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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时间:一个超乎想象的世界

2021年9月25日  来源:走神的艺术与科学 作者:(新西兰)迈克尔·C.科尔巴里斯 提供人:zhaotou97......

我们精神上穿梭于过去未来的能力,加上此二者间平稳的延续性,便奠定了我们的时间观念。

记忆是游走于过去的思绪。我们也可以漫步到未来,想象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明天或者明年圣诞节会发生什么,又或者南极的冰雪何时会融化。诸般证据表明,和思考过去相比,其实人们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未来。然而未来和过去之间有着自然的延续性,因为时间总是无情地由此时向彼时流逝。要做的事情很快会变成做完的事情——假定我们确实做了。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忘记了。”即使是遗忘,似乎也能像适用于过去般地适用于未来。

我们精神上穿梭于过去未来的能力,加上此二者间平稳的延续性,便奠定了我们的时间观念。虽然我们的精神之旅可回溯、可展望,我们的物质生命却是植根于当下的。时间之河的上游是被我们忘却(又或是无法记起)的唯一事件——降生,而艾萨克·瓦茨(IsaacWatts)的赞美诗《神是我们永远保障》(Our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中的句子使我们想到的则是下游的景致:

时间正似大江流水,

浪淘万象众生;

转瞬飞逝,恍若梦境,

朝来不留余痕。

尽管我们的实际寿命被禁锢于生死之间,我们的精神之旅却可以超越生死。历史可以通过过去的记录和文本,或是古代文物的发现得以重现,也可以在历史小说或电影中得到美化。关于未来的场景可以描绘勇敢的新世界,也可以描绘迫近的灾难。雷·布莱伯利(RayBradbury)的反乌托邦小说《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描绘了一个禁书的未来美国,到那时,藏书的房子是要被勒令焚毁的。

当我们人类意识到时间概念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时间可以被拉伸到多远?物理学家告诉我们,137.7亿年前的一次宇宙大爆炸是一切的起点,而75亿年后太阳会变得无比巨大,大到吞噬掉整个地球。我认为这些灾难性事件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世界——完全超出精神时间旅行的范畴,虽然我觉得我们可能更乐于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大家搬到了太空中的别处,那里的太阳远没有这么贪婪。

我们对未来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记忆中的过去。回忆,以知识或是记忆中事件的形式,为未来计划的构建增砖添瓦。在前一章我提到过一些实验,实验要求人们记住100个事件,识别某个人、器具或场所,等等。这些实验会以如下方式继续进行。我们会重新编排记忆元素以形成新的组合,再要求受试者想象将来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件。比如,一位受试者可能记得她的朋友玛丽曾把笔记本电脑落在图书馆,她的哥哥汤姆在公园里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或者她的搭档谢恩在厨房里烹制香肠。之后她可能被要求想象一个未来和她的朋友玛丽在公园里烹制香肠的场景——一个从未发生过,却又很容易想象的场景。我们的研究表明,受回忆过去事件刺激而活跃的大脑区域和因想象未来事件而被激活的区域普遍一致。我们的大脑几乎不会察觉到其间的差异。

对于健忘症患者来说,想象未来的事件和回忆过去的事件常常一样艰难。我们在前一章遇到的亨利·莫莱森和克莱夫·威尔林,他们都既无法记得过去的事情,又不会想象未来的场景。黛博拉·威尔林(DeborahWearing)将她有关她丈夫克莱夫的著作命名为《永驻今日》(Forever Today),苏珊娜·科金把自己有关亨利·莫莱森的著作命名为《永远的现在式》(PermanentPresent Tense),二者都捕捉到这样一个事实:克莱夫和亨利都不具备过去或将来的观念。他们的思维都植根于现在,不会漫游到别处。曾经有人这样问亨利:“你明天想做些什么?”他回答道:“不论什么都好。”也许他精神上漫游于过去和未来能力的缺失,恰恰使他免受胡思乱想的烦扰(我们常备受折磨),也使他成为特别适合被研究又合作性极强的一位受试者。

这里有一段某健忘症深度病患(我们称之为“N.N.”)和心理医生安道尔·图威(EndelTulving)的对话:

图威:“让我们再试着回答关于未来的问题。你明天做什么?”(此处停顿15秒)

N.N.:“我不知道。”

图威:“你还记得问题是什么吗?”

N.N.:“关于明天我会做什么?”

