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发现许多动物实际上都在使用工具时，我们对人类的定义立刻从工具的使用者变成了工具的制造者。
● 人类的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之中，我们用语言进行描述、教导、吟诵。
● 我们的宗教仪式、文学甚至科学相关的高级文化，取决于我们走出自我、独立看世界的能力。
“我思故我在。”17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这样说过。他还说过，既然动物不能说话，它们也就不能思考，因此肯定没有灵魂。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笛卡尔的阴影中。在社会科学领域，他的影响力无人可及，此领域中的传统观点一直坚持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后者完全不适合作为人类行为研究的模型。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伟大标志正是文化和语言。
工具的制造者而非使用者
这一传统观点取决于两个关键现象的独特性。而结果是，有时候仅仅是提出动物也渴望高尚的观点，都会引发我们对人类荣誉感的近乎滑稽的捍卫行为。只要试图表明某些动物拥有语言或文化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这是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概念来改变目标，就像不断移动球门一样。当人们发现许多动物实际上都在使用工具时，人类的定义马上从工具使用者变成了工具制造者。
那么，人类如此捍卫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50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对一些文献进行回顾，发现了目前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对文化的大约40种不同的定义。总的来说，这些定义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①文化由人们的思想（包括社会规则、仪式、信仰等）组成的；②文化是由思想的产物（所谓的物质文化，如工具、陶器及装饰品、服装等）构成的；③文化是语言及其产物（日常意义上的高雅文化，从莎士比亚到鲍勃·马利）。当然，我们最后又回到了人类的独特支柱——语言上，所以我们再一次移动了球门。
除了一些固有的循环论证（如只有人类有语言，因此只有人类才能拥有文化，因为文化就是语言），大多数对文化的定义都提出了人类行为独特性的问题。动物的心灵真的是空虚的吗？动物对世界真的没有信仰吗？黑猩猩用的锤子和砧骨到底是不是物质文化的例证？
现任职于剑桥大学的比尔·麦格鲁（Bill McGrew）一直是有关人类独特性的“文化即人工制品”观点的有力批判者。在他的著作《黑猩猩的物质文化》（Chimpanzee Material Culture）中，他对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提出了质疑，证明了黑猩猩的工具箱为何不能满足人类对此的定义。在非洲进行了30年的实地考察后，麦格鲁发现了黑猩猩使用的一系列自然和人造工具，从锤子到探针，从捕鱼工具到海绵。他坚持认为，如果博物馆里没有这些展品的标签，我们很难判断它们是由人类还是猿类制造出来的。黑猩猩的工具箱与人类在前技术时代的工具箱相比，仅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黑猩猩没有储存容器，也不会设置陷阱用于捕鱼或狩猎。
另外两个被吹捧的动物有文化的例子早已广为流传。一个是蓝山雀能揭开英国牛奶包装上的奶瓶盖：在20世纪40年代，这些花园小鸟学会了撬开牛奶瓶盖，这样就可以吸到牛奶瓶最上面的奶油，这种方法很快就在英格兰南部很多地区的蓝山雀中传播开来。另一个例子是一只名叫伊莫的年轻雌猴探索出将红薯上的沙子洗干净的方法，后来日本的大批猕猴都学会了这个技巧。
然而，这两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年中遭到心理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仔细重审后发现，作为一种文化习得行为，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传播的速度都非常缓慢。过了几十年，伊莫清洗红薯上的沙子的方法才被其他猴子习得，即使在那时，也只有比它年轻的猴子才形成了这个习惯。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习惯是通过一个更简单的过程来传播的：一个观察者的注意力被传播者的行为所吸引，然后观察者通过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来学习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人类来说，导师会教给观察者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法，或者学生就是模仿导师，这标志着人类文化和动物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德国莱比锡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迈克·托马塞洛（Mike Tomasello）等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观察，他们怀疑动物是否真正拥有人类所谓的文化。