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其名著《单身》（A SingleMan）的开头描写了男主人公一个上午的“例行公事”。当他在早上醒来后，乔治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全无任何自我意识。尽管他有冲动，有欲望，甚至还会感觉到疼痛，不过一切都只是纯粹的经历而已。但是后来，当他看着镜子，镜中的人“一直保持着凝视的动作……直到大脑皮层再一次发出指令，镜中的人才不耐烦地开始洗脸、刮胡子、梳理头发。光着的身子必须用衣服遮盖起来……行为必须被周围的人认可……镜中的人顺从了，开始洗脸、刮胡子、梳理头发；这是因为镜中的人知道自己对他人有一份责任。在人群中，有自己一个位置，甚至令他觉得欣慰。他知道别人对他的期待是什么”。
自我控制是我们进入社会的代价。如果不克制自己的冲动，你将会在监狱或精神病院里度过一生。只有当你能克制自己的冲动时，你才被允许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且，人们之所以进行自我控制，还因为其他一些非惩罚性的激励。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人，通常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奖赏，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然而问题在于，就像我们在“外星人绑架”思想实验中看到的，社会更重视的是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
约翰·列侬（John Lennon）曾经谈到过他早年接受教育时的一个故事就突显了这种冲突。他说：“当我来到学校后，他们问我，长大后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幸福’。但是他们却告诉我，我没有理解他们的要求；而我则告诉他们，他们不理解生活。”列侬的老师们预设的前提是，学生想要的东西必须能反映出他们将会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因此在他们看来，列侬所说的“幸福”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有多少人是在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后（这需要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才考上了医学院，然后又做了多年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这需要更加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最终却发现，当一名医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事实上，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医生都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他们不会选择相同的职业。大多数人都尊重医生，因为他们做的事情确实非同凡响，而且为他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青少年希望生活富裕并受到世人的尊重，希望父母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一名医生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自我控制能力对他人的价值可能比对自己还要高。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去追求这种他人获益比自己还要大的职业呢？从表面上看，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多种偶然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动人们自我约束，为更多人谋福利。例如，在北京，许多男人（各年龄段、各阶层）都有“袒胸露乳”的习惯，他们被称为“膀爷”。天气一热，这些人就会把上衣掀起来，露出肥大的肚子。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努力塑造“国际化都市”的形象，这些“膀爷”显然与这个形象不符。因此，政府和媒体都大力宣扬“正能量”，敦促这些人放弃恶习。这就是自我控制能够造福社会但却不一定对个人有利的一个例子。把上衣掀起来，自己会凉爽很多，但是城市形象却会受损。
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我们对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更强的人普遍更加信任。实验研究表明，不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还是在与恋人共处时，如果表现出了很强的自我控制倾向，就更能赢得信任。另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恋人关系中，自我控制能力很弱的人很难保持对爱情的忠诚。
当然，对于那些自我控制能力极强的人，社会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比如，诸多一流大学会向他们敞开怀抱，并奉上全额奖学金。我们已经看到，平均绩点和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是决定一个学生能否被理想的大学录取的重要因素，而这两者都与自我控制能力有关。许多人都认为，学习能力倾向测试只是一个智力测试，因而也把努力进入一流大学看成一场纯粹的智力竞赛。虽然这种看法并不完全错，但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更是一场自我控制能力的竞赛。从小学到高中，在长达13年的学习生涯中，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自己，克服各种分散注意力的冲动？任何冲动都可能影响你的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大多数人都认为，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是大学的敲门砖，因为它能够把最聪明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区分开来。确实，这种考试的设计者确实是想用它来衡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并且试图保证不会因为多加练习或准备充分就可以获得高分。但是事实上，学习能力倾向测试成绩最终还是取决于自我控制能力，因此，学生用来征服大学的是自我控制能力，而不是智力。
各种类型的自我控制对整个社会也更有利，这一点可以从个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方程看出来。例如，假设你是一个吸烟者，而你又想戒烟。即使你很清楚，从长远来看，戒烟对你的身体健康肯定更有利，你想成功戒烟也会非常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吸烟的短期利益会与不吸烟的长期利益相竞争。这听起来似乎是“亵渎”了“利益”、“竞争”等术语，但是如果你已经对尼古丁上了瘾，那么吸烟确实符合你眼前的利益，因为吸烟的感觉要比不吸烟的感觉好得多。当烟瘾上来时，不吸烟确实会给成瘾者带来痛苦。唯有专注于不吸烟的长期利益，你才有可能克服吸烟的欲望。因此，在个人层面上存在着吸烟的短期利益与不吸烟的长期利益之间的竞争。对于个人来说，两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对社会而言，却不需要进行这种权衡。从短期来看，社会几乎完全不会因你的吸烟行为而获益。社会既不可能享受烟草的清凉甘爽，也不可能体验到尼古丁带来的快感，更加不可能分享你在吸烟之后的快乐和宁静。对于社会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你吸烟肯定都是不好的，而且在任何时候，你不吸烟都要比吸烟好。如前所述，当我们从意志力这个维度来看待自我控制时，它会让人想起一个人拼命克服障碍，奋力前行的情景。但是，当我们从自我约束这个维度来看待自我控制时，它却使我们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自我控制的主要受益者。自我控制通常都会让具体的即时快乐与抽象的美好未来相竞争，而抽象的更加美好的生活几乎总是顺应着社会目标。因此，正如约翰·列侬所指出的，你一时的快乐并不是社会的首要任务。
在本书伊始，我们就引述过这样一种观点：进化造就的人类天生就会最大化自己的快乐、最小化自己的痛苦。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却往往会通过克制自己的快乐、增加自己的痛苦去遵从社会规范。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再一次表明，我们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论是多么的贫乏。其实，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由弗洛伊德·奥尔波特（Floyd Allport）撰写的历史上第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就已经彻底否定了这种观念。奥尔波特指出：
社会化行为是大脑皮层的最高成就……它决定了个人不仅为个人目标，而且也为社会目标服务的倾向。它会抑制原始的、自私自利的反射性冲动，让人们做出适合社会环境以及非社会环境的行为。
第8章对自我意识的讨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大脑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可能充当了一个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它会让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内化为我们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而且这种“入侵”往往是在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进化让社会影响个人的一个狡计。
不过，尽管到最后我们可能会强烈赞同这些信念和价值观，但是它们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很难与我们的非社会性欲望和冲动竞争。正如喜剧演员路易斯·C.K.曾经说过：“是的，我有无数个信念，但是从来不因任何一个信念活着。”
与群体——如班级、企业以及社会中的其他人拥有相同的信念，能够帮助我们与他人更加和谐地相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需要认同他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无需采取实际行动。因此，如果“只是说说”就能够让自己被他人喜欢，那么内侧前额叶就足够了；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还必须付诸行动，这时就轮到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登场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激励，那么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就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平衡，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受社会化的信念和价值观引导，而不会受非社会性欲望和冲动的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