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种的变化是通过某些遗传世系的逐渐衰败而实现的，从而让物种基因构成微妙而稳定地补益那些更加成功的世系。
● 在进化历史上，发生过五次物种大灭绝。最近一次物种大灭绝发生在6 500万年前，导致恐龙从地球上消失。目前，全球大约有11 000种动植物被列为濒危物种，其中多达一半的物种将在下个世纪灭绝。
● 语言的灭绝就同动植物消失一样，我们正在目睹语种的急速减少。语言同生物物种有着相同的生物地理学和进化上的特性。小语种灭绝会给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物种的变化是通过某些遗传谱系的逐渐衰败实现的，从而让物种基因构成微妙而稳定地补益那些更加成功的谱系。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相当缓慢，但如果多个谱系的快速繁殖不足以抵消异常高的死亡率，那么整个物种就会灭绝。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此类物种灭绝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在人类600万年的进化史中，我们自己的谱系中已有很多这类事情发生。然而，有时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会导致物种突然快速灭绝。
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6 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到了墨西哥的一个角落，那里是尤卡坦半岛。由此产生的火球，加上蒸发到大气中的数以百万吨计的汽化岩石，带来了一个核冬天（nuclear winter），使地球的面貌发生了永久性改变。当这个星球慢慢从灾难中恢复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过去2.5亿年间统治地球的恐龙正在迅速消失。地球上的霸主被一个矮小且不起眼的动物群体取代了，它们就是以前在森林地面偷偷爬行的哺乳动物。
这次世界动物群的“大换血”是地球5亿年历史上第五次大规模的灭绝。大多数物种的灭绝似乎发生在6 500万年前，虽然它们灭绝的原因似乎有所不同，但通常都会导致当时活着的70%～80%的动物突然消失。
如此说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又一波物种灭绝的边缘也不必惊讶。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动物确实在历史中彻底绝迹，但也有很多因此而闻名，如毛里求斯的渡渡鸟和新西兰的巨型恐鸟（giant moas），而来自冈比亚的、名字奇怪的沃尔德伦小姐红色疣猴，以及巨大的马达加斯加狐猴（有些跟雌性大猩猩一样大）也提醒了我们：即便是灵长类动物也不能幸免。
实际灭绝的动物数据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目前，大约有11 000种动植物被列为濒临灭绝的危险物种。最新的估计是，多达一半的现存物种可能会在下个世纪灭绝。可悲的是，这次的原因不是来自外太空的流星，也不是来自地球内部的火山喷发，借用盖尔语来说，是“我们”（sinn féin）。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一直在以极快的速度砍伐世界上的森林，一些非洲国家现在的森林覆盖率只有原来的5%～10%，这个星球的森林以每10年8%左右的速度在减少。我们不需要什么艰深的科学知识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样下去，用不了一个世纪，我们就能毁掉剩下的所有森林。
隐藏在这些数字下面的悲剧，是离我们最近的近亲猿类的未来。如果你还想在野外看到红毛猩猩，你最好现在就订飞机票。在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因为森林砍伐率以及由此导致的红毛猩猩数量的减少，截止到2015年就不再有野生红毛猩猩了。而2005年圣诞次日的海啸也没能帮上什么忙，遭受了重创的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半岛，也是野生红毛猩猩的大本营之一。在海啸发生之前，仅在1993至2000年间，该半岛的红毛猩猩数量就减少了45%。
对红毛猩猩的非洲近亲们来说，它们的前途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六七百万年前，我们与大猩猩和黑猩猩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们的寿命却比亚洲近亲们长几十年。在非洲中部和西部城市，森林砍伐和狩猎的致命组合培育出了贪婪的“丛林肉食”市场，这两个因素将导致大多数野生动物存活于地球上的年限只有未来20～50年。
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过去2 000年来人类人口的急剧膨胀。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总数约为2亿人（比现在的美国人口还少）；今天，我们有总数超过76亿的人，而且每年都有大约400万的新生儿诞生——每3秒钟就有一个婴儿出生。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无法承受为节约而担忧的奢侈烦恼。他们必须在树林和生存之间选择一个：砍掉树林，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拥有收入、燃料、食物和住房。
就像在看汽车坠毁的慢镜头一样，我们站在旁边眼睁睁看着一场无法避免也很难理解的灾难，更不用说做任何事情了。不管有没有《京都议定书》，我们都必须减少人们对硬木的贪婪需求和对新耕地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正是同样的生存危机引发了苏格兰高地和岛屿的大移民和大清除。在19世纪，迁出的移民尚可以在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而在今天，我们却不再拥有这样的奢侈选项。
