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的特征是通过遗传来传承的，而新特征的功能主要是靠模仿来促进文明的传播的。
上述议论等于在说：起初，家庭及与之并行的拟似家庭（pseudo-family）是唯一的社会群体；每一种继后的变化都削弱了家庭在这个方面的重要意义，构成新兴的、更加充分的、人为造就的群体；结果，家庭的社会性就受到了削弱，于是家庭被压缩到纯粹的生理表达；不过，从终极的结果来看问题，这样被肢解的家庭往往又聚合成一种放大的家庭——宛若原有家庭那样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结合的家庭；只不过生理的特征是通过遗传来传承的，而新特征的功能主要是靠模仿来促进文明的传播的，两者的关系不能颠倒。实际上，我们已经从语言的角度看到：在史前时代，每个家庭肯定有自己的语言，稍后才出现一种语言拥抱数千家庭的局面，最后由于同一种语言促进的婚姻关系，才产生了种族。于是，每种语言最终都产生了一个种族，也就是一个大家庭。与此相反，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原始意义上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语言。我们还看见，在宗教问题上，每个家庭起初都有自己的崇拜，都是一座小小的教堂；然后，同一种崇拜把数千家庭集结起来；最后，由于或多或少存在的与异教徒通婚的禁忌，由于排他性的婚姻，许多家庭就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了一个种族，种族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创造出来的。
在这一节里，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看一连串类似的变化。起初，每个家庭都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王国；接着就出现数千家庭组成的小国，纯粹人为集结起来的小国；最后，每个国家造就了自己的民族，也就是自己独特的种族或亚种族，即自己的一个大家庭。
在这一点上，我不妨重申古朗士和萨姆纳·梅因的观点。关于古罗马行政长官从家长制到帝国制的变化，他们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关于初期权力的统一与后来生殖权力和指挥权力的分割，他们也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论述。不过，我不会在这里饶舌使读者厌烦。我宁可说，三言两语做一个小结还是妥当的。我们承认，自历史之初，甚至是史前史之初，只要一位著名的酋长或一个群体感到满意，就可以形成一个小小的国家；而脱离自己家庭的外来人可以使小国的人口增加。早期古罗马那种庇护外来者的城邦、中世纪的自由城邦，使我们对这种原始的聚合体有所认识。也许或者无疑可以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批城邦。实际上，从最早的时代起，都市因素就与乡村因素并存。都市因素的特征是占主导地位的广泛流布的革新精神，这是它和乡村精神的差别。我们可以推断，起初这些未经调教的群体是最活跃的战争和征服的中心。虽然战争浩劫可以归咎于他们的过错，然而他们的荣耀是创造了大型民族聚合体，这是财富与和平的终极保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风俗和时尚处处都体现为政治上的两党，它们交替的斗争与胜利可以用来解释一切政治进步。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超过两党的局面，无论这两党是多么四分五裂。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这两个党的名字会不一样。然而无论怎么变，总有一个党叫保守党，一个党叫革新党，这两个名字没有什么不妥。濒海民族之间的竞争一般是农业利益和航海利益之间的竞争。农业利益的代表是亚里斯泰迪斯?[1]??，该党保守，体现在雅典政治中；航海利益体现在革新者特米斯托克利?[2]??身上。大陆民族之间的竞争是商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工匠和农夫之间的竞争。现在看来已经相当清楚，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的斗争和历史一样悠久，滥觞于原始家庭或部落，总是可以还原为风俗和时尚之争。进步党全心全意欢迎新思想、新权利、新产品，欢迎从海陆两路输入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当作范本来模仿；与此相反，保守党用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思想、风俗和产业来抗拒外来的东西。具体来说，革新党渴望改变国内的政治构成，以符合它看到的理论。外国政府的理论给他们启示，使他们多多少少觉得这些理论有一定的可行性：它们似乎适用于世界各国。与此相反，保守党希望人民尊重并维护过去通用的政治形态。?[3]??我们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每当两党发生冲突时，一定是自由党受到激励、被唤醒。他们会与外面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接触，并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在比较传统的民族里，保守党被唤醒了，也就是说，大多数保守的人意识到了自己守旧的一面。换句话说，起初是风俗占主导地位，或几乎是风俗占主导地位，但是到保守党觉醒的时刻，时尚就开始取代风俗了。
与此同时，时尚日益成长，代表时尚的革新党起初吃了败仗，但最终它成功了，公众接受了它讴歌的时尚。结果，世界就向着政治上的趋同性迈进了一步。即使政治聚合处在静止或倒退的状态，政治趋同还是会继续前进，虽然政治聚合与政治趋同迥然不同。实际上，即使在古代和中世纪，政治上的一致性与一体性都是相生相伴的，或者是会预示既定地域里政治一体性的到来，它所在的地域起初很小，之后逐渐扩大，革新党的胜利就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从古希腊的英雄时代起，我们就看见时尚的清风吹拂着许多社会，哪怕最受风俗束缚的民族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在历史的真相被揭示清楚之后，我们吃惊地发现，受传统束缚的多利安人的制度却是由克里特岛引进的，而且他们受制于非多利安人——引进外来制度的人名叫莱克格斯。我们可以假设：在此前的一个时代里，异域的威望笼罩着这个民族，后来它又屈服于祖先的威望——如果不这样解释，还有其他方式能来解释以上事实吗？
