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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订有益的默认基金方案

2020年7月17日  来源: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 作者:[美]理查德·塞勒[美]卡斯·桑斯坦 提供人:yandang18......

如何制订有益的默认基金方案?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瑞典这一计划的特征,那便是“支持选择”。实际上,这一计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多样化”策略的例证,它将给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然后让他们做自己希望做的事情。几乎在每个阶段,计划制定者都会倾向于自由放任的方式。这一计划具有以下的特征:

1.参与者能够从一份表格中最多选出5种基金,从而形成自己的方案。

2.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没有主动做出选择,那么系统便会为你选择一种默认基金。

3.(通过大规模的广告宣传)鼓励参与者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依赖默认基金。

4.允许达到某些信托标准的基金进入这一体系,从而为参与者提供可以选择的余地。这使得可以选择的基金种类在一开始多达456项。(从2007年8月14日开始,可选基金将高达783项。实际上,一开始基金数量就已超过1 000项,只是后来一些基金很快便被淘汰了。)

5.关于基金的信息(包括需缴纳的费用、过去的表现以及风险等)会以纸质档形式呈现给所有参与者。

6.允许基金公司为它们的基金做广告宣传(默认基金除外),以便吸引人们购买。

假如瑞典人都是经济人的话,那么这些选项没有一个会引发争议。自由加入、自由竞争以及多个选择相结合看上去是那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瑞典人是社会人,那么选项多样化并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默认基金

关于默认基金有两类问题:基金方案包括的内容和政府应当持有的态度(即政府是否鼓励人们购买这一基金)。以下是供几个设计体系备选的方案:

A.参与者没有选择的机会,默认选项是仅有的选项。

B.有默认选项,但不鼓励选择默认选项。

C.有默认选项,并且鼓励选择默认选项。

D.有默认选项,既不鼓励也不反对选择默认选项。

E.必须做出选择。没有默认选项,参与者必须主动做出选择,否则他们会遭受损失。

那么,好的选择体系会从这5项之中选择哪几项呢?这要取决于这一体系对参与者自主选择能力和意愿的信任程度。A方案很难算得上是一种助推,因为它淘汰了所有的选择,与温和专制主义不相符。因此,我们不推荐A方案。

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讲,方案设计者能够完全避免去选择默认基金,方法是迫使人们为自己做出选择,也就是E方案——必须做选择。如果设计者确信人人都能够为自己选出好的方案,那么他们可能会考虑这一方案。尽管“必须做选择”在某些领域非常吸引人,但我们认为在特殊情况下,瑞典政府不坚持这一方案的做法是对的。难免有一些参与者无法做出选择(也许是因为他们身在国外、生病、难以分身、无法交流或者根本不知道从何选起)。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的做法未免过于草率,从政治上或原则上也难以令他们接受。不管怎样,从超过400项的基金里做出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然人们愿意参考专家们的意见选择默认基金,政府为什么又要去强迫他们做出选择呢?

因此,我们所要面对的便是剩下的B、C、D方案了。如果我们既有默认选项又有其他选项,我们对默认选项是否应当鼓励呢?很明显,选择有很多种,我们可以强烈反对默认选项,也可以坚定地支持它。那么,哪一项是最好的呢?很明显,D方案有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它只是简单指定一个默认选项,既不鼓励也不反对。但是,认为这种做法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一种错误的认知。保持中立的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告诉人们这一方案是由专家设计出来的,并且费用很低,其中是否包含鼓励的成分呢?我们并不是要在这件事情上斤斤计较,我们只是认为,设计者必须要决定如何描述默认选项,而该描述会影响由这一计划吸引的市场份额。

在分析B、C、D这三个方案时,我们需要知道设计这些默认选项的人的能力,也需要知道那些可能不采用默认选项的人的能力和多样性。如果这些设计者的水平非常高,默认选项符合所有人的要求,并且进行选择的人有可能犯错误,那么鼓励人们选择默认选项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如果设计者也拿不准选择者是否了解情况以及不同的选择者的情况是否不尽相同,那么最稳妥的方案就是中间选项。

不管怎样,最终瑞典人选择了B方案。通过大量的广告,参与者受到了鼓励,从而主动做出了基金投资组合的选择。广告看上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因为有2/3的参与者的确是自主完成了选择。如果有更多的钱,参与者也许会更主动地进行选择。在钱同样多的情况下,女性和年轻参与者更容易做出主动选择。(关于女性为什么更容易主动做出选择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女性更不容易将登记表弄丢,并且记得要将登记表寄出去。我们承认,关于这一“结论”,目前尚没有数据可以证明,我们只是受到了可得性偏差的影响。)

当然,还有1/3的参与者最终选择的是默认基金,这一比例看起来是很高的。实际上,没有一项基金能够占到市场的1/3以上。但是,政府极力推动人们做出主动的选择,这些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反映出由政府这一做法带来的影响。随着政府干预强度的降低,人们越来越无法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

如下是一些详细情况。当瑞典政府在2000年春天推出这项计划时,每一名在职的参与者都被要求做出选择。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新就业的员工(大多数是年轻人)也加入了这项计划,他们被要求做出选择。但是,就在登记之后不久,政府停止了鼓励参与者做出主动选择的宣传。并且,私募基金本身也大大降低了旨在吸引投资的宣传。很可能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人们自主选择方案的比例也下降了。那些于2006年4月加入这项计划的员工中仅有8%的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由于这些新的参与者主要是年轻员工,因此与2000年计划刚推出时22岁以下员工的参与比例相比更有说服力。2000年时,这些员工中有56.7%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大大高于2006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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