还记得那三位贤士和他们带来的第一个圣诞节礼物吗？黄金、乳香和没药（一种中药）。看起来，如果不是2 000多年前，他们偶然到了当地市场，在去伯利恒的路上买了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出现在小学圣诞剧舞台上的三个扮演流浪汉的孩子带的东西大概会非常不同。我们忙着割那种有着黏稠汁液的树，汁液干了之后，我们就叫它“乳香”。这一现象比几位智者和学校圣诞剧的意义更大。乳香一直是香水行业的核心原料之一，更为传统的用法是将其用作更为传统的熏香。乳香的产量正在下降，这种汁液变得越来越难得到。
乳香是由生长在撒哈拉南部边缘干旱地带的一种小而不起眼的树种所产生的。和许多热带树木一样，当乳香属被割伤或损坏时，它会流出一种黏稠的汁液。树液有助于保护树木免受细菌和真菌感染以及昆虫啃咬的伤害。然而，乳香属的汁液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性，能使人把它与大多数其他树种区分开来。它的汁液晒干后会散发出一种芬芳的味道，因而备受青睐。人们发现这一点后，就开始大肆砍树皮来获得汁液。树皮被破坏几周后，渗出的汁液就会被收集起来。这个循环会不断重复。
中世纪时，法国十字军大概是第一个把乳香从圣地带回欧洲的，因此它又叫法国香。在中东，乳香作为一种仪式和家庭熏香以及传统的草药，已经被使用了几千年。在整个树的自然生长期内，香氛一直是主要产业，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尤其如此，或许自从人类会使用火后，就在焚烧这些香氛了。
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生物界更是如此。树液的产生对树木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保护受损的部分，从而帮助恢复和再生。但是分泌树液对树木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为了做到这一点，树木必须在接下来的季节里剥夺繁殖所需的能量和资源。树液、果实和花朵都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因此，如果树木被迫将其有限的碳水化合物储存在树液中，那么当繁殖季节来临的时候，它们就没有多少碳水化合物可供给花朵和果实了。如果是旱季收割，这种成本会变得尤其高——树木必须利用储存的碳水化合物来生产树液，因为它们无法在休眠期通过自然过程产生新的碳水化合物。
荷兰瓦赫宁恩大学的图恩·赖克斯（Toon Rijkers）和他的同事，以及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大学的研究者们，研究了非洲之角乳香树的繁殖。他们发现，乳香树如果被攫取得越多（在最密集的收获季节，整个旱季里每棵树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被重新割一次），在接下来的雨季里，它们的花和果实就会越少。
赖克斯和他的同事们还发现，那些被反复割口的乳香树所产种子的重量，要远远小于那些较少被割的树木所产的种子。更重要的是，前者种子的发芽率也要低得多。在实验测试中，被反复收割的树木的种子中，只有不到40%能培育出有活力的幼苗，相比之下，十多年没有收割的树木存活率有90%左右。
简而言之，对乳香的需求一直在吞噬着树木，直至它们死亡。由于无法正确播种，它们无法进行自我的新陈代谢，因为自然死亡已经对成年树木造成了伤害。然而，所有的损失其实都可以避免：赖克斯表示，如果人们能收割得更加细心，让树木可以不时地休息，它们就能恢复得很好。
就像所有可持续的收获计划一样，经济和日常生存的压力始终笼罩着人们。对贫困国家徘徊在生存边缘的人们来说，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如何度过眼前的日子：未来自有出路。如果破坏乳香树这样的自然资源能让你在今天生存下来，那就比你边欣赏健康的树木边挨饿要好。这种人类的自然本能是核心问题，在我们的生活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之前，地球将一直与寻求生存的力量做斗争。
如果有一张冰河时代人类的典型图片，那一定是有6个肌肉发达的史前穴居人在围攻一头愤怒的猛犸象，他们正试图把它刺死。背景中，总是有一群怪物在无忧无虑地穿越苔原。或许过去真的就是这样，但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是，这些独特的北半球的大象家族成员（它们在北美和欧亚大陆都出现过）却最终全部灭绝了。要知道，在3 700年前，猛犸象仍然生活在北极圈内西伯利亚的弗兰格尔岛上，这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对于猛犸象灭绝的经典解释是，这是由冰河时代末期人类入侵北方苔原后过度捕杀造成的，这一解释有时也被称为“更新世过度杀戮论”。主要的证据是，包括猛犸象在内的许多大型动物，都在大约1.6万年前第一批印第安人到达美洲之后不久就从北美消失了。但最近的一个说法是：气候变暖使得这些笨拙的猛兽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对于这种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我们很难在不同的解释之间做出抉择。但是，由于现代计算机的奇迹，真相可能终将大白于天下。通过更好的气候模型拟合，我们能够重现过去的气候状况，更好地去理解生物保护学的数学机理。
马德里国家科学博物馆的戴维·诺格斯–布拉沃（David Nogues-Bravo）和他的同事们利用强大的新气候模型追溯了过去13万年里的气候，并重建了猛犸象所在的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的气候。他们用这些来确定所有已知的猛犸象栖居地的气候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在距今12.7万年前到4.2万年前这段时间，适合猛犸象生长的气候让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步增大，紧随其后的是一个长期的气候稳定期，猛犸象的地理范围也扩展到中国南方，甚至到了现代的伊朗和阿富汗。但在2.6万年前，气候迅速变暖，到了6 000年前，猛犸象被局限在了西伯利亚的北极圈边缘和中亚几个孤立的地方。
