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和格洛丽亚已经为他们的“美国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们都是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孩子。尽管出身卑微，但是他们一路奋斗，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了大西洋城广受赞誉的成功人士。两人在十几岁时相遇，安安稳稳地度过了高中生涯。随后，欧文被杜克大学录取，但是不久后他便入伍为国效力，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他动身前往训练营时，格洛丽亚也一同前往，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战争一结束他们就结婚了，接着很快生下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他们长大后都成了非常成功的律师。欧文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他和格洛丽亚居住的房子。当欧文进入房地产业，格洛丽亚也与他携手创业。他们善于经营，头脑敏捷，投资购买了好几个停车场，后来，赌场业在大西洋城兴起，这些停车场便成了人人都想得到的宝贵资产。欧文和格洛丽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两人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休假。
然而，在欧文67岁那年被确诊患了前列腺癌，而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不久之后，欧文不幸去世。欧文的死对格洛丽亚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大不幸时，可能会伤心欲绝，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挺过去，通常都能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格洛丽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她之后的人生，格洛丽亚一直沉浸在失去老伴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而且她的心智和记忆力也在慢慢地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以前，她是一个魅力四射、机敏睿智的能干女子——虽然有时也会有点杞人忧天。但是自从欧文去世后，她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他人感受，甚至有些刻薄的人。
格洛丽亚的朋友们无法忍受她的这种转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她，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她到底怎么了？她的家人则不得不勉强容忍她的坏脾气和无理行为。人们对她的心智和行为变化的解释大多集中在神经生物学方面。或许格洛丽亚患了某种老年痴呆症？但是除了记忆力不断消退这一点之外，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可以证明。还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她长期服用的用来抵御悲痛的药物损害了她的神经？然而格洛丽亚本人并不这么想，她知道问题所在，是欧文的离去让她觉得日子简直生不如死。我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她一有机会就会告诉我她这个想法——她就是我的祖母。她认为自己的心早就彻底碎了。多年以后，我问父亲，到底是什么导致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回答道：“在你祖父去世的那一刻，她也死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亲眼目睹过我祖父母的生活，他们堪称所有成年人的典范。他们的婚姻生活稳固而健康，是彼此的终身伴侣。年少时，我在爷爷欧文亲手建造的那幢房子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我注意到，他们相处时，彼此之间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相亲相爱。我还注意到，他们是如何融洽地与周围每一个人相处的。如今，就像当年的欧文和格洛丽亚一样，我和妻子也从事着同样的行当，我们的办公室只相隔不到10米。我从爷爷奶奶那里得知，这就是幸福。为什么只需要保持稳定的关系，就能够让人感到幸福？为什么当这种关系消逝时，或者深爱的人离开人世后，会让人感到生活毫无意义，甚至于生不如死呢？当失去所爱之人时，我们的大脑会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它为什么要如此建构呢？对痛苦的这种强烈感知会不会是我们的神经结构中的一个“设计缺陷”呢？
我和妻子在过去10年里所做的研究表明，大脑这种反应机制根本不是一种“缺陷”，恰恰相反，它对我们的生存意义重大。当我们的社会连接（socialconnection）受到威胁时，经过进化的大脑马上就能以体验身体疼痛的方式体验这些威胁。通过激活特定的神经回路，大脑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肉体上的疼痛，而社会痛苦（socialpain）激活的也是同样的神经回路。人类体验和感知社会痛苦的能力是我们的孩子得以生存下去的保证，它会促使孩子们更接近自己的父母。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的神经连接，也让始终与社会维持联系成为人的毕生需求，就像对食物和温暖的需求一样。考虑到大脑应对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时的反应十分相似，整个社会在对待正在经历着社会痛苦的个体时，是不是应该采取某种与现有做法有所不同的举措呢？我们通常不会要求某个断了一条腿的不幸之人“直接把这件事忘记就行了”。然而就社交方面的损失给一个人带来的痛苦而言，这类反应却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我与其他一些学者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完成的研究表明，我们实际经历社会痛苦的方式与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直观地认为，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但我们的大脑处理这两种痛苦的方式却很相似。
本书将集中探讨人类大脑的三种主要的适应，它们促使我们与社交圈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且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连接去建立更具凝聚力的团体和组织。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背后的神经机制的重叠就是这三种适应中的第一种，它确保我们的一生都将受社会连接这种动机的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