但在草率地下定论之前，我们会先考虑可能被问及的问题。托马塞洛对传播机制很感兴趣，而像麦格鲁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动物的实际行为更感兴趣。无论文化以何种方式进行操作定义，黑猩猩都是拥有文化的，但是，正如托马塞洛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黑猩猩是否能像人类一样学习。这个问题的问法之一就是区分出“文化能力”（猿类可以形成随机的行为，以及没有生态关联的随意创新行为，这有点像把棒球帽檐朝后戴着）和只有人类拥有的“文化潜力”，而“文化潜力”让人类实现了逐步塑造出当今世界的突破式创新。创新使得艾萨克·牛顿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它也是科学、文化活动不断进化的过程。
文化根植于语言之中
很明显，我们通常认为人类的文化深深植根于语言之中。我们用语言进行描述、教导、吟诵。正如笛卡尔所观察到的，动物不会这样。但是它们也并不愚蠢。狗会吠，猴子会喋叫不休。传统观点坚持认为，这些声音只是动物情绪的直接产物。狗会吠，是因为当达到一定的兴奋程度时，它们的声道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虽然人类也会发出类似的声音，比如尖叫和咕噜，但人类还会发出一连串有意义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忽略蜜蜂用来通知花蜜来源方向和距离的摇摆舞，因为这些舞蹈只出现在特定的情况下。蜜蜂不会用摇摆舞来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对不幸的个体表示同情。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猴子和猿类可能会完全颠覆我们传统的观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斯（Robert Seyfarth）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进行了一系列关于野生动物的实验。通过一个隐藏的扩音器发声，他们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长尾猴的声音能够传递大量信息。长尾猴可以通过不同的声音指代不同的捕食者，如美洲豹、猛禽和蛇。它们可以识别声音的细微差别，知道某一种咕噜声是对另一只长尾猴接下来行动的指示，还是对它看到的东西的评价，例如某一个发声者是在接近首领还是普通成员。在博茨瓦纳的研究中，切尼和赛法斯已经证明，狒狒使用咕噜声是为了安抚之前冒犯的盟友，而所有这一切都只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的咕噜声。
动物的声音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像去旅游的天真游客一样，他们只听到了一堆杂乱的声音，却不知道更复杂的事情正在发生。在破译其他物种的语言方面，人类一直都技艺不精。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那些受过语言训练的黑猩猩。一直以来，大约有十几只黑猩猩、一只大猩猩和一只红毛猩猩已被训练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人类语言，尤其是黑猩猩，它们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能力，能对指令做出反应，并能回答出幼儿认知水平以上的问题。更值得警醒的是，在这些成就中，大多数早就由一只非洲灰鹦鹉完成了，它甚至已经能使用英语进行口语交流。
然而，对动物来说，文化道路上还有一个关键的绊脚石。人类与宗教仪式、文学甚至科学相关联的高级文化取决于我们走出自我、从独立的角度看待世界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问“发生了什么”，还要问“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呢”。看起来，动物们都很顺其自然。似乎只有人类能够从自身狭隘的关注点中脱离出来，去想象事物可能超越其本身的情况。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有可能问出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大人们经常因为孩子们的这个问题而恼火不已。