适合猛犸象栖息的地域显著缩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猛犸象种群数量的急剧减少。在这个时候，人类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从7万年前走出非洲第一次遇到猛犸象开始，现代人类就一直在猎杀猛犸象。诺格斯–布拉沃和他的同事们使用生物保护学的数学模型估计了猛犸象在不同猎杀方式和人口密度下对猎杀压力的敏感度。在猛犸象数量最多的时期，即距今4万～2万年前，人类捕猎者每人每18个月杀死一头猛犸象，就足以使猛犸象种群灭绝。但在6 000年前，这一阶段的后期，当猛犸象的数量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每人每200年杀死一头猛犸象的速度都足以消灭这个物种。很显然，即使是极低频率的捕猎也足以使猛犸象濒临灭绝。
我们从考古学的证据中得知，人类对猛犸象的狩猎率其实很高，因为在距今2万年到1.5万年前居住在乌克兰的早期人类，已经大量地使用猛犸象骨头来建造房子了。在某些情况下，骨头被用来压住帐篷的边缘。在现在乌克兰的梅日里奇，有4个以墙和屋顶组成的小屋，都是用猛犸象的腿骨、下颚、头盖骨和许多獠牙堆起来的。据估计，这4个小屋用了多达95头猛犸象的骨头。
这一切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尽管猛犸象在数量丰富的时候可以承受人类的狩猎压力，但一旦气候变化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这种承受力就会突然改变。在那个时候，即使是非常小的狩猎压力也足以使它们濒临灭绝。这对现在的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教训，随着气候变暖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稀有物种将面临灭绝的威胁。
小语种的消失危机
语言的灭绝就跟动物和植物一样，我们也正在目睹语言灭绝的主要时期。尽管目前世界上有将近7 000种语言，但至少有55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0人，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由此可以断定，这些语言必将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内消失。也许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剩下语言中的一半也将会灭绝。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盖尔语，这是自从西部海岸被爱尔兰的盖尔人殖民后，至少1 000年里苏格兰高地和岛屿上人们使用的语言。
英国只有约6万人还是双语使用者（加拿大以盖尔语为母语的人更多，许多苏格兰人在19世纪移民到了那里），盖尔语已经位列危急清单上了：在如今的日常使用环境下，过不了几代人，盖尔语就会和拉丁语、梵语、皮克特语（罗马人到英国来之前的高地语言）和恐龙一样，被人类永远遗忘。
简而言之，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语言中了解很多语言进化的历史和人类迁徙的历史。一些比较晦涩的语言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当我们将语言和它的使用者的基因进行对比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迁徙信息。这两者并不总是对应的，因为语言有时是贸易或征服的结果。
欧洲语言的历史就可以提供战争征服的例证。斯拉夫族系的伦巴第人和日耳曼的法兰克人，分别在罗马帝国崩溃时入侵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他们放弃了本国的语言，转而支持当地更为高级的意大利语和法语，尽管那些被入侵者并不欢迎他们。相比之下，阿提拉和他的匈奴人显然给他们的东道主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尽管这些东道主有着坚实的中欧血统和基因，他们却羞耻地使用了新霸主的蒙古语言，因此产生了现代的匈牙利语。英国人也许是幸运的，他们同时保持了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语系（日耳曼语），以及征服者威廉和他的朋友在1066年带来的法语（拉丁罗马语系后裔）——这就是为什么英语有如此丰富的词汇量，因为它同时拥有撒克逊词汇（通常是短小直白的）和法语词汇（通常是长而华丽的），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它们来创造纷繁而微妙的词义。
语言也是民间知识的宝库，其中一些在医学方面意义非凡，阿司匹林和奎宁就是来自南美印第安人的典型例子。在我们还未领悟语言中的智慧珍宝时就失去它，会让我们失去最珍贵的东西。例如，最近的实验表明，老奶奶一直坚持把熬鸡汤作为普通小病的一种治疗方法。结果发现，鸡汤确实富含生物化学活性成分，能够很好地对抗病毒和其他感染。如果老奶奶的语言随着她一起死去，祖先们费尽周折才发现的偏方可能就永远消失了。
语言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他文化的特殊窗口。在这方面，苏格兰盖尔语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从18世纪伟大的诗人邓肯·班·麦金太尔和罗布·唐到20世纪的索利·麦克林，盖尔语中繁盛的诗歌传统和一天工作后地火炉旁的同乐会（ceilidh）一样，让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抚慰。这是一个伟大的口头文学传统，如今却只存在于雷鸟乐队（Capercaillie）和拉令乐队（Runrig）这样的组织中。在文化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第7章提到的赫布里底群岛的歌曲。没有任何一种其他文化孕育过这样独特的女性劳作歌曲，它们有着非凡的节奏、诗意的和声，以及幽默感和社群的联结感。这些歌曲伴随着盖尔语的吟唱，标志着西方岛屿上的文化繁荣。如果盖尔语灭绝了，这一切都将消失。
语言与生物物种有着许多相同的生物地理学和进化上的特性。像动物物种一样，更为丰富的语言有着更小的地理分布范围，而且它在赤道附近的密度要高于高纬度地区。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在高纬度地区，栖息地更具有季节性且更难以预料，因此需要更大的交换网络来缓冲作物歉收的影响。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竞争形态的生态环境。
