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在一千个有同等逻辑价值的模式里挑选一个有优势的模式，这个优势就不仅和源头上的人、阶级和地域相关，还和它的时间源头有关系。本章准备研究最后这一套模仿律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假设仅仅是模仿优势者的定律的一个结果而已，仅仅是从一个新的侧面来看这个问题。让我首先来提出一条原理：即使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祖先的威望也大大超过晚近革新的威望，虽然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异域和当代（因而双倍可信）的文学、制度、思想、词语。我们来做一些比较：少数最近普及的英语、德语和俄语的外来词与历史悠久的法语基础词汇的比较，有关进化或悲观主义的时髦理论与大量古老的传统信念的比较，当前革新的立法与大量的古老法典的比较——有些基本的法典像罗马法一样历史悠久，如此等等。于是我们明白，和风俗的大潮相比，对时尚之潮的模仿仅仅是一股孱弱的小溪。这显然是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1]??
在一切国家里，人们的头脑中都在逐渐完成一场革命。接受牧师和祖先信念的习惯正在被重复当代革新者的语词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的用研究的精神来取代轻信的态度。实际上，这仅仅是欢迎异域的、有说服力的思想而已，在盲目接受传统而权威的断语之后，往往会紧接着出现这样的情况。所谓的说服，即是异域思想与既定的教条思想达成明显的一致。我们看到，两者的差异并不表现在接受时的有意性或无意性。传统的判断被儿童的头脑接受了，或者说是强加在他们头上了，可那是靠外在的权威实现的，而不是靠说服。对于这样的接受，我不会说是更自由，只是更快、更有力。这就是说，教条进入儿童的头脑时，他们的头脑像一块白板。在进入头脑的过程中，这些教条既不需要肯定任何思想，也不会与任何既定的思想产生矛盾。它们只需要重新唤起儿童的好奇心，只需要一味满足好奇心。这就是两种接受过程的全部区别。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威印象的形式必然走在前，说服的形式必然跟在后，说服的形式是权威形式的结果。
同理，每一个国家都要发生另一场类似的革命，这就是人的意志（volition）的革命。被动服从祖先命令、风俗和影响的习惯，不是被取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和；人们正在顺应当代人的压力、忠告和建议。在顺应压力、忠告和建议的过程中，他恭维自己说，他正在从他面对的建议中做出自由的选择。然而实际上，他欢迎并接受的建议是符合他既有希望和欲望的建议，这些希望和欲望是他的习惯和风俗作用的结果，是他过去的全部服从的结果。
在古风（antiquity）的威望占优势的时代和社会里，“古风”这个词除了它本来的意思，还有心爱对象（beloved object）的意思，这些时代和社会就像古罗马的时代和社会。西塞罗说：古风是我的至爱。在中国和西伯利亚?[2]??，你大声招呼路人，说他阅历丰富，以便取悦他，你会尊称他为大哥（elder brother）。与此相反，在新奇事物的威望占优势的时代和社会里，广为人之的一句话是：一切新东西都值得钦佩。然而，我想再次指出，传统的和习惯的成分总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唯独最激进的革新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有力地揭示了传统和习惯的优势。这是因为，激进革新的支持者在推动革新和革命时，只能依傍雄辩的才干或生花的妙笔，只能依靠杰出的文字功力，而不是凭借科学、哲学、技术的语言，不是用满纸满口的新词语。他们必须用人民群众原有的语言，甚至是略带古风的语言，是路德、伏尔泰?[3]??、卢梭?[4]??等人很熟悉的那种语言。老地方总是推倒旧大楼来盖新大厦的好地盘。既定的道德总是引进新政治观念的良好基础。
看来我应该做一点儿交叉分类，把模仿本土悠久的模式和模仿新近异域的模式区分开来，并将其重新组合。古老的模式和新异的模式都有威望时，古老的模式却不是本土的模式，新异的模式却不是异域的模式——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家庭或城市有可能长期存在这样的模式吗？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它太罕见，不值得我们劳神去做这样的分类。有些时代信奉这样的格言——“凡是新的都是值得赞美的”，这样的时代基本上是外化的时代——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祖先的宗教渗透的深度造成了他们的想象。另一些时代信奉的格言却是这样的——“凡是古董都是好的”，这样的时代生活是发自内心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崇敬自己的家庭或城市的历史，我们更不会崇敬别人的历史，能激发我们尊敬的对象就只有目前而没有历史了。反过来，如果凡是有血缘的人或同胞都被我们当作平等的人，陌生人似乎也会给我们留下值得尊敬的印象，并引导我们去模仿。在信奉“古董好”的时代里，空间距离似乎起到了时间距离的作用。在风俗呈上升趋势的时期，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因为他们讴歌的对象首先是过去。相反，在时尚主导的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时代而感到骄傲，而不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
