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文化遗产正在被严酷的科学机器吞噬和湮没。
● 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核心差别在于，我们可以从经验世界中退缩，并思考未来将会如何。
● 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在我们的智力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学的博学者
几年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80%的英国人认为科学很重要。这很令人鼓舞，不是吗？但这个结果其实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20%的人对科学抱有明显的偏见。这与许多其他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致。通常来说，会有5%～25%的受访者对科学持有消极态度。
那么，这些多疑的人都是谁呢？他们真的至关重要吗？是的，我认为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往往会对未来的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重要性远远超过他们在投票中所占的比例。
总的来说，那些轻蔑科学的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通常持有人文学科的学位：有些是教师，有些是学者，还有一些是艺术和文学团体的成员。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还有一些人是政客。他们都对科学有一种厌恶感，这通常都源于他们认为科学家对文化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不敏感。相比于科学，艺术通常得不到充分资助，被认为是这一现象的表征——我们的文化遗产正在被严酷的科学机器侵蚀和湮没。
这很像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的讽刺漫画：疯狂的弗兰肯斯坦博士固执地渴望统治世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搞清楚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兴趣范围为什么可以从音乐、诗歌跨越到天文和物理，而他们的成就和声望不仅源于做精巧的实验，还能创作完美的十四行诗？
有一件事似乎非常清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不止在人文学科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科学家都有隐藏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无法隐藏的天赋。以爱因斯坦为例，他无疑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像许多数学家一样，他也是一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他拉小提琴。当然，爱因斯坦并不能与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相提并论，但他也不止一次与著名管弦乐队一起演奏。如果你依然对爱因斯坦嗤之以鼻，那我们再来聊聊亚历山大·鲍罗丁（Alexander Borodin）。鲍罗丁是19世纪的俄罗斯人，是他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而他的毕生职业是教授化学。
说到化学家，我想起了另一位伟大的俄罗斯天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罗斯托夫大学获得数学学位后，索尔仁尼琴开始教授物理和化学，然后才开始写那些使他成名的小说。东欧虽然有很多名家值得称道，英国也有自己的斯诺（C. P. Snow）——尽管他在剑桥大学研究物理学和之后作为英国政府科学顾问并未获得盛名，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斯诺作为小说家却家喻户晓、令人羡慕。
想要找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颇有建树的杰出科学家，我们并不需要回溯到非常久远的时代。许多人都知道，天文学家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就是一位有造诣的木琴表演者，而他也会用这种乐器进行创作。
在文学方面，动物学家约翰·特里赫恩（John Treherne）在成功发表两本历史传记后（其中一本讲的是美国黑帮标志性的雌雄大盗），又写出了多部备受欢迎的小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危险地带》（Dangerous Precincts）是对20世纪20年代教会私通和丑闻的历史研究。理查德·费曼机智、健谈，他是诗人，同时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当然，从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到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等著名科幻长篇小说作家就更不用说了。此外还有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电视名人罗伯特·温斯顿，职业生涯早期，温斯顿在科学领域工作了几年，后来他成了一名戏剧导演。1969年，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温斯顿获得了国家级导演奖。
