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语言的含义，我们既不是生而知之，也不是通过魔法瞬间领悟的。从婴儿时代起，我们就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语言的特定含义，例如“疼痛”“快乐”“思考”“记忆”等。我们都会挑选特定的词语，并描述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因此，当我们用词语描述某些心理状态时，就牵涉到与之相对应的行为，毕竟“意义在于用途”。
当一个女性想要描述英国的时候，她会在脑海里选择一些词语；但只有当她处在某个具体环境中时，比如有人正在问她喜不喜欢英国，她才会想要描述英国。然而，在具体环境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她当下的心理状态，比如当时想不想说话，会不会觉得尴尬，等等。可见，人们在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复杂的，而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逐渐开始支持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其实，功能主义只是一种更复杂的行为主义。功能主义认为，心理状态就是指复杂的功能，并且，心理状态能够成为具体行为的原因。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关于想法、智力和理解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看可感受性质。
艾伦·图灵（Alan Turing），就是那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领团队破解英格玛密码的计算机专家，他提出了用于判定计算机是否拥有智能的实验方法，即图灵测试（Turing Test）。这个测试的基础就是功能主义。
图灵测试指的是，如果把一个人类和一个拥有完美人类发声系统的机器同时放在幕后，测试者问两者同样的问题而无法辨别到底哪个是人、哪个是机器的话，就可以说明这个机器具有和人类同等水平的智能。当然了，问题的范围必须极其广，不能只有数学计算题，而机器也要同时具备人类的一些缺陷，比如要在回答过程中有一些停顿和思考。我们通过类比来看看这种观点会带来什么结果。
在国际象棋中，骑士棋子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它可能是木制的，也可能是陶瓷的，显示在电脑上则是由像素组成的。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它作为骑士的功能，而不是制作它的材料。同样，钟表、武器亦是如此，最重要的不是材质，而是功能。关于这一点，银行的语音应答系统更能说明，因为人们在乎的只有能否听得清楚，而不在乎发出声音的是自动电子发音设备、老式的磁带，还是某个住在远方努力挣钱养家的银行职员。
以上例子都试图说明，某一特定功能可以由不同的方式实现。功能主义也是这样看待心理状态的，并由此避免了其他传统论可能导致的生物沙文主义。简单地说，功能主义认为，心理状态就像是一款软件或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同的硬件或生物湿件，即人脑上运行。心理状态由脑神经放电引起，并能够控制或影响身体的行动，因此，脑神经放不放电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就行。或许，心脏的变化、硅片的电流，或是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只要有类似的功能结构，章鱼和外星人就能感受到疼痛。
功能主义和记号主义同一论是可以共存的，但它们都并没有解释清楚物理状态是如何产生意向性和可感受性质的。
事实上，我们要区分清楚角色（role）和实现器（realizer）的差别。继续用国际象棋的例子，当说到骑士棋子在游戏中扮演着某个特定的角色时，我们或许会想到这个棋子长什么样，但这仅仅是因为该棋子能够实现该角色的功能或作用。同样，心理状态有时会被理解成它所要实现的功能，有时则会被理解成实现这一功能的具体事物。当然，也正是因为该事物能够实现这一功能，它才会被看作一种心理状态。
和沙文主义的批评恰恰相反，功能主义面临着过度自由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在约翰·塞尔（John Searle）、内德·布洛克（Ned Block）等当代美国哲学家的思想实验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塞尔的“中文房间”（Chinese Room）这一思想实验直指图灵测试的自由主义，它试图指出，尽管机器能够实现理解的功能，并能给出正确的结果，但它仍然缺少理解这个过程。布洛克的“中国人大脑”（China Brain）实验则关注可感受性质的问题。
思维拓展
塞尔和布洛克的思想实验
塞尔的“中文房间”实验
把一个不懂中文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中有很多很多中文书籍，当然，这些书籍对他来说不过是天书而已。在这个房间之外，有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会把写有英文的字条通过小窗口递给里面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并让他写出与英文对应的中文汉字再递出来，其间，他可以使用房间中的语法书和字典进行翻译。
塞尔认为，就算里面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完全不懂中文，他也能通过查字典实现翻译这个功能，外面的中国人也会认为他懂中文。然而，尽管里面的人给出了正确的汉字，但他仍然是不懂中文的，因为简单地处理符号并不足以被称为理解。
塞尔坚持认为，就算这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完全记住了语法书的内容，或者他可以不用写而是把答案说出来，结论也不会变，他仍然不懂中文。
布洛克的“中国人大脑”实验
神经活动是由按序排列的电信号刺激构成的。假设打造一个没有大脑的人工肉体，并将其命名为艾尔特，用十亿中国人作为大脑的替代品，这十亿个中国人通过无线电来操控艾尔特的肉体。
艾尔特有感受器，当他的脚趾被砸了，信号会被其中一个中国人接收到，并通过一定的网络传递给其他人，进一步地，他们会传递信号给艾尔特，让他尖叫并大喊：“快停下！”但是，中国人们并没有感到痛楚，也不会尖叫。
感受疼痛这个功能已经被实现了，所以功能主义者必须接受这个违反常理的结论，即艾尔特感受到了脚趾的疼痛。中国人传递信号、安排神经放电就是脚趾的疼痛感受。当然，因为信号转换需要时间，艾尔特不能和人一样迅速做出反应。
如上所述，按照塞尔的思想实验的逻辑，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常见的例子来说明：家里的防盗装置会因为环境变化而发出警报，但我们却不会说它很聪明或反应迟钝，因为防盗装置本身并没有发出警报的欲望，也不会思考外界发生了什么。对于这种观点，有人反驳说，人和防盗装置以及塞尔的中文房间里的人不同，人类经过高度复杂的进化，拥有了理解能力。只要足够复杂，心理状态就能彰显出来，就像沙堆能始终保持平静，但只要再添加一点重量，就会瞬间崩塌一样。但也有很多事例说明，不管神经系统的运动多么复杂，心理状态都不会出现。
接下来看看可感受性质，在中国人大脑的实验中，中国人接收并发送信号给其他人，模拟了大脑的信号接收与转换的过程，而在这其中，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因此，功能主义者必须承认，艾尔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可感受性质，这难道不是与我们的直觉完全相反吗？
就中国人大脑的思想实验而言，它用中国人的信号传递法取代了脑神经放电，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过于模糊且难以理解。好吧，下面我们就通过其他方法来讲解这个思想实验的中心思想，而这个方法就不那么“违反直觉”了，至少不会让你瞬间就觉得它违反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