我刚才提到的革命是普遍而必然的吗？看来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在不与异域文明接触的情况下，给定土地上的给定人民必然要增加人口，必然要向城市化的生活前进。这样的进步会刺激神经兴奋，促使模仿才能的发展。原始村社里的人只能模仿父亲，养成了永远向后看的习惯，因为他们一辈子唯一向模仿对象开放的时期就是婴儿期，他们到童年期后就处在父权的统治之下了。与此相反，城里儿童的神经对成年人的印象始终保持灵活而开放的态势，这使他们能模仿来自外界的新模式。
和这个观点矛盾的例子有塔塔尔人、阿拉伯人等，千百年来，他们似乎无可挽回地受到传统的束缚。不过也许——其实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目前的静止是一个历史循环的末尾，是前一阶段末尾达到的平衡；在过去的阶段里，一次又一次引进形成了他们半开化的状态。实际上，我们探讨的革命中必然存在着一些相应的回旋（involution）。人只能部分逃脱风俗的枷锁，而且免不了再一次掉进它的束缚之中。重新沦落到束缚之中以后，他就在半解放的状态中去清理并巩固已经完成的征服。如果他才华横溢、充满活力，他可以再次出逃并完成新的征服，然后再一次停留，如此等等。这就是伟大民族的文明在历史上翻转的一个又一个跟头。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城市生活不是连续不断的，到欧洲目前的这种狂热的状态之后，它就要遭到间发性的挫折，它前进的步伐反而使都市生活受损。这样的发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不仅分散村社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在大都会之外，财富、福利和教化也随之增长。比如，中国、古埃及、秘鲁或12世纪的封建欧洲这一类成熟的文明，基本上还是乡村性质的文明。也就是说，它们的城市在总体水平上静止不动，可是它们的乡村水平却在继续上升。根据一切或然性来看，我们当代的欧洲必然要走向一个类似的目标，虽然这个假设从表面上看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时尚精神回归风俗精神的终极结局，无论如何也不是倒退。为了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阐明生物界呈现出来的一些相似性。请注意振动、复制和模仿这三种重要的重复形式的相互关系。起初，每一种都和它源头上的另一种形式捆绑在一起，又对那一种形式起到颠覆的作用；不过，它很快就倾向于摆脱前者的束缚，并且把后继的一种形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植物和最低等的动物中，我们看见的复制受制于振动。它们的活力在迟钝与活跃中交替，紧随四季更替、阳光与热量而变化。以太的振动刺激有机体的振动分子。但是，生命在演化过程中，像陀螺一样温顺地跟着太阳光线的鞭子转动。虽然它无法摆脱鞭子的抽打，但是它逐渐把鞭打转化成了一台调节器。由于各种贮存太阳辐射的机制，生命可以把一些内部的爆炸物和可燃物储存起来供神经系统利用。生命随心所欲地释放并点燃这些储存品，不是按照季节的需要，而是给自身提供必要的肌肉振动的刺激，以便飞翔、跳跃或战斗。最后，生命并不依靠这些物质的力量，也就是不依靠产生以太振动或分子振动和燃烧的潮流，而是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这些物质力量。在最极端的文明里，人类维持着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用街灯、火炉和火车头把黑夜变成白昼，把冬天变成夏天，把北方变成南方，而且把自然界的一切振动能量一个又一个利用起来，使热能、电能，甚至是太阳能为自己服务。
生殖似乎与模仿有类似的关系。起初，模仿羞涩地附着在生殖之上，像孩子跟在父母身边一样。我们看见，在一切原始社会里，受信赖、发号令的特权，树榜样的特权和生殖的职能是联系在一起的。父亲之所以被模仿，是因为孩子由他而来。任何发明要想成为被模仿的对象，都必须被家长接纳，它传播的地盘终结在家庭的边缘。家庭要扩大地盘，就必须多生养孩子。基于同样的原理和同样的思想联系，在后来不太遥远的时代里，祭司或君主权力就被构想出来了，这是只能世袭的权力，于是生命原理就成了社会原理的协调器。再后来，各个种族就有了自己的语言、宗教、法律、民族。顺便补充一点，我们这个时代赋予种族过多的历史意义的想法，是一种时代错乱。这是自然主义的观点，而自然主义的观点又只能靠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来解释。
然而起初，每一个发现或发明都被紧紧地堵塞在家庭或部落的边界里，或者是被堵塞在种族的边界里。发现或发明寻求扩张的办法，就是比生孩子少花时间的办法。有的时候，个别发明会冲破边界，为其他发明的突围铺平道路。模仿要在生殖的面具之下摆脱生殖，这种倾向就将以吸纳外来成分的虚构形式表现出来，异域人归化成为我族的成员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个更加大胆的形式表现为吸收异邦人归依自己的民族宗教（比如在使徒保罗之后让外人入犹太教、基督教），表现为用选举或委任的神职人员代替世袭的神职人员，表现为用选举产生的总统代替世袭的统治者，表现为授权下层阶级分享上层阶级的荣耀（比如古罗马让平民担任执政官），也表现为人民日益积极学习外语或本国主流的方言，以至于忽略地方土语，表现为模仿外国人的风俗、艺术和制度里最显著的特征。