即使在有限的熟人圈子里，我也能很快想到几个参与乐团日常演奏的科学家——两个参加了室内乐团，一个在合奏团，另一个在合唱团；还有一个是单簧管演奏者，经常应邀在当地的爵士乐队演出；还有三个人作为艺术家或插画家（其中一个已经将此作为专业）赚了些零花钱。而这些人都是职业科学家，艺术只是他们的业余活动。
不过，也许我们应该把最高荣誉授予物理学家。1987年，著名的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在其首席指挥克里斯托弗·冯·多赫纳伊（Christoph von Dohnanyi）的指挥下，在全球首次演奏了美国极简抽象派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最新作品。这部作品名为《光》（The Light），创作它是为了纪念100年前两名本地男孩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和爱德华·莫雷的成就。当然，现在每个物理系的学生都知道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他们的实验否认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太空中到处都是以太，使得天体和诸如光线传播等现象得以实现，也因此为20年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铺平了道路。当科学本身与艺术交相辉映时，必然不会被贬低为庸俗了。
在我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非常活跃的。但如果你想一睹他们的风采，你可能不应该去人文学科中寻找，而应该试着去实验室里寻找他们的身影。
诗人也是科学家
我们不会经常把诗人和科学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能够区分一个伟大的诗人和一个一般的诗人的特质，同样也可以区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个平庸的科学家，这种特质就是支撑着一切人类文化形式的敏锐观察力和自省能力。以罗伯特·彭斯为例，他是所有苏格兰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我们在2009年庆祝了他的150周年诞辰。可以肯定的是，彭斯的阅读能力令人称奇，尤其对一个“出身卑微的农夫”来说。无论如何，在18世纪中期，在他儿时教师约翰·默多克的科学指导下，彭斯不太可能从教育中获得很多。如果彭斯接管了自己孩子的教育，而他的老师默多克去做了更赚钱的行当，彭斯的儿子只能学到可以从埃尔图书协会借来的几本威廉·德勒姆（William Derham）的《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和《天文神学》（Astro-Theology）了。
事实上，对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苏格兰教徒来说，彭斯并未被书本学习的缺失和常识的匮乏所影响。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你们学院里的一套奇文，
偷人养汉也带上拉丁的雅名，
如果大自然规定叫你们愚蠢，
你们的文法又顶啥用？
还不如拿犁把地耕，
或将石块往家运。
换句话说，这是诗人劝大家不如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从事农业或者工业。关于启蒙运动中的两位巨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哲学家托马斯·里德的品德，他写道：
哲学家们一直苦苦挣扎，
把无数希腊语、拉丁词糟蹋，
直到他们的怪词儿用得穷尽，
直到科学也深陷困境，
他们才不得不求助于常识——
而常识，女人和织工们早已司空见惯！
所有这些智力劳动创造，实际上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彭斯可能从来没有深入地探测过行星、光的本质或金属变形，但他的诗歌带给我们一些灵光一闪的心理观察。请暂时忘了他的《致虱子》（To a Louse），在我看来，你只需看看他精彩的叙事诗《汤姆奥桑特》（Tam O’Shanter），就能发现，这是有史以来最敏锐、最具洞察力的诗。在这首诗的开头，汤姆和他的朋友们坐在酒店里豪饮，挥霍着微薄的收入。与此同时，他的家里：
……守着老婆的铁青脸，
阴沉地像暴风雨就要来到，
她暂按心头火，只待发作大开炮！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完全是站在彭斯的角度上加以渲染，最终却变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
永不要让你的女人抱怨，
薄情郎将四处漂泊流浪！
放眼看着偌大的自然，
自然法则变化无常。
这也是当代进化生物学的基石之一，由于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的组织方式，雄性哺乳动物天生就倾向于一夫多妻制。只有当男性可以直接对养育后代进行投资的情况下，他们才会选择单配制。因此，除犬类之外，单配制在其他哺乳动物中是很少见的——95%的哺乳动物都是一夫多妻制的。
或许在彭斯看来更糟的是，人类可能也是单配制中的例外，这主要是因为对人类来说，儿童养育的阶段远远超出了断奶期，而男性需要参与到社会化的过程中，并继承家族不断累积的财富。当然，人类的单配制也不是一种永恒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就像天鹅和许多鸟类那样。与哺乳动物相比，90%的鸟类都是单配制的繁殖系统，正如彭斯自己所写的那样：
黄莺安顿了好一窝儿郎，
她有忠实的丈夫帮忙。
公平地说，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奇迹已经揭示了，即使在所谓的单配制鸟类中，与配偶之外的异性交配也非常普遍。事实证明，一只雌鸟可以将不同雄性的精子储存起来，并在准备产卵的时候选择精子进行受精。