以上所说的第二个事实一点儿也不罕见，相反倒是很常见的。德国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列举了一些例子以说明这样的政治：摩洛希亚人（Molossians）受制于奥西底人（Oacid?），马其顿人（Macedonians）受制于泰美尼底人（Tmenid?），林其斯底人（Lyncest?）受制于巴其亚底人（Bacciad?），爱奥尼亚人受制于吕西亚人（Lycians）。同理，在我们这个时代，瑞典人受制于贝纳多特（Bernadotte）王朝的后裔。由此可见，从远古时代起，异域人的威望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库尔提乌斯列举的例子说明，这是一种深深扎根的现象。我们可以相信，各国王族的神圣血统可以用异邦人的血统来解释。因为他们的血缘已经消失在遥远而无名的地方，“所以他们可以被认为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荣耀是本土的同胞难以企及的”。?[4]??此外，无论在哪里看见原始家庭效忠于本部落里的一个人或者效忠于本种族里的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推断，这个特权家庭与它过去某个时候曾有的优势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原始人对祖先的崇敬就受到了暂时的遮蔽。然而，虽然某个王朝的来临可能会使家族的情感暂时中断，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必然会被唤醒且被放大，只是名号上叫作市民精神或爱国主义罢了。
我们发现，10世纪的欧洲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叫作“领地”的小国家，它们在封建体制下十分相似。我们又发现，它们的多样性既表现出相似性，又表现出突出的创新性，所以我们就不能怀疑：典型的采邑?[5]??无论地处何方，都是当时聪明的自由派的模仿对象，都是他们强加在顽固的反对派头上的制度，高卢-罗马元老院议员之类的人就是这样的反对派。在那个时候，采邑是卓有成效的新奇制度，连皇权也不得不顺势而行，仿而效之，我们从上文已能看出这样的苗头。在此之前，国王模糊地把自己的权威与古罗马皇帝的权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般人心目中传统的君权。王权至上的实质就在于普遍的统领权或这样的梦想。雨果·卡佩?[6]??想到了一个天才的主意，而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念头。他没有回头到罗马帝国里去寻求理想，而是从邻居那里去寻找。萨姆纳·梅因认为，他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的、非帝国的君主的原型和首创者。“雨果·卡佩及其继任者是全新意义上的法兰西国王，他们与法兰西土地的关系，和男爵与采邑的关系、封臣与土地的关系是一样的。”一句话，他这项发明仅仅是让君主权模仿宗主权，把原来仅限于小范围内的封建关系推广到全国。不过请读者注意，这种制度很成功。“以后的一切君权都以这种新模式为基础。诺曼国王?[7]??的君权模仿法兰西国王，毫无疑问，他们也要求臣民服从国王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君主在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其余公侯国里登上了舞台，这些公侯国建立在自由城邦的基础上。”?[8]??
到近代，另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国家”（state）的思想。它与以前的城邦思想互相矛盾，它注定要推翻城邦思想，并取而代之。现代治国之道是在哪里诞生的？在意大利那些小型共和国里诞生的，首先是在佛罗伦萨诞生的，现代类型的政治活动从这里传到法国、西班牙、德国，甚至是英国。布克哈特说，围绕意大利的体制长期争论不休，在西班牙和法国尤其如此：“但是它们开始获得了意大利集中制国家的特征，实际上，它们开始大规模地模仿意大利的集中制。”?[9]??到18世纪，另一种时尚又嫁接到这种时尚之上?[10]??，这种新时尚与意大利体制的时尚没有丝毫矛盾之处，反而能补充其不足。英国热的狂潮随即诞生。模仿英格兰议会体制的热潮兴起于18世纪，19世纪又以两种创新的形式进一步传播开来。一是美国的形式，这是共和制单纯的翻版，萨姆纳·梅因的《大众政府》（Popular Government?）对此做了论述。另一种形式是法兰西革命造就的形式，这一场革命急匆匆地把议会体制推向卢梭式的激进主义。法国革命的黎明受到普遍的欢迎，被誉为令人惊叹的创造。在它的召唤之下诞生的昙花一现的共和国，真不知道有多少，它们遍布南美洲，淹没旧世界，甚至在不列颠的土地上回荡。
自由党及其主导的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渴望带有普世的性质。实际上，世界主义并不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它在古代和中世纪都曾经盛极一时。时尚模仿潮流主导的时候，世界主义往往就盛极一时。布克哈特说：“世界主义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这是人们发现新世界的时代，在旧世界里感到不再那么得心应手的时代。我们在古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看到了世界主义。?[11]??尼布尔?[12]??说，柏拉图并非优秀公民……第欧根尼?[13]??走极端，他甚至说无家可归使人感到其乐无穷……”?[14]??早在15世纪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就具有世界眼光。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离乡背井的生活，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时代和国家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革新，况且他们的头脑倾向于关注外国的、当代的事物，而不是趋向于关注国内的、历史上的富有爱国情怀的事物。16世纪和17世纪法兰西的爱国情怀有所削弱，这几乎是无人不知的事实。请回想宗教战争期间不同的党派如何与外国结盟，请记住伏尔泰恭维的对象如何从罗斯巴赫（Rosbach）变为普鲁士国王。赫尔德?[15]??和费希特?[16]??在征服者的铁蹄下成为狂热的爱国者。起初，他们曾经对祖国的思想不屑一顾。在后来的德国和法国，爱国主义采用了必要的武力防卫形式，于是民族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然而，万物的终结是否都是时尚战胜常态呢？不是的。保守党承认失败、甘陪末座之前，时尚的胜利是不完全的。保守党要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它要把传统的精髓输入进步，使之循环流动。保守党转变的过程就是外来因素民族化的过程。于是，由于接触异域的或优越的文明而展开的历史剧就完美落幕了。如此，模仿卡佩王朝时尚而建立的封建王国，就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民族性和传统性。
