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波特强调，他所说的谣言是基于人际传播的渠道上的：“传播的媒介通常是口头语言。”[9]奥尔波特对谣言所依托的媒介技术平台就是最原始的媒介技术—口语。尽管那时的美国，大众传媒已经相当发达，大众传媒上的谣言已经十分可观，但奥尔波特还是坚持强调谣言主要是在人际间传播。也就是说，谣言在奥尔波特那里意味着最原始的具身传播。
图2 奥尔波特
然而，尽管今天的谣言传播也是一种具身传播，但这种传播按照延森的话来说，是一种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具身传播。他把身体看作是传播的第一维度，把复制技术看作是传播的第二维度，把数字技术看作是传播的第三维度。由于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元技术将所有复制技术和具身传播方式都整合到了同一个软硬件物理平台上，因此，“在元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的特征”。[10]也就是一种新的具身传播方式出现了。正如延森所说的那样：“身体是拥有一个世界的普遍媒介。”[11]这种新的具身传播，虽然仍然看上去有人际互动的特征，但它完全不同于最初的具身传播，它要受到数字平台这种元技术的改造，而这种带有媒介化色彩的改造，极大地改变了传播的话语方式和话语特征。一种数字元技术所营造的新情境生成了。它不仅保留了原始具身传播的许多特质，而且又将比大众传播更加强大的复制能力赋予这一情境传播的信息。“元技术”的具身性，其实就是人所具有的感性特质和感性表达通过媒介技术延伸到整个世界。如此，媒介和情境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尤为复杂。
媒介技术所营造的情境与框架会在很大程度上建构独有的话语方式，而技术的变革则会带来话语方式的断裂。基特勒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话语网络的概念。基特勒指出，话语网络1800(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的话语体系）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话语网络，而它与话语网络1900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些断裂是如此深刻，以至于阻碍了正常的文化延续性。”[12]这个发现倒也不稀奇，因为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已经很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基特勒也承认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他影响深远。不过基特勒对话语断裂的原因阐释，却独树一帜。与福柯认为话语断裂是天然如此的观点不同，基特勒认为，话语断裂与媒介技术变革直接有关。“福柯认为，知识型的改变既无规律也无原因，基特勒则断言这种改变与媒介的转变（至少是转变的媒介实践）有关。”[13]基特勒认为，在1800年代，在电力媒介登上历史以前，人们的听、说、读、写因为印刷媒体的使用可以没有障碍地相互转换，人因而对自己是语言使用的主体这一观念深信不疑。“1880年前后，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古登堡的书写垄断。”[14]精神和信息由此分离，写作的动作与思考的界面分离，人们开始适应标准化文本的阅读和机械化的写作，按尼采的说法，人类就此变成了思考、写作和语言的机器。
如果说电力媒介带来的技术框架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传播与思想的关联，那么在以数字平台为元技术的时代，这种变化便显得更加明显。在算法和流量的逻辑下，人们已经习惯于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平台的信息生产，他们有强大的表达冲动和表达能力，这种能力是在抖音和快手被组织起来的。与此同时，以往在少数个体间传播的谣言信息有可能被流量平台以一种“涌现”的方式瞬间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很多谣言因此具备了社会公共议题的假相，当表达的冲动与信息的“涌现”交织在一起时，一个巨大的公共话语场由此生成。于是，涌动在人们周遭世界中的流言蜚语立刻被转化为共同世界中的洪大信息流。所以，在平台上巨大流量的无根据的话语仅仅因为其传播速度和广度本身，就会被个体当作是判断形势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他们话语行动的基本知识图底。此时此刻，被官方看作是小道消息的谣言通过数字平台这一强大中介已经下沉为数量巨大的公众判断现实的常识结构和情感结构，并因此成为他们头脑中的外部环境。而且由于这些谣言被太多公众所了解，因此公众可以依据这些谣言进行进一步的信息生产和信息加工，从而形成体系化的话语结构并由此形成一系列话语事件。“方方日记”及围绕这一文本产生的席卷互联网世界的讨论便是最典型的数字平台时代的话语事件。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连最反对方方的阵营及个体都不得不将“方方日记”作为自身话语行动的起点和知识图底。