在社会情境中，这种可以看到事物背后深意的能力被称为具有“心智理论”。它强化了我们理解他人信念的能力，而且我们可以依靠这些知识来利用和操控彼此。孩子在出生时并不具备心智理论，他们在大约4岁时才会具备这种能力。事实上，有些人（比如自闭症患者）可能终生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在孩子获得心智理论之前，不可能出现复杂的谎言和虚构的游戏。没有心智理论，虚构文学、科学和宗教都不可能存在，那些需要想象的世界也不可能存在。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根本没有动物可以达到这一心智水平。当然，猴子会欺骗，但这种欺骗不过是3岁孩子擅长的那种。猴子可以很好地理解别人的行为并加以利用，但它们不能理解其他个体可以持有与自己不同的观念。唯一的例外似乎是类人猿，它们比猴子聪明一点。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继续认为文化是使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重要特征，似乎就成了物种沙文主义的论调。诚然，人类文化的有些方面没有在其他物种中发现，就像语言的某些方面为人类所独有一样。这些不过只是事实上原本连续体区间中的高点而已。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人类似乎发现很难从连续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倾向于用简单的“它们vs.我们”的二分法。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不是简单的单维现象，我们至少与一些生物共同分享了某些发展进程。
真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
然而，有一个特征的确是人类所独有的，那就是虚构世界。动物们根本无法理解故事是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缺乏语言，还因为它们无法理解虚构小说的全部概念。如果动物确实有语言，它们也只会以表面意思来看待这个世界，对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的陈述会使它们感到非常困惑。
想一想坐在书桌上撰写名剧《奥赛罗》的莎士比亚，你会发现一切是显而易见的。这部戏剧中共有三个核心角色：奥赛罗、伊阿古和不幸的苔丝狄蒙娜。为了让这出戏出彩，莎士比亚必须在观众们看戏的时候说服他们：伊阿古打算让奥赛罗相信苔丝狄蒙娜爱上了另一个人。这涉及三个不同的心理阶段。为了让故事更有说服力，莎士比亚不得不加入凯西奥这个人物，他是苔丝狄蒙娜倾慕的对象。如果苔丝狄蒙娜只是幻想凯西奥的话，奥赛罗肯定不会为这一切烦恼。这可能会让主人公们在花园里拉拉扯扯，但为什么奥赛罗对伊阿古提供给他的情报感到如此不安呢？除非他相信了凯西奥会回应苔丝狄蒙娜的要求，正是这一点使得奥赛罗的焦虑情绪高涨，并促使他去做了他最终做的事。所以，为了让这个故事受欢迎，莎士比亚必须展示或暗示四阶心理状态：伊阿古打算让奥赛罗相信苔丝狄蒙娜爱凯西奥，而且凯西奥也爱她。
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莎士比亚必须说服观众相信这些东西。如果观众不买单，这出戏就彻底失败了。因此，莎士比亚必须把观众的心理考虑进去。最后，他必须自己想象所有这些。所以在伊丽莎白时代伦敦一个潮湿的早上，当莎士比亚拿着羽毛笔坐在一大张稿纸面前，他已经至少在运算六阶心理意向了：他希望观众相信伊阿古希望奥赛罗认为苔丝狄蒙娜爱凯西奥，而凯西奥也爱她。
这绝非易事，因为他此时运行的心理层次已经比成年人平均水平高一阶了。同时，他也将观众们推向了极限水平——观众必须运行五阶的心理意向才可能理解这一故事。也许正是因为莎士比亚能够在这个层次上获得成功，挑战观众的极限，他才成了一位如此成功的剧作家。
但是，我们现在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黑猩猩的认知极限是二阶心理意向，所以即使它们坐在打字机前也写不出《奥赛罗》。如果它们经过数百万年的打字练习后真的做到了，那将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学事件，而不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对一个打字的猿来说，它不会对戏剧剧情有所希望，而且它也绝对不会考虑观众理解剧情发展的能力。它也许可以理解伊阿古打算对奥赛罗说些什么，但在此之外，它绝对无法理解伊阿古希望奥赛罗理解他的话，而这需要猿类无法企及的三阶心理意向。
这让我们知道，在进行异想天开的文学创作时，即使只是围着篝火讲故事，人类的认知能力都远远超出了目前存活的其他任何动物。类人猿也许能够想象他人的心理状态，它们有可能构造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但也仅限于涉及单个角色的故事。只有成年的人类才会有意识地创作与人类文化相关的文学。当然，类人猿创作出三阶或四阶心理意向的故事（可能相当于8岁至11岁儿童的认知能力）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故事必然缺乏一般成年人创作的复杂性，更不用说比肩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戏剧了。
更重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够激活和点燃观众的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必须能够把观众带到“他们”的五阶心理意向能力的极限。但这意味着，讲故事的人必须至少能够提高一个层次，达到六阶心理意向。而这超出了我们中3/4的人的能力。莎士比亚真的是个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