接下来，风俗的溪流又有回潮——当然水流会更加充沛，于是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它开始转动，直到退潮，就像以前的风俗之潮一样寿终正寝。毫无疑问，这样的循环不会终结，直至全人类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个过程中，革新党自始至终只短暂地扮演一个角色，虽然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它仅仅是发挥一个中介的作用，走在它之前的是比较狭隘的保守党精神，尾随它的是比较开明的保守主义。由此可见，传统主义不应该与自由主义对立。在我看来，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遗传性模仿，没有保守的传统，自由党的革新就会胎死腹中，因为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关系是影子与实体如影随形的关系，就像光与灯的关系一样。可以说，最激进的革命也要谋求传统化；反过来，即使在最僵化的传统之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革命的条件。每一次历史变革的目标似乎都是转化为有力和终极的风俗，自由活泼的模仿最终会把最广阔和最深刻的模仿集于一身。
且让我继续探讨这个话题。这个理想的实现遵循了如下路线：相同的阶段经过有节律的重复，其规模会不断增大。远古的家族政治过渡到部落政治，那时的社会经历过的阶段想必和现代社会有相似之处。现代社会正在从国家政治向未来的欧洲大陆政府过渡，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与此同时，从城市政治、小型国家政治、国内省区的政治直到民族国家政治的基础，全都需要同样的努力。为了弄懂这些相继的、断断续续增大的政治聚合体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就要观察，现代政治规模的增大是如何实现的。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小小的共和国，本来是要各自单独生活的。有一天，共同的威胁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宣布联合。点燃这次伟大事件的战火，纯粹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就像历史上许多征服战争或独立战争仅仅是偶然引爆的一样，战争仅仅是加速或迟滞了从家族式国家（family-state）到民族国家稳步拓宽的进程，而不能造就这样的进程。就这样，美利坚合众国宣布成立了。然而是什么力量使之可能长治久安呢？什么原因使这条联邦纽带成为必需，什么原因使它的各个州的关系日益紧密，什么原因使它们在联合之中产生了结为一体的结果呢？托克维尔告诉了我们原因何在。“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一般叫作新英格兰。美利坚合众国社会的理论基础的两三个主要的思想，首先在这里结合起来。起初，新英格兰的原理传播到相邻的殖民地，以后又渐次传播到比较远的殖民地，最后可以说渗透到整个联盟。它们的影响将要超越联邦的边界，传遍整个美洲。新英格兰的文明?[17]??就像山顶的灯塔，当它把温暖撒向四周时，远方的地平线也被照亮了。”?[18]??毫无疑问，倘若美国各州忠于各自的宪法，倘若它们不欢迎相邻的新英格兰殖民地那两三条异域的原理，美国各州政治上的相似性是不可能存在的，政治上的融合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我们说，时尚模仿是进步的原因。我还可以补充说，大多数州都完全适应了这些原理，并且使这些原理成为自己原初风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共同的爱国主义，这个新集体的爱国主义在强烈的程度、传统的力量和自我的肯定方面，并不亚于它们过去的爱国主义。
既然伟大的美洲殖民地联邦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冒出来了，我们就应该相信，古希腊联盟的兴起就不会截然不同。在古希腊本土和地中海岛屿上的许多城邦，几乎是两种主要类型产生的一模一样的副本：多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的两种类型。显而易见，它们各方面的相似性不能仅仅用同一母国的殖民地来解释。在遗传性的传播之后，一定是紧跟着凭借模仿而完成的传播——模仿性的传播开辟了古希腊文明的新纪元。于是，正如托克维尔所云，斯巴达和雅典就像高山上的两支火炬照亮了四周的城邦。这就是时尚模仿。时尚扎根之后，它就代表一切城邦共同的民族风俗，这样的风俗汇集了空前活跃的具有遗传性质的爱国情怀。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每一个小城邦对自己原初的制度怀有依恋之情，并且考问各部落是如何结盟并形成城邦的，我们找到的原因就只能是：它们原来就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由其中一个部落的光辉照亮的，是各部落在自觉模仿或被迫模仿的过程中形成的。
历史学家会把目光转向这些光辉的时期，比如伯里克利?[19]??时期、奥古斯都?[20]??时期和路易十四时期。这些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经过革新产生的突然勃兴、快速的兼并和同化之后，它们都引进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传统。语言经过长时期的变化之后，固化为一种模式，并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如果宗教对异域的思想抱非常欢迎的态度，它就会经历许多变化，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完成一定的重组。经过许多动荡之后，重塑和重组之后的政治制度又会重新扎根。经过大动荡之后，政治制度会完成重构和重组，并深深扎根。经过无数次黑暗中的摸索之后，艺术的各个门类找到了经典的方向，并从此固守这个方向。经过乱麻似的法令、敕令和法律之后，立法的努力就产生了法典，并开始固化。尽管伯里克利是民主国家的元首，而且是古代最激动人心的民族的国家元首，然而在这个方面，他还是像奥古斯都和路易十四一样。在他之前，雅典文明的一切要素由于时尚模仿的大潮而缺乏组织性，但从未在古希腊世界长期中断。在他的治理之下，雅典文明的一切要素让位于商业文明和航海文明的混合要素。在这一点上，这些文明要素和拉丁文明、法兰西文明的要素实现了逻辑上的一致。拉丁文明和法兰西文明都极力模仿伯里克利治下光辉的古希腊文明，其要素与古罗马共和国之前的混乱时期的要素也是一致的，与法兰西文明之前的混乱时期的要素是一致的。伯里克利之后，雅典的方言开始到处传播，并且把殖民帝国强加于一切方言之上。在传播和巩固的过程中，它固化为古代社会的不朽语言。于是，雕塑和戏剧性诗歌达到高峰，成为完美的典范。最后，政治和金融确立了长期而保守的立场。这是因为，虽然伯里克利倾向于思想创新，且欢迎外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然而他还是像奥古斯都和路易十四一样保守——他们每个人都赞成并推动自己欢迎的思想生活和艺术生活，使之为自己服务。