谣言在数字平台获得的巨大生命力，这一方面与平台提供的共时性传播能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谣言的网状扩散方式与数字平台的网状结构非常类似。因此，这一技术平台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谣言的传播效能。在这种媒介技术平台不断组织和作用之下，谣言的形态被“再度媒介化”；而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这种媒介技术平台的技术潜能得以不断开发。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不断地型塑着话语网络的新形态。何志荣想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视角对谣言传播进行阐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异质性（heterogeneity）行动者（网民、政府、专家、医生，也包括一些非人的东西，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手机终端、电脑屏幕等）网络联结，在不断地转译（translation）过程中，构建了庞大的复杂的，有着自己运行逻辑的谣言体系。谣言不仅仅是网友制造并传播的，谣言的形成是所有行动者以及网络技术之外的各种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15]这个描述非常符合当下的谣言传播形态，但需要强调的是，是话语方式和技术结构而并非人才是这个网络系统中的动力机制和组织者。准确的地说在元技术的平台上，是谣言在主宰人的思考方式和话语方式而并非人在传播谣言。
不过，讨论至此，总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点破，为什么在平台媒介的技术框架中，谣言会渐渐转化为群体极化的话语斗争，甚至国家间的话语冲突也公然围绕着一些未经证实的谣言而展开。更有趣的一点是，某些表达是不是谣言都成了话语争夺的焦点。谣言在这里从无根据的信息逐步变成了话语斗争的双方所倚重的证据和表征对方的话语武器，谣言撕裂社会的情境正在成为社会现实。对立的双方，如政治立场上的左派与右派，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代理人都会将没有依据且有利于支持自身的谣言或谣言中有利于自身的那一部分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据，并指责对方的证据是谣言，在争执不断中使话语暴力升级。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这次新冠肺炎时期舆论的显著特征。
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在其著作《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的歧义如何孕育冲突》一书中分析了暴力发生的社会根源。他指出冲突和暴力往往不会发生在身份和社会地位被明确规定的社会秩序中，而更容易发生在冲突双方身份和社会地位比较含混的状态中。这种状态通常有两种情况：从时间向度上说，双方既有关系发生变化，原先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权力被削弱或地位较低的一方地位上升；从空间向度上说，双方地位相近，存在竞争关系或者无法确定对方的社会地位高低，判断比较含混。“（小规模的）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相对对称的关系中；其中，行动者对其相对社会地位的理解具有含糊性，换言之，双方存在认知上的不对称，而这种认知有可能受到对方的挑战。”[16]
社交媒体对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呈现，是其重要的技术特征所带来的赋权，但多数人很可能并不在意这种呈现是以对传播节点身位、地位的模糊化为前提的，这就是社交媒体技术必然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网上交流乃至交锋的人，多是陌生人，他们被社交媒体从共同的世界聚拢到了网络的“周遭世界”，双方的认知完全不对称，他们往往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会含混地将对方想象为与自己社会地位相近且具有竞争关系的个体。“在特定情形下，相对地位越模糊，这类冲突就越频繁，且越具有破坏性。”[17]而互联网上的对立双方恰恰是相对地位最模糊的个体，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最频繁，话语暴力越肆无忌惮。即使是曾经的熟人，其既有关系也会被社交媒体模糊化，比如有多少曾经的同学在群里因为“方方日记”而恶语相向，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被数字元技术媒介化的谣言传播形态，确实已经不同于二战期间仍然基于口头传播之上的谣言传播方式。由于社交媒介对行动者的强大组织功能，导致谣言从口耳相传的街谈巷议终于变成了公共空间中话语冲突的导火索。人们第一次发现，在话语表达上，我们是如此的身不由已。许多参与话语斗争的人（这其中甚至包括特朗普）发现，很多话在其他的场合或情境自己未必会这样表达，甚至未必会这样思考，但就这样被言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