最后，社会原理反过来获得了专制地位，在获得解放的过程中，它压倒了生命原理。起初，一组孱弱的发明、一个文明的胚胎是否有机会传播，要看它们是否能使所在的种族感到高兴。只有在种族扩张的过程中，发明和发现才能传播开来。以后，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一个所向披靡的文明传遍全球，凡是能顺应的种族就能幸存保种或生息繁衍，它们的命运全看它们自己的适应程度，全看它们开发、利用现有发现和发明的能力，也就是它们开发科学和产业的水平。接着，实用的马尔萨斯主义?[5]??就被引入了社会习惯的领域。这可以被看成生殖服从模仿的否定形式，因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抑制了生殖力，将生殖力控制在了生产能力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控制在劳动力的范围之内，而劳动的基本属性就是模仿。?[6]??已如前述，正面的肯定形式不仅见于挑选最适合的种族来发展文明的理念，而且见于为此目的而逐渐形成的新种族中。这些新种族可能是悠久习惯的产物，或是偶然机缘的产物，也可能是有意识混血的产物。开化的人类创造了这么多动植物物种，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或一时之兴，又任意地揉捏低等生物，仿佛在为一个更高的目的而培养自己的能力。终极的前景已经映入眼帘：总有一天，文明开化的人将敢于解决他自己的发展方向问题，他将敢于科学地、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身体的天然属性，向着最顺应他自己文明的终极目的前进。
然而，在等待人类艺术的这个生命杰作，等到这个人为的超级人类取代一切已知人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由于一个特定的文明长期的作用，由于这个文明无意之间创造了这个民族，并以这个民族为自己的镜子，每一个自历史黎明以来形成的民族都是人类固化的一种类型。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美国这样一个盎格鲁-美利坚类型民族的诞生和确立。这个原创性的“产品”成了一个绝妙的手段，它在许多方面服务于对我们欧洲文明的推广和进步。历史上总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英格兰、西班牙、法兰西、古罗马、古希腊、腓尼基、波斯、印度、古埃及等文明中这些或生或死的“产品”，都是社会驯化的“产品”，它们不过是雅利安或闪米特树干上略有变异的树枝而已。
我故意省略了中国人，虽然他们也许是一个种族最能完美适应一种文明的例子。这个种族和这个文明是难分难解的。在这个例子里，文明被种族塑造的程度和种族被文明塑造的程度是完全一致的。演绎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尽管这个民族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扩张，它还是保留了基本的家庭性质。文明和种族这两个成分实现了完美的和谐，没有彼此从属的明显迹象，这个特征绝不是这个得天独厚的帝国最不重要的特征。在一切事物中，它始终能以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多的财富。在这个帝国里，国家仅仅是大尺度的家庭而已，人的文明总体上看也是这样的。像帝国的其他特征一样，虽然这个文明高雅精致、成就卓著，然而它还处在初期。比如它的语言异常丰富、文雅，但依然用单音节的词语。一句话，中国一路走下来，却始终停留在我指出的三个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中国这个例子说明，虽然这三个阶段的顺序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一个民族并非必须从头到尾经过所有的阶段而到达终点。
现在要问：一种原创性的文明形式在一个部落里兴起，凭借风俗在这个部落里传播数百年之后，又凭借时尚传播到相邻的、或许相关的部落里，然后把传播所及的一切部落结合起来，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人的类型，即民族——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这个新的类型固化之后，它的文明也就附着在它身上了。这个民族创造这个文明的目的，似乎是要在这个文明里安身立命，永驻其间。它不再把目光投向边疆之外，而是只考虑子孙后代，它忘记了异邦人——至少是异邦人不强迫它注意，不用粗暴无礼的手段从外部摇撼它的大门时，它就把异邦人忘记得一干二净。到这样的时候，它的一切都穿上了民族的外衣。必须指出，一切文明或早或晚都倾向于走到这个时期：内敛而求巩固。欧洲文明向四面八方出击，通过各种各样的种族沿着它的扩张道路前进。尽管如此，它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迹象：它要挑选或塑造一个全面进攻、消灭异类的种族。哪一个种族将被选中而享受特权呢？是一个日耳曼种族或新拉丁种族吗？在这个新种族的构成中，法兰西的血脉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这是让法兰西爱国者心急如焚的问题！诗人说：未来不属于任何人。无论这个未来是什么，模仿的演变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起初是模仿风俗，接着是模仿时尚，然后回过头模仿风俗，不过这一次模仿风俗的形式已经被放大了，而且正好与初始的风俗模仿形式相对立。实际上，原初的风俗服从生殖，最后阶段的风俗命令生殖。前一种是生命形式对社会形式的利用，后一种是社会形式对生命形式的利用。