现在看来，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说伟人治下的时代或伟大王朝的时代要回归传统，那也是回到一个扩大了的传统中，这个传统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大。一个扩大是传统主导的地域有所扩大，另一个扩大是传统的成分更加繁复。在伯里克利之前，雅典只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儿、比较杰出的城邦。在他的治理之下，雅典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帝国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雅典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与雅典几百年来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已经看到，我所说的伟大的时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是从时间上来考虑，凭借文明的语法，逐渐达到一种新的逻辑平衡，这个文明的语法和文明要素的词典形成强烈的反差；第二是从传统生活进入新时代的出发点来考虑。这两个方面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时尚新风吹进的革新实现了和谐之后，接着就扎根而成为风俗。两者和谐的证据清晰可见。这些令人难忘的时代的一切创造物都表现出对称的风貌，都带有人为的姿态。在这些时代，政治机构都是整齐划一的、集中制的；城市的街道和广场都改造成了几何对称的格局。比如，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库尔提乌斯的记述，伯里克利重建了锡巴里斯城，将它更名为图里，“按照比雷埃夫斯港口城市的布局来设计，四条干道呈南北走向，三条干道呈东西走向”。在巴博《古代的城市》里，我们看到郝斯曼?[21]??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所有城市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变化与奥古斯都以后古罗马的城市变迁进行比较。此外，虽然伯里克利本人严厉专权，出自名门，颇像皮特?[22]??这样的共和党人，他还是渴望实现雅典辉煌的航海霸业和帝国扩张的，他曾以警惕的目光反对外人成为城邦的公民。库尔提乌斯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伯里克利是在“回归古代严厉而过时的立法”。他的征服是民主的，但他又压制民主的原则，压制“职位轮换、权威分割、公务负责”的原则。像奥古斯都一样，他把共和国的一切职能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由此而手握君主一样的权柄。
然而，除了表面的相似，伯里克利和一切僭主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僭主不能代表风俗的保守倾向，不会喜爱保守的风俗。虽然僭主有霸道的一面，但是他们喜欢模仿外国的时尚之潮，这些潮流化解了民族传统间的矛盾，民族的传统是僭主掌权的绊脚石。与僭主相反，伯里克利开创了回归传统生活的潮流，因为这样的回归对他有好处。
这并不是说，伯里克利在国家制度之上强加他的权威、打上他的印记时，造就了更加民族化和更加传统化的生活，他仅仅是暂时得利——遗憾的是他受益的时间太短。和其他战争危机一样，波斯战争复活了古希腊人的民族感情（放大了的民族感情）。在此前的几百年里，尤其是在公元前6世纪，世界性的生活使古希腊人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削弱。库尔提乌斯说：“与此相反，在梭伦改革时期，（亚洲的）爱奥尼亚人轻松愉快的生活方式在雅典盛极一时。雅典富裕的市民喜欢炫耀权位、黄金和香水，炫耀骏马、爱犬，炫耀自己喜欢的玩意儿，炫耀铺张的盛宴。但是波斯战争之后，更加严肃的生活态度渗透全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随后就发生了向雅典先民风俗的回归。“马拉松战役的胜利恢复了雅典农耕光荣的风俗。雅典人的核心成员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航海的爱奥尼亚人。我们要注意，自认为优越是骄傲的一种形式，它总是依靠模仿风俗。越这样想，他们就越渴望语言、风俗和衣装的独立性。”衣服简化，回归原始简朴的传统。“亚洲的爱奥尼亚人与雅典人的区别纯粹是客观的区别，他们在风俗和生活习惯上的变异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一点充分证明，主观模仿优先于客观模仿。
有迹象表明，就在伯里克利之前，在公元前5世纪初，尤其是在公元前6世纪这段时间里，模仿外国的风气吹拂着地中海诸岛，吹拂着地中海一切文明开化的或半开化的地区。这就是波利克拉特斯?[23]??等古希腊僭主的时代，他们都反对古老的道德，传播外国的风俗，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先驱。况且，僭主政治迅速地从一个岛屿传入另一个岛屿，这表现出了这个时期古希腊文化对外国范例敏感的气质。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迹象是古埃及闻所未闻的盛况：古埃及法老萨姆提克?[24]??和阿玛西斯?[25]??模仿古希腊的生活，他们努力把古希腊风引进传统富饶的古老土地！“阿玛西斯娶了一位来自昔兰尼?[26]??的王后，他的好友均为古希腊人；古希腊王公成为他的座上宾；和克罗伊斯?[27]??（吕底亚?[28]??的革新家）一样，阿玛西斯崇奉古希腊诸神。”正是以这样的方式，18世纪的弗里德里希大帝?[29]??试图以高卢文化改造他的王国。也许，大流士也加入了古希腊化的运动，只不过他是以更加隐蔽的和一般的形式推动古希腊化而已。无论如何，他开辟的道路通向了行政管理井井有条的帝国，后世的现代帝国都起而效仿。波斯“在他的治下，彻底改观。新的行政管理精神取代了古老的风俗”。
于是，个体本位（individualism）观念兴起，“全新的人格情感被唤醒”。智者派?[30]??是个体思想自由的代言人。同理，世界主义也因此而兴起。
两大模仿潮流的交替涨落在政治发展史上发挥了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述。但这个问题是不是说透了呢？无疑还没有。然而，在行将结束这番讨论时，我只想进一步研究这个节律变化产生的政治后果。这两大潮流的消长都形成了一股合力并沿着一个方向前进，任何形式的政治在扩张或扎根时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的特征。