彭斯的诗句中还有一些引人注目，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被证明为真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维持数量有限的朋友关系，彭斯在他的《致拉布雷克书》（Epistle to J. Lapraik）中提到了这一点：
如果足下已有足够多的朋友，
虽然真正的朋友颇为难求，
只要你认为名额已满，
小弟决不相强。
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人类可以在体验世界万物时超然物外，并思考未来会如何。而动物们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也永远不会质疑世界为何是现在这样，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形式——正是这两个问题使科学和文学得以形成。《写给小鼠》（To a Mouse）的最后一节是这样说的：
比起我，你还真是幸运。
你的烦恼只在如今。
我呢，唉，向后看，
一片黑暗，
向前看，说不出究竟，
猜一下，也叫人心寒！
老鼠只能接受这个世界的现状，但人类可以反思过去、预测未来，并因此在焦虑和恐惧中度过一生。这就是我对此想说的。
在一些通常相当时髦的学校里，抵制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存续一直是一种时尚。在一本关于科学的书中提出这一观点似乎有些奇怪，但作为少数几个具备高水平拉丁语能力的科学家之一，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为它辩护。
我不想细细讲述拉丁语固有的乐趣所在，也不想老调重弹，说拉丁文学给我们带来了西方世界最强大和持久的文化——尽管拉丁语确实影响了英语和西欧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英语词汇中有很大一部分使用了拉丁语词根，因此，对这种所谓的“死”语言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常用语的含义。
相反，我打算跑题聊一聊著名历史学家、叙事家、曾担任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研究员的泰勒。在我读乡村文法学校的某一年，他曾参加了学校的领奖仪式。他让我们忽略课程，转而学习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这让学校的工作人员都要气炸了，也引得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和哄笑。他以一种无法效仿的慈祥，告诉我们他学过的最有用的东西是土耳其苏丹（部分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的完整名单。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学完过土耳其苏丹的整个列表，但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也曾被大人们逼着背诵从1066年起英格兰国王和王后的名字。对不知道的你们来说，这也许看上去很简单。
威利、威利，哈里和斯蒂；
哈利与迪克，约翰又哈利（三世）；
三个内德去，理查二世替；
亨利四五六，接着谁登基？
爱德华四五，坏国王迪克；
俩哈里成双，少年王内德；
玛丽加贝希，詹姆斯自负；
查理、查理，又来詹姆斯；
威廉玛丽佳伉俪，安妮把荣耀夸；
四个乔治和威廉，迎来了维多利亚。
有了这个顺口溜，我不仅从未在英国政治史讨论中失手过，而且它对我知识增长的主要贡献在于：我绝对相信自己的记忆训练。
归根结底，所有人都要靠记忆力来做很多事。只有天生的智商永远不足以让科学进步。任何学科都取决于人文学科中被称为“学识”的部分——这是“记住事物的能力”的一种礼貌说法。就像所有形式的知识进步一样，科学的进步也源于能够以新的方式将不同的事件或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去记住这个世界运行的细节，那些著名的天才也不可能仅凭直觉，就产生一个与任何记忆都无关的新想法。甚至数学家也要依赖记忆，来认识到数学问题的几种解决方法中哪一个是最优解。
神经解剖学的最新发展似乎也与此相关。目前关于大脑发育的观点是：神经元之间最初存在随机的大量联结，但这些联结会被儿童期最早几年的自然选择过程所削弱。不常用的联结会消失或被抛弃，而那些经常使用的联结则会得到加强，使用效率也会提高。
我认为死记硬背在培养个人记忆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能力存在于早期阶段的神经强化过程。毕竟，我们教给孩子们童谣的原因无非是童谣的节奏特别容易学习，而故事情节又使它们足够有趣，孩子们会愿意花点儿心思记住它们。
这让我想到了拉丁语，没有一种语言像拉丁语一样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死记硬背，来应对语言中大量的规则和不规则动词，以及它复杂的语法、词缀和变化。但是，拉丁语不同于童谣和其他语言的原因在于它的精确性和系统结构。学习拉丁语不仅提供了记忆训练，也提供了我们作为科学家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思维模式。因此，相比于以流畅、缺乏结构和词汇丰富作为其文学语言优势的英语，拉丁语与它截然相反。
我的呼吁并不是为那些维多利亚式的陈腐的死记硬背呐喊，而是因为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在我们的智力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热衷于用新方法让学校的课程变得更有趣、更有用（这两个目标确实都值得称赞），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课程中那些看起来过时的功能。要知道，表象往往都具有欺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