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研究法律，加入了德国外交部，并成为一名外交官。我母亲是一名医生，在一所医院工作了几年。她为我父亲放弃了她的职业，将大量心血倾注在我们身上。
1956年我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Kansas City，Missouri），比我哥哥麦克晚一年。现在，你很难看出我是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因为我保留了相当浓的德国口音。两年后我们离开了，开始一种迁徙生活，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四年，在那里我弟弟安德烈亚斯出生了。随后，我们一家住在波恩，波恩当时是西德（West Germany）的首府。我上完初级公立学校之后，又在耶稣会高级中学（Jesuit Gymnasium）学习了两年，接着我们又横越大西洋搬回渥太华。我在一所依天主教的宗教规则办学的学校里学习英语。但在这里待得也不是很久，三年后我们又迁到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Rabat）。我在这个北非国家的一所法语学校就读，这是一所彻底世俗化的法国公立的笛卡尔中学（Lycée Descartes）（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一直喜欢那个独特的哲学家）。尽管地点、学校和朋友不断变化，而且还要掌握三种语言，但我做得很出色，1977年我就大学毕业，获得了数学和科学学士学位。
我很幸运，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后想要干什么。还是孩童的时候，我就梦想着成为博物学家和动物园园长，在塞伦盖蒂平原（Serengeti）研究动物行为。青春期伊始，我的兴趣转向物理和数学。我看了关于太空旅行、量子力学和宇宙学的大量畅销书。我爱上了相对论旅行（relativistic travel）的悖论即越过时间视界（time horizon）进入一个黑洞、太空升降舱等。我有阅读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异想天开的《汤普金斯先生在仙境》（Mr.Tompkins in Wonderland）的美好记忆，书中描写了一个英雄探索超现实世界，在那里骑脚踏车就可以达到光速。在《汤普金斯先生探索原子》（Mr.Tompkins Explores the Atom）一书中，描述行动量子的尺度的普朗克常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台球表现出量子行为。这些书籍塑造了我青少年时期的心智。每次我用每周的零花钱买到一本科学平装本后，都会急切地写上我的名字，珍爱无比，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有时间就阅读。
我父母把德国科斯莫斯（Kosmos）品牌的实验设计装置送给迈克和我，这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科学好奇心。我自己动手做了一系列实验，实验中这些精致的玩具让我懂得了许多物理、化学、电子或天文的知识。有一个装置利用电的基本定律，我把它装配成电磁继电器和感应电动机，并最终组装成一个调幅和调频的无线电接收器。我花了不知多少小时摆弄电子器件，今天的孩子很少会有这种摆弄硬件的体验。另一套装置让我懂得了无机化学的原理。我使用新掌握的窍门配置黑火药，还制造了一个火箭炮和本应用来引导火箭熔化的金属杆，因为推进器点燃得不够快，父亲阻止了我，结果我作为一名武器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父亲的及时阻止挽救了我的四肢和双眼。
父亲给我们买了一个5英寸 [1] 的反射式望远镜，这是一个绝妙的仪器。我清晰地记得，一天夜晚，在位于拉巴特（Rabat）我家的屋顶上，迈克和我计算出天王星在以瓦格纳（Wagner）的《幽冥船长》（The Flying Dutchman）为背景星系（strains）的星图中的位置。当手指向天空中预测的方位角和仰角的空域时，闪烁的星球浮现在视野中。对此我非常得意，因为这是对宇宙秩序多么奇妙的确证啊！
我在北非逗留期间，对《丁丁历险记》着迷了很长时间，这个比利时男孩的正式职业是记者，但他也是一名真正的探险家、侦探和全能英雄；他的白色狐狸犬——白雪（原产法国的米露（Milou））；他的狂暴的朋友哈多克（Haddock）船长；和他的杰出但心不在焉和几乎耳聋的卡尔库鲁斯教授——一位疯狂的科学家、真正的天才。这些是我首次遇到的卡通人物，之前没有接触漫画是因为我父母不屑于看漫画，认为它们太幼稚或太愚蠢。我把24册全套丁丁书给了我的孩子，他们都很喜爱，这些书对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不良影响。丁丁海报甚至使我家走廊熠熠生辉。卡尔库鲁斯教授是超凡脱俗学者的典型，他理解使宇宙聚拢的秘密，可是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他却笨手笨脚。他深刻地影响了我青年时代的心智，以至于从1987年4月我做教授就职演讲的那一天起，我一直用一个别针将他的形象别在我夹克衫的翻领上。
与我那些不大搬来搬去的朋友相比，我在不同的国家长大，上不同的学校和学不同的语言，这些经历使我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文化的特异性（peculiarities）和独特性（distinctiveness）并领会蕴含其中的普遍特征。这是当我离开家时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许多原因之一。
1974年，我考入德国西南部的图宾根（Tübingen）大学。图宾根是一个古朴、典雅，绕城堡而建的学术小镇，很像其著名的竞争者海德堡（Heidelberg）。在大学里我参加了一个击剑兄弟会联谊团体。如果你熟悉日耳曼的学术传统，想到被调换到一个浪漫的有着五百年校史的大学的童子军（Boy Scouts）中去，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我也开始接触并沉溺于，有时是极度地沉溺于酒精、女人、舞蹈、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我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和一个朋友隐居在一个偏僻村庄，我们因为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以及听、读《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和《尼伯龙根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中的歌词和音乐而狂喜。我年轻、不成熟甚至令人讨厌，我还需要历经混乱和强烈的人生悸动来开辟这个自我发现之旅。
1979年，我从图宾根大学毕业，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同时，我辅修了哲学，这把我引向了观念论（idealism）——一种一元论（monism）的形式，它教导我们，宇宙不过是心智的显现。
直到那时，我才渐渐认识到，我不具备成为一名世界级宇宙学家所需的数学技能。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沉迷于计算机。吸引我的东西是，计算机能在我的完全控制之下建构一个自足的虚拟世界。在计算机的简化环境里，所有事件遵循程序员设定的规则，即算法。任何偏差都可以追溯到错误的推理或不完全的假设。如果一个程序不能运行，你不能责备任何人，只能责备你自己。我开始用Algol和汇编语言为天体物理学家和核物理学家写程序，最初我把程序写在打孔卡片上递交给大学的中央计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