简单地说，这种消长节律产生的政治后果是政治组合不断扩大和巩固，这一点已为人知。我们将会看到的另一个后果是，行政和军事集权不断加强。这就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机会，先是让人治的政府具有普遍性，继后又使之趋于传统以谋求长治久安。处在扩张之中的制度，具有相对理性而民主的风气；扩张并扎根之后的制度，则具有相对原创和权威的特征。如果将我的论述和两种彼此不同却又相当近的论述做一番比较，一切将会更加清楚明白。不过，两个地位不等但思想同样杰出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托克维尔和斯宾塞两人对现代伟大的社会变革做了生动的评价，这个变革过程虽然缓慢，但不可抗拒。他们都把这场变革表述为普遍的历史规律。斯宾塞尤其有感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他在这里看见了我们社会的主导特征，认为这个特征能解释其他一切社会特征，特别能解释这样一些特征：个体的解放，宪法权利取代自然权利，契约政体取代地位政体，司法取代特权，自由和自愿的结社取代世袭和国家强加的社团。在归纳这条一般规律时，他思考了活动的指向是掠夺还是生产，是战争还是和平。他认为，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两个互相冲突的文明类型的主要特征：好斗型文明和产业型文明。好斗型文明正在走向消亡，产业型文明必然是和平、自由、道德、爱心、田园牧歌式的宏伟的未来。?[31]??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社会条件的平等趋势正在使欧洲人民和美洲人民迅速走向必然到来的民主，这个趋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受到一种宗教的情怀。在他的眼里，对平等的渴望是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动力，正如对特权的渴望是过去时代里最强大的动力一样。他认为，这两种动力的对立是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差异的基础。同时他认为，在任何时代，这两种社会的差别表现在各个方面：语言、宗教、产业、文学、艺术和政治。不过，预见到平等趋势的后果时，他一点儿也不惊慌。相反，他对这个趋势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肤浅的幻觉，至少是没有堪与斯宾塞相比的那种乐观情绪。他看到了这个趋势必然要产生的民主的未来，他描绘的图景有时带有明显的先知先觉。
在许多方面，斯宾塞和托克维尔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斯宾塞的好斗型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好是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社会，斯宾塞的产业型社会和托克维尔的民主社会往往是很相似的。然而，斯宾塞告诉我们：好斗型社会将产生强制性的合作，使个体受行政集权制的压抑；产业型社会则产生自愿性合作、个体独立性和非集中化。与此相反，托克维尔以深厚而扎实的学问提出了最深刻而真诚的见解，最终他不得不得出与自己愿望矛盾的结论：在普遍一致性中诞生的民主式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向压制性集权制和过分的家长式作风；反之，地方权利和个人保障在贵族分化和不平等的时代里更容易得到确保。大胆承认这个事实使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协调这两种感情的：一方面是对自由的强烈热爱，而且他对自由的热爱大大超过对平等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缺乏宽容性的国家的同情，简单地说，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式的国家的同情。其实，对于这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尽管如此，和我们伟大的英格兰进化论者斯宾塞相比，他的自由主义并不见得有什么明显的不一致。他们两人究竟谁对呢？托克维尔认为，贵族统治是非集中化的、分等级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民主准则是集中化的、抹平差别的和权威主义的——我们是同意他的观点，还是接受斯宾塞的观点呢？须知，从表面上看，斯宾塞和他的观点完全相反呀！
我认为，托克维尔的论点更加有道理，但是他并没有讲清楚他的想法的某些方面，这又是他的不对之处。实际上，一般来说，他认为贵族统治是风俗主导的统治，民主政治是时尚主导的统治。倘若他用这些字眼来表达他的思想，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就是无可争辩的。不过他表达的语言不准确，这是因为贵族政治不一定和传统精神捆绑在一起，民主政治不一定对创新抱友好的态度。然而他的长处是：区别权力和权利、情感和思想的遗传性和非遗传性源头，他没有弄错这个极端重要的区分——斯宾塞完全忽视、难得提到的区分。斯宾塞不区分两种不同的好斗性：一种是遗传的、风俗的，即封建形式的好斗性；另一种是自愿的、立法的、外表上的好斗性。后一种好斗性是我们的特征。他认为，重要的事实应该是明白普通活动的性质究竟是好斗性的还是产业性的。可是如果你说强制性合作是军队主导下每一个民族的特征，如果以军事组织的强制性为借口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忘记这样的事实：一家大工厂的管理方式使它成为一个野蛮的部落，现代的舰队和军团也是用这种权威的手段进行管理的。印加人建立的秘鲁并不像空想主义者的村落，而像一个庞大的军营，难道不是吗？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军事暴政比农业暴政更加独裁了。这是因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对服从风俗的要求都是强制性的——也许中国算一个例外。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好战、最勤劳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国内对合作的强制性要求也是无以复加的，不宽容也是绝对的。这片辽阔的国土以前没有铁路和电报，但是它的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还是很高的。这是因为风俗的约束和祖先的支配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身上，从皇帝开始的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32]??