一个地区使用通用语言的压力（特别是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小语种的消亡。小语种只能在它可以自给自足的地方生存。对语言和生物物种来说，如果人类想阻止它们的消亡，就必须采取补救行动。
人口急剧膨胀的诅咒
地球生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因此，2005年的蒙特利尔气候变暖峰会上，全世界都释放出了让人欣慰的信号，至少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承诺要认真对待气候变暖，并思考如何采取措施降低负面影响。那时人们的注意力可能集中在几个月前的一系列重大灾难上——印度洋海啸、克什米尔地震和卡特里娜飓风。在常见的重大灾难中，只有火山爆发在那段时间没有发生。
说到自然灾害，2005年的情况确实比一般的年份更糟糕：大约有40万人死于自然灾害，大约是平均年死亡人数的5倍。但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大约800万儿童死于可预防的儿童疾病。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地球历史上气候的剧烈变化并不算罕见。很多人都知道，在冰河时代，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冰层覆盖。事实上，这些时代大约以6 000年为一个周期，与更温和的气候条件相互交替，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气候温和的时期。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是在一万年前戏剧性的“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中结束的，当时地球的平均气温在短短50年里就惊人地上升了7℃。当被冻结的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了90多米。
但如果你想了解现在的气候到底有多不寻常，你不妨后退一步以观全局。对海贝中不同碳同位素的相对数量的测量表明，在6 500万年前（也就是可怜的恐龙不幸灭绝的时候）和大约4 000万年前，地球的平均温度大约是30℃，是当前的2倍。欧洲和北美地区覆盖着热带森林，最早期那些像狐猴一样的灵长类动物就在这些森林中奔跑，而河马则在位于如今伦敦、巴黎和柏林中心的潮湿沼泽中游荡。在更大的历史维度上，目前的温度其实是很不寻常的。
这样看来，无论我们的工业和农业活动是否导致了目前气候变暖的影响，我们都应该记住，地球气候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乐观主义者希望依靠科学发展。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说：科学会让我们走出这场混乱。
近两个世纪前，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指出，世界正走向灾难，因为农业生产力无法与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同步。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时深受马尔萨斯的影响，这使他对自然选择如何发生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达尔文一样相信马尔萨斯。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新兴科学将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粮食生产问题。
事实证明，怀疑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科学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农场里的大量活动让我们拥有了阿伯丁·安格斯牛、白腰带加洛韦牛、黑面羊以及改良的犁和播种技术。这使我们在每公顷土地上的产出远远超乎我们中世纪祖先的想象，并且最终告别了高地农场和中世纪的旧式农耕系统。
但是现在和那时存在一个令人担忧的差别。农业革命依靠的是古老的技术，每个农民都能直观理解。当今科学的发展依赖于更复杂的知识。令人担忧的是，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十年的新发明数量一直在下降，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每一个新发明都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依赖于更复杂的技术和更深入的知识。对我来说，前沿知识越来越难了，也变得越来越奢侈了。
但也许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马尔萨斯的咒语仍在我们的头顶徘徊。他并没有错：科学仅仅是给了我们时间。最终，我们使用的矿物燃料并非越来越多，也没有肆意地倾倒更多的废物和残渣，但我们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做这些事情。例如，人们有时会认为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是（而且大体上仍然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的。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传统社会看似环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无论他们对环境施以何种暴虐，他们的人数都不足以在一个地方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城市的崛起带给人们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最好能更快地学好这一课。我们确实需要让世界人口的增长势头急速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