图威:“是的。你怎样描述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时的思维状态?”(此处停顿5秒)

N.N.:“我觉得是一片空白。”

比较“考虑明天将做什么”和“回想昨天曾做过什么”时的思维状态的异同时,N.N.的描述是“一片空白”,“好像在湖中心游泳一样,没什么事物让你驻足,也没什么相关。”

很多我们想象中的未来的场景,比如一场晚宴,是以发生过的事件为基础,加以重新编排建立起来的,重新编排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一个新的场所,或者新的人员组合。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于事件的记忆并不总是很准确。通过构建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我们便可以选择貌似最优的计划——也许最有趣,或是最安全,把招致灾难的可能降到最低。在我们的思维看来,我们可以为一场婚礼想象出不同的方案,比如在哪里举办,邀请哪些宾客,演奏什么音乐,甚至是否全程参与。面对工作面试、新的约会对象或者一场网球赛,我们也有不同的构想,希望制订出最佳的策略。我们记忆的灵活性成就了从容有序的未来,却也使记忆中的过去陷入混乱。

随着孩子的成长,大概在3—4岁,他们回忆过往以及想象未来的能力就会一同显现。而这两种能力都不是突然间显现的。3岁的孩子似乎还不能够告诉你幼儿园或运动场上发生过什么,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他们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新歌谣或者游戏,甚至一些新词汇,有些可能是他们不应该使用的。对于发生过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有些概念,但不具备把这些片段串联成连贯事件的心理机制。托马斯·苏登多夫(ThomasSuddendorf)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孩子到了4岁便具备了构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基本心理因素。也许是在4岁之前,孩子的语言还没有很好地开发,所以他们无法找到适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做过什么或是打算要做什么。但是这种观点也可以被推翻。语言本身的设计初衷就是要表达“非现在”,而且说不定语言真正开始发展演变是在时间观念形成之后呢。在进化过程中也是如此,一些使我们得以在精神上开展时间旅行的能力的进化,可能早在我们获得谈论它们的能力之前,相关内容我会在下一章展开。

在上一章里,我建议调整我们的记忆来创建自我形象——比如说政客,似乎特别容易回忆起一些其实从未发生过的英雄主义行为。我们也会创建未来的形象。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兄弟,被一些人誉为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曾在著作中写到“潜在的社会自我”和“当前自我”以及“过去自我”是截然不同的。最近,基于我们看待过去的自己的方式以及对未来新的自我形象的期待,黑兹尔·马库斯(HazelMarkus)和宝拉·纽瑞斯(Paula Nurius)也写到了类似的“可能的自我” [4]  。一想到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自我存在,我们便获得了指引自己在生活中前进的动力。正如马库斯和纽瑞斯所说,“现在我是一名心理学家,但我也有可能成为餐厅老板、马拉松运动员、记者或是残障儿童的父母”。未来的形象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我能想象自己获得巨大的成功,在派对上、橄榄球赛场上或者科研成果上,也能想象自己一无是处、挫败、沮丧、叹息。

我们想象中的未来自我甚至可以超越死亡的界限。当我们为自己创造想象中的天堂或地狱时,超越生命界限的想象力亦强化了信仰。有望在死后过上更好的生活,甚至能诱使人们在当前的生活中做出一些冷酷甚至是自我毁灭的举动。一些极端教派会这样教导信众:现世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为下世永恒喜悦的生活做好准备,毫无疑问这也是9·11事件中恐怖分子驾驶飞机冲向纽约双子大厦时怀抱的希望。无独有偶,二战时为国捐躯的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们也坚信在下一世他们会得到报偿。“神风”意指神圣的风,也是一种由伏特加、橙皮酒和青柠汁调制而成的鸡尾酒的名字——一种可能会让人为之不惜一切的鸡尾酒。

在自己转世为人之前便相信来世生活的存在,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道理,毕竟这对现世生活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转世是印度宗教及其他一些教派的核心教义,比如德鲁伊特教和通灵派。一些希腊哲学家信奉轮回,包括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在佛学理念里,不同的化身可以遍布六道,包括人道、畜生道以及一些超越人力的存在。按照他们的说法,转世而再为人的可能性极小。不过,这些信念都证实了精神时间之旅的独创性。

我们的许多行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以各种方式指向未来,但并不需要具体涉及精神时间旅行。本能行为的精确进化是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生存概率,又或是提高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概率——这就是进化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本能也是未来导向的。我们可能从险境逃走、与侵略者搏斗、吃苹果或是与新邻居调情,并不是受恐惧、愤怒、饥饿或是性的本能所驱使。我们大部分的学习也一样,都是基于惯例或是在父母看来对我们有益的事物,而不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但精神时间之旅却以其灵活性超越了本能和习惯,使得我们可以预演各种选择,审视可能引发的后果。我们可以在精神上漫步到未来,去看看可能发生些什么。

这不是对进化论的否认。开启精神时间之旅的能力本身无疑就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而且与缓慢的遗传变化机制相比,也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以及适应突发事件的迅速性。学习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快的方式来适应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但这仍是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勤勉刻苦,奔波于学校功课与钢琴课程,学习习惯与礼仪,但即便如此,与构建情境、调整生活的能力相比还是刻板而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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