斯宾塞认为，法国的好斗性超过英国，因为这里的战争更加频仍，法国的古老王朝更加专制和集权（就我所知，这样的性质由于革命而得以完成）。但是我还是要说，就在专制和集权性加重的同时，皇权也相应地受到了削弱，因为皇权依靠社区，也就是依靠国内的产业阶级。这是因为皇权在拓宽的过程中损害了封建领主这个好斗的阶层。如果说这样的体制没能避免断断续续的国外用兵，至少它防止了不断的内战——这对劳工大有好处。法兰西国王基本上是带来和平的人。英格兰处在相当非集中化的状态，因为它一直是贵族政治的国家。直到18世纪末，它的产业财富并不比法国多，它在这方面的影响说不上有多大。当代各国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趋势，也就是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强烈反对斯宾塞所谓的自由化的影响，反对他把自由化的影响归结为产业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批驳了斯宾塞政治未来走向的观点。有人说，国家社会主义的趋势仅仅是法国-普鲁士战争强加在欧洲身上的扩军备战产生的偶然而短暂的结果，这样的解释可以吗？把这个深刻的、所向披靡的、一切迹象表明是持久的趋势归结为内部的、永恒的原因，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更加精确吗？?[33]??这是因为，内部的原因能把现代国家的进步与现代产业和民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这个走向归结为偶尔的、外表的原因，就不那么精确了。
这个原因要到一个日益普遍的习惯中去寻找：它存在于就近的、目前能获取模仿对象的习惯之中，而非存在于从历史中获取模仿对象的习惯之中。自从这个习惯成为主流之后，各国人民在战争或和平的敦促之下都开始走向极端的集中化和统一化，都开始走向民主的推广和深化。同理，当与之相反的习惯独占优势的时候，战争与和平、城堡与行会就有助于封建割据的维持。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原因是：外在的模仿可产生思想和爱好、风俗和欲望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不仅使趋同的民族走向融合，而且使其权利和生活条件走向平等，也就是在实现许多方面的一致性之后完成司法方面的相似性。第二个原因是：这样的一致性不仅使批量生产、机器制造、大规模战争和机器破坏成为可能，而且使之成为必需。第三个原因是，使人平等的一致性必然要产生一系列观念：把人当作相等个体的观念，用普选来思考和计量欲望的机械观念，用统计数字来衡量行为的机械观念，于是就用行政管理来限制上述一切观念，并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纪律体制之下。在这里，真正重要的原因是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外部关系的增加。这个原因之重要实在是千真万确：印刷术、火车和通信的发明刚刚来临，社会变革就随之发生；社会变革的发展与这些发明的传播齐头并进；在社会变革尚未开始的地方，铁路和电报线的建设就足以启动社会变革。美国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托克维尔赋予民主体制的一般特征，尤其是欧洲民主的特征。托克维尔事先已经给欧洲民主画过像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因为北美洲事先已经看到了欧洲的样板，所以它才大胆而广泛地利用汽船和铁路之类的交通工具。另一个原因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这样多的旅行和如此快速发展的旅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这样多的书信往来和电报通信。
此外，我们难道不能设想，将来的民主体制扎根之后，它们在许多方面和托克维尔描绘的情景会有所不同吗？难道民主准则实质上不是暗示着我所谓的时尚帝国吗？民主体制下，观点和实践不会因此而不稳定，甚至是混乱且盛气凌人吗？民主体制下，多数人的短视和任性一定就等于他们的无所不能吗？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持这样的观点。毕竟，无论社会人多么高度社会化，他还是生物学的存在物，他产生于生殖力，也为生殖力而生存。他希望他的社会存在能香火永存，而且他知道，社会存在永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社会存在依托在他这个生物体的身上，就是凭借他的血脉而传递香火。每一种古老的文明，比如古埃及、中国和古罗马文明，都曾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宏气势。然而，在后辈对长辈孝敬的刺激之下，它们都开始退守内敛。在享受一套思想和制度的好处而完成一些变化之后，它们长期将自己闭锁在这一套思想和体制之中。我经常以中国为例来说明问题。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百年间，我们看见的社会不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反而是贵族政治的社会。不过与此同时，它却是整齐划一、非常稳定、非常机械、高度集权的社会。古埃及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的，然而它在整个尼罗河流域的一致性、它的行政集权、它的停滞不动，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些例子和论点都说明，当代社会虽然在短期内偏向于个人自由（就像海浪的波动给船舶一定的自由度一样），可是它正在走向一个风俗固化的时代，我们对此却习而不察。在这个时代里，万事万物整齐划一的趋势行将完成。托克维尔在书的结尾透露出这样的预感，他说，民主国家建立之后，它不但不喜欢革命，还会敌视革命。他补充说：“我轻而易举地看出了这样的一个政体，当它和平等原理结合之后，它就会使社会停滞不前，这可能是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停滞不前。”?[34]??
