的流派和作品对社会的用处，只不过是阐明并加强它典型的理想，岂有他哉！
然而，向获取与受赠的方向前进比较容易，向必要的取代与牺牲的方向前进要难得多。堆砌新词比较容易，掌握母语、逐渐改良语法要难得多。搜集科学观察和实验比较容易，提出更加普遍的、经过证明的科学理论要难得多。增加圣迹和虔诚的仪式比较容易，用合理的教义取代过时的教义要难得多。炮制数十条法律条文比较容易，构思适合调和各方利益的新的正义原则要难得多。增加军备和战术、办公室及其职能、优秀民事官员或军事将领显然是比较容易的，能因时制宜地制订战略计划、率先垂范、改进兵法或治国之道的杰出将领或政治家，显然更难以产生。用丰富多样的生产和消费来增加人们的欲求是比较容易的，用优越而可取的欲求、有赖于秩序与和平的欲求来取代一个主导的欲求，那就要难得多。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揭示无穷无尽的机巧和创新是比较容易的，获取见解以求认识值得热爱和献身的新事物，那就要难得多了。
遗憾的是，现代欧洲陶醉于万事一蹴而就的骗人假象。大量的立法和虚弱的司法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图拉真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的君士坦丁堡比较，尤为强烈），其原因就在这里。产业的放大和审美力的贫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个方面，请你将现代欧洲与法国中世纪和意大利中世纪的伟大岁月进行比较），也是由于被表面的假象欺骗。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我还可以指出现代欧洲的科学与其科学哲学的强烈对比。不过我还是得急忙补充说，我承认，尽管欧洲比较忽视知识哲学，然而知识哲学还是它在非常时刻的认识对象，还是它受到广泛培育的对象，知识哲学受到的重视超过了道德活动受到的重视。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产业显然是落后于科学的。产业唤起了各方面虚幻的欲求，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满足这些虚幻的欲求，不考虑自己的布局与和谐。在这个方面，现在的产业就像16世纪消化不良的科学那样，虽然有一些事实能给它们支撑，但那时的科学产生了一系列混乱而迂腐的猜想和怪诞之举。当前的活动、当代的文明必须要厘清各种欲求杂处的乱象，正如16世纪的科学不得不给学者的幻想套上鞍子一样，它剪除了学者们的大多数幻想，以便让其他幻想转换为理论。哪些简单而富有成效的欲求将得到发展？哪些毫无成效、受到窒息的欲求将被抛弃？这还是难以弄清的秘密，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弄清楚这个秘密。这些吵作一团、难以协调的欲求在产业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会喧嚣一时，都会吸引一群热情的追随者，都会构成一种道德迷信和多神教，而这些迷信和信仰又会试图发展成为全面而权威的道德一神教，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有力的审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