这个总体的公式总结了一切文明发展的全过程，至少适用于那些走完了整个发展过程而没有夭折的文明。不过，这个公式更适合社会发展的每个部分，更适合那些小小的次声波，那些装点并使它奔腾向前的花絮。也就是说，这个公式更适合社会各部分的演化过程。在本章以下的各节里，我将说明这个公式如何适用于社会各个成分的演化。这些成分有：语言、宗教、政治、法律、产业、艺术和道德。
如果说风俗时代和时尚时代的区别在历史上的界定并不是很分明，如果说这种区别对历史学家而言并不是很显著，那是因为模仿异邦的流行时尚和胆怯的革新很难同时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今天它们可能向宗教发起攻击，明天就可能转而攻击政治和文学，后天又可能攻击语言，如此等等。社会就像人，它常常在政治上革命，同时又在宗教上保守而正统；它有可能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在精神上主张纯洁，在文学上主张古典。
以上危机时期的长短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危机是难得同时发生的，然而一旦许多危机同时发生，我们就不会误解那个时代显著的革命性质，也不可能忽略它与前后两个时代的强烈反差了。许多危机同时发生的例子有：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古希腊、公元16世纪或18世纪的欧洲、18世纪的日本。?[7]??不过，这种同时出现危机的情况是比较罕见的。有了这种观察结论在手，让我们用这个三阶段论来检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看看它如何解释各种社会事实。
[1]?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问题，或者即使不从永恒的社会太平，至少是从暂时的社会安宁来看问题，信念被全社会接受的重要性，应该是超过真理的重要性的——因此宗教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同理，用同样的观点来看问题，公共教育的要务是传授共同的知识，而不是传授更有用的知识。更加准确地说，知识的主要用途在于它的共性，在于它的广泛传播。就知识和人的需要（我们即将探讨的需要除外）有何关系而言，教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并不是最有用的事情，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宗教教义也并非我们所知的最有用的事物。教这两种古老的语言的唯一好处是不打断世世代代的链环，是不至于突然而完全地切断我们与祖先的关系，也不至于切断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成为一个有教养阶级的成员而互相顺应，又顺应我们的祖先，其目的是：我们模仿同样的对象而结为一体之后，就必然能组成一个单一的社会。虽然一个年纪较小的人掌握的知识有可能比我们的大学生的知识更加有价值，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大学生知道的东西，他就会与他们格格不入。虽然受到大家的一致批评，对许多古老东西的尊重还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真正的、内在的原因，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是否意识到这个道理。在本书迄今为止提出的社会纽带观念中，这个证据是最有力的。
[2]?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Maison des morts?）。在西伯利亚，人们在谈到20岁的人时会说：“我尊敬的大哥某某”。
[3]?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专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著有《哲学书简》等。——中译者注
[4]?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提出“世俗的宗教”“自然教育”等伟大思想。所著《爱弥儿》 《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译者注
[5]?马尔萨斯主义，英国经济学家、人口研究先驱马尔萨斯在《人口论》（1798）中提出的人口理论。他认为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长的，人口的过度增长必然要导致战争、饥荒和瘟疫。——中译者注
[6]?生殖服从模仿这个否定有一个最夸张的表现，这就是修道院里的戒律，它要求修士宣誓顺从（更准确地说是既顺从戒律又顺从信仰），誓守禁欲。
[7]?当前笼罩着日本的模仿外国的狂热无与伦比，却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罕见。我希望，这一章能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远古时期开始，世界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狂热。只需用这个假设，就足以解释许多模糊不清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