[1]?亚里斯泰迪斯（Aristides，约前530—约前468），雅典政治家和将军，提洛联盟的核心人物，曾参加战胜波斯的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中译者注
[2]?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约前525—约前460），雅典执政官，实行民主改革，扩建海军后，指挥战胜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中译者注
[3]?任何时期，在任何杰出的社会中，总是有一个社群体现保守派精神，一个社群体现新奇的精神。然而，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两个社会的过去，我们总会看到反差颠倒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对立体现在英国和法国身上。同理，在古希腊，这个对立的代表是保守的多利安人和讲究革新的爱奥尼亚人。这个现象反复出现，使人不禁莞尔。埃米尔·布特米（Emile Boutmy，1835—1906，法国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中译者注）在《宪法研究》（étude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中写道：“在法国，自然而直接的权威被赋予在情感上建立在人类普遍一致的政治理念上。在英国，这个权威被赋予在情感上与前辈的纽带上。法国人满足于一种广泛的观念：人人可以与我们分享这个观念，在普世的立法条文之前，人人都应该低头折腰。英格兰人满足于一个狭隘而强烈的观念：他们会关注过去一代又一代民族的生活。”
换言之，法国人热衷于接受通过自由的外部模仿而传播的观念，因为我们接受这些观念一般就是通过这样的模仿来完成的。与此相反，英格兰人关心的观念只限于那些排他性模仿和遗传性模仿的观念。顺便说一句，英国议会制度并不会由于它原有的性质而妨碍它向外传播，通过自由的、一般的接触，它已经从一个民族传播到了另一个民族。于是我们就看到，17世纪的英格兰体现了革命的精神，这一点和君主制的法兰西不同。由于从欧洲大陆引进的激进或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我们难道不觉得革命的酵母正在英国的土地上发挥作用吗？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危机席卷英格兰的岛民时，法兰西民族政府的基石最终也会被奠定。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布特米所做的区分隐含着另一种区分。他区分两种体制——渴望普遍性的体制和满足于一个种族或国家生命期的体制。他这个区分隐含着另一个区分：开放的、劝诱新教徒的宗教和排他性的、不接受新教徒的宗教。根据这个类比，法国人的体制把未来攥在自己手中，因为劝诱性的宗教总是比对手略占优势。然而，正如最具有扩张性的崇拜总是要尘埃落定并关上大门一样，我们将会看到最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体系反过来也会最终成为一种祖先的习俗。
[4]?沃德的英译本，第一卷，第147页。——英译者注
[5]?采邑（fief），欧洲封建社会的核心制度，采邑是封臣从领主那里得到的土地，大小不等，大至省的规模，小至几英亩（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通常附有若干农奴，封臣为领主服役。——中译者注
[6]?雨果·卡佩（Hugues Capet，约938—996），法兰西卡佩王朝的创建者，卡佩王朝推进了法兰西的统一。——中译者注
[7]?诺曼国王（Norman kings），居住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的人叫诺曼人；1066年，诺曼人威廉公爵征服了英格兰，史称“威廉王”。——中译者注
[8]?与此相似，教会的管理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穿上了帝王的外衣，在中世纪穿上了封建的外衣。
[9]?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Middlemore’s translation,I, 128. ——英译者注
[10]?18世纪开辟了大规模的时尚主导之潮。时尚在19世纪的道德和制度中非常引人瞩目。比如，人们在此刻的市政选举中引入了秘密投票的制度。阿尔伯特·巴博（Albert Babeau）先生告诉我们（见他论旧王朝时代市政的书），秘密投票是当时的时尚。他说，早在16世纪——时尚汹涌的时代，昂热市的市政机关就采用了这样的选举制，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有例可寻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古罗马的议院的选举制。”“这时的市议会多么急于寻求模仿对象啊！”
[11]?实际上，世界主义的思想在此之前必定出现过很多次。
[12]?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所著《罗马史》（三卷）极具影响力，以原始资料鉴定法开创批判研究历史的先河。——中译者注
[13]?第欧根尼（Diogenes，约前404—约前323），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学派创始人，主张简朴生活并回到自然状态，著作多半失传。——中译者注
[14]?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87, footnote 3. ——英译者注
[15]?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狂飙主义理论先驱，著有《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中译者注
[16]?费希特（Johanh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的能动性，著有《知识学的基础》 《人的使命》，他关于世界道德秩序及社会道德性质的思想，对黑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译者注
[17]?托克维尔就新英格兰文化杰出的感染力进行了解释：这里的殖民者是清教徒，他们是唯一目标明确、为了一个理念而奋斗才漂洋过海的殖民者。
[18]?Democracy in American?, Reeve’s translation, I, 37. ——英译者注
[19]?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袖。——中译者注
[20]?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14），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中译者注
[21]?赫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官吏，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大规模改造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译者注
[22]?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首相。——中译者注
[23]?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约前538—前522），爱琴海萨摩斯岛的僭主，曾控制爱奥尼亚群岛和大陆的城镇。——中译者注
