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新城: FT中文网有篇文章，刘再复写的，标题很耸动，叫“谁是最可怜的中国人？”。他对目前的孔子热现象做了一个观察。你们关注吗？
吴思: 这篇文章没有读过，孔子热当然会关注。但是说孔子是最可怜的中国人，恐怕还要看从哪个角度说。
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孔子自己也认账，我觉得也是这样。关键你看孔子在历史上干了什么。他，还有后来的孟子，一直在游说各个暴力集团的首领。那会儿暴力集团可是赤裸裸的暴力集团，连一点礼义都不讲，就是公然宣称，我要多收税，寡人好财，寡人好色，就直接这么说，我怎么能去行仁义呢？那个暴力集团真是土匪般的。孔孟去跟这样的人对话，对话的核心是，你们要仁，要有同情心。你说他的命运会怎么样？
孔子是最倒霉的人吗？是最可怜的人吗？孔子想干的事一件也没干成，孔子是最反对用暴力的，整个儒家都有这个意思，要仁，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也充分尊重你的权利，你打天下也不容易，我们也尊重。在前一个意义上，孔子一生不得志，他的后代也没怎么得志。但是孔子充分尊重了大人的利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又被人家抬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位置上。他的折中，使得双方都得了好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是最走运的人。
能使双方得到好处，反过来说，也能使双方都得到坏处。孔子不得势，因为他要约束统治者，想给统治者套上笼头，尽管是用松紧带做的笼头。他的后代、后学，想给人家套个硬皮条做的真笼头，立刻就有性命之忧，所以也不得势。从这个不得势的角度来看，从上也不讨好。从下面来说，我们曾经批判孔老二为统治阶级服务，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对下也不讨好。
于是两头都不讨好，同时又两头都可以讨好。看你强调哪一头。你强调两头都讨好，那你是大走运的一个——你何德何能？几句大白话，说要讲理，说不要杀人，他就成了中国的圣人，一圣就是两千多年，他真是太走运了！反过来你要强调两头都不讨好，也可以说他是最倒霉的人。刘再复的文章可能强调了他的那一面，当然他还存在着另外一面，我觉得他要是两方面都合起来，就完整了。
封新城: 现在说孔这么热闹，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需求？
十年砍柴: 我觉得是几千年的道统。孔子是这几千年来我们的一个道统的源头，一讲合法性，一讲道统，就讲孔子，所以说一旦谈到道统之争，孔子肯定是个尖锐人物。
吴思: 找道统的话，你要有点民族自信，就能找到。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接孔孟？就是这么一个庞杂的、巨大的体系，你取什么？我刚才说孔子就是一个“血酬定律”的坚决反对者，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坚决反对者，这就是一种解释；你说孔子是统治者的最大的帮凶，但他又是最大的限制者，两种说法都行。
十年砍柴: 薛涌最近出了本书，他认为孔子的仁义是权利之约，他讲的是一种文化意图。
吴思: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每个阶层，每个集团，每个个人，他的权利的面积是在变化的。在变迁中，你能看出博弈双方的兴衰。西方说他们的公民的自由是天赋人权，是天降的，比如说上来就是10平方米，上帝就给你这么多，一点不增，一点不减，一直不变，政府就要保护这个。按照那个思路重新解读孔子，你就会发现，10平方米其实是可变的，一直就在变，在哪个时代，在什么条件下就是1平方米，什么条件是5平方米，什么条件是8平方米，你能给他算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可计算的博弈双方的利害关系。这个计算的路数，我觉得就比天赋人权要合理得多，更有历史纵深感，而且更可信。你说天赋人权，天在哪儿？怎么赋的？你追问几下，那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信仰。
十年砍柴: 信仰是不需要论证的，别的需要论证，信仰不需要。
吴思: 对，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的这些事可不是不言自明的。关键要打通几个重要概念，就是当代西方，不管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概念——公民权利，还有自由，权利，是利益的利，要跟中国古代的概念接轨。我说的接轨的词就是“分”，本分，名分，你的名分就是10平米，臣民，他的名分是皇上，100平米，但是你得守你的边界，你得各守本分。
十年砍柴: 孔子说的各安其分实际上就是说，一种秩序，他说的秩序不是平等的，但是一种和谐的秩序。和谐是说该得多的得多，该得少的得少，你得10%的不要去嫉妒别人90%的。他讲的是这种差距格局，是大家都认可的格局。
吴思: 对。咱们来说古今中外如何接通。中国古代，说名分，本分，不能犯分，不能越分，这些名分有大有小，合起来就是礼义结构。名分、礼义就是不同角度，在谈同一个东西，都是各种权利构成的体系。
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那里，权利最大，分最大，然后对这个说法又有一个合法性正当性的论证，上帝给的，天赋人权等等。到朱熹那儿也有论证，也求助于天，什么是天理，什么叫仁义等等。比如说你是县级干部，你的午餐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就是天理；五菜一汤，多的那一个菜，那叫人欲。这个区分很好，不是说我好色，我贪吃，就是人欲，是你该吃的那一份，恰到好处，这就是天理；超出来的，多的那一份，那才叫人欲。天理人欲得到了这么好的区分，相应的他会从天理这个层面上支持你这个分。你如果注意这个分等于权利、公民权，你就看，哎哟，这个论证很好，这个论证的思路很精彩，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能得到各色人等的认账和支持，宋代发展出两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论证方式，一种向外走向天理，一种向内走向良知。我们的传统有不少好东西，一旦与当代接通了，我们就可以老根发新枝，很有历史厚度地茁壮成长。
我就想用一个字把古今中外的核心概念这个打通，打通的关键，就是“right”这个词怎么翻译。这个词的翻译只要接上了中国的传统，马上中西方就通了。那怎么翻译呢？现在译成权利，是晚清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他后来当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严复当时就说译得不好，以霸译王，你看看，“权”多霸道，“利”多霸道，“right”那个词带着正义感，把这么一个正义的、正当的、应得的东西，译成权，还有利，这两种东西，把那正当的意思弄丢了。“right”本来不就是“正确”吗？我们打一个对勾，不就是“right”的简写吗？这全都给译丢了，严复说应该译成直，直截了当的直，对，理直气壮。或者译成“民直”。你说说看，这词多拗口啊，人们不接受，没流传开来，包括严复自己写文章都要用“权利”。但这个词又跟“权力”那个词，也就是“power”，在发音上完全一样。丁韪良自己也觉得“权利”这个译名不好，他为自己辩护说，新的学问进来，很难用一个老词对应上，不得不造一个新的。其实，他解释说，权利所指的就是个人应得之分。他在给自己辩护的时候用了“分”，可是译的时候却没用这个“分”字。如果咱们替他补救一下，换个译法，译做“权分”，这就具备正当性的感觉了。是该我得的，那就是我的分，你可以大喊：这是我的分！充满了正当性。
这么一来，这个“权分”的译法一改，你就发现中国的历史，完全可以看作权分的变迁史，你看《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段，说的是三家分晋，然后周天子承认“犯分”的合法性，他用的就是“分”这个字。你发现，中国史学传统的核心原来是对“名分”变迁的分析。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合法，封三家犯分的大夫为诸侯，这就意味着，与权分相关的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刻改了。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最核心的利益变化，就是权分的重新划分。每个朝代都在做这个事情。你看，中国史学并不肤浅。一旦你意识到这个观察角度，二十四史就不是满本的帝王将相家谱了，而是权分变迁史，还有非常精妙的辨析。
封新城: 你就专门写一本有关分的书，不是挺好吗？
吴思: 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总之，我觉得接通道统或继承传统这个问题的关键环节就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跟中国的过去怎么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