[24]?萨姆提克（Psammetichi，前664—前610），萨姆提克王朝（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第一代法老。——中译者注
[25]?阿玛西斯（Amasis），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与古希腊频繁通商。——中译者注
[26]?昔兰尼（Cyrene），利比亚古城，曾是古希腊一座重要的城市。——中译者注
[27]?克罗伊斯（Croesus，?——约前546），吕底亚（Lydia）最后一代国王，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后因败于波斯居鲁士二世而亡国。——中译者注
[28]?吕底亚，小亚细亚中西部一古国，濒临爱琴海，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以其富庶奢华而闻名，可能是最早（公元前7世纪）使用铸币的国家。——中译者注
[29]?弗里德里希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44—1797），即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中译者注
[30]?智者派（Sophists），亦译作诡辩派，古希腊以教授修辞学、哲学、伦理学为职业，善于诡辩的哲学家。——中译者注
[31]?提出产业型和好斗型两种社会的是孔德而不是斯宾塞。孔德不仅指出了这种对立，还经常阐述这种对立，他甚至夸大了这样的对立。比如，他确定产业进化与艺术进化的关系是难分难解的，他这个观点不符合古典时代的事实。尽管如此，他这个观点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不过，即使他夸大了产业活动的优点，夸大了产业活动对战争活动的优势，孔德还是小心翼翼地不把这个差别推向极端，不把它看作社会学所谓的分割线。他知道，宗教的演进，以及神学与科学形式和思想的相继和区别，对这些第二位的考虑因素具有更加深远的控制力。这一点是斯宾塞没有看到的。
[32]?打斗的习惯增强了权威并带上遗传的性质，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当然，战争的胜利会使原有的贵族扩张，甚至会造就新的贵族。然而，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个社会是在风俗的统治之下，因此它预先就有一个使一切权力富有遗传性的倾向。否则，战争的胜利绝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20年不间断的战争能在现代欧洲造就一个封建体制吗？它可能会造就一个独裁体制，使之建立在比现在的富豪统治更蛮横无理的富豪统治上，但它不能造就其他东西。实际上，每种贵族体制原来都是乡土的、家长制的、国产的。贵族政治不好斗的时候尤为生气勃勃、难以移异。瑞士贵族政治即为一例。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有共和体制和封建体制，然而它的贵族政治一直维持到现代，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早就走向民主体制了。尽管如此，如果说好斗的思想一般是和贵族控制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因为领土分割，而领土的分割又是由于贵族习俗的优势使武力割据纷争不息。产业主义与好斗性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所以中世纪的城市才是最好战的地方。好斗的佛罗伦萨即是中世纪产业最发达的城市。古代雅典是另一个例子。
[33]?即使在美国，虽然人民的性格基本上是平和的，但也可以看到走向集中化的普遍趋势。1886年7月号《经济学人》披露，波士顿出版的《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3月号上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1886—1966，美国社会学家。——中译者注）的文章就倾向于证明：“一个内部机制正在把各州的重要性削弱到省区的地位，正在加强联邦政府的地位。作者还证明，联邦始终比各州优先。”同时请参考科洛迪奥·雅内（Claudio Jannet）先生有趣而给人启迪的书《当代美国》（Etats-Unis contemporains?）。
[34]?仔细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你就会觉得，虽然他不愿提出模仿的原理，但他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撞上了模仿律，他还详尽地历数模仿的后果，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然而，倘若他把这条原理说清楚，先提出原理，然后才去演绎他的结论，他本来是可以免于错误和矛盾的。他说得很好：“没有类似的信念，社会就不能繁荣，或者说没有类似的信念，社会就不能生存。这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没有共同的行动；没有共同的行动，人或许会存在，但社会群体却不会有。”这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的社会关系存在于模仿之中，这是因为思想的相似性，即社会需要的思想相似性，不会是天生的，而是习得的。他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多数人的无所不能——这无疑就是关系到未来前途的问题。他还解释了民主国家里公共舆论无与伦比的力量——一种“巨大的压力”，说它是集体精神对个体精神的影响。在解释多数力量和舆论力量时，他都是通过平等的观念来说明的。另外，他解释平等借用的手段是相似性，但事实上，相似性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他断言，只有等到人们彼此相似之后，他们才能认识到彼此的权利。我们还应该补充什么呢？只需要补充一个词就足以说清楚，但这个词是必不可少的：模仿。模仿想必是且的确是造成了相似性，这样的相似性绝不可能是先天固有的。于是我们说，模仿的本质是社会行为，一切都是靠模仿展开的。
托克维尔又说：“人们极大的流动性和迫切的欲望使之不停地从此地移居彼地，使各国居民五方杂处，使之能耳闻、目睹、借用彼此的东西。于是，不仅民族之内的成员越来越像，不同的民族也有了趋同的倾向。”民主革命的字眼最能充分描绘时尚主导的效果。他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解释这样的倾向：民主国家倾向于一般和抽象的观念，却容易忽视活生生的现实。换句话说，人们的相似性增加之后，他们以集体目光看待自己的困难就随之减少，他们就容易用概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于是就养成了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一切事物的习惯。这就是模仿的另一个后果。我列举的例证仅仅是挂一漏万。接着他又写道：“使多数公民在一个政府之下团结的因素，与其说是理性的欲望，不如说是本能的不由自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又来自情感和意见的相似性。”（Democracy in American?, Reeve’s tranlation, II, 315—6. ——英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