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谣言下一个定义是很困难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下，谣言都会表现出不同形态，不可能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G·奥尔波特作为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谣言心理学》是其一生所写的唯一一本无法通过实验方法得出结论的心理学著作。然而，这本通过“道听途说”—即汇总各种相关研究写成的著作，成为了一本无法跨越的经典。可能关注过这位谣言研究里程碑式人物的学者仍然记得他对谣言的经典定义：“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偶然性的谈话。”[1]但大家已经忘记了奥尔波特最重要的贡献，他提醒我们，他所研究的谣言是战争时期的谣言。“当重要事件出现时，个人从来不只是认可这件事，他的生活深受影响。在他的意识里，事件的情感暗示产生各种幻想，他便寻求解释并想象不着边际的后果。”[2]在战争期间，由于人们确定性的生活受到了威胁，所以人们处于高度的不安全感中。任何信息源都无法有效给出让人感到确定的信息，因此一切权威信息源都可能被怀疑，一切的信息源也都有可能因其提供的信息符合想象而被传播。
图1 《谣言心理学》
在奥尔波特之前，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就提出了著名的“情境”定义，而在奥尔波特之后，戈夫曼又把“情境”发展成为著名的“框架”概念。依据情境定义的观点，人们总是要对自己面对的社会现实作出解释，并依据这种解释来行动。所以，任何社会行动都是在个体所定义的情境中实现的。即便是华生的忠实信徒，奥尔波特在情境定义上还是皈依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所以他发现：“如果我们听到的谣言给事实作出了一个符合我们私生活的解释，我们便愿意相信并传播它。”[3]因为人们之所以接受和传播谣言，一定是因为该谣言符合人们对于情境的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谣言也无处不在。“大部分日常社交谈话总包含着谣传。”[4]这些流言蜚语，即使未经证实，也无伤大雅。这只是人们彼此间维系友好关系的一种方式，即找个话题，避免在打发时间时无话可谈的尴尬，谣言的传播方与接受方都没有真正将谣言当作重要的信息加以对待。对于这种谣言形态，法兰克福更愿意用“扯淡”这个词来概括。“毫无节制的扯淡，也就是做任何论断时只想着这场合适合说什么，而不在意所说的内容的真假。”[5]他还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基于现代性社会的谣言形态是怎样产生的：“当今人们普遍相信，作为民主社会之公民，有责任要对所有的事或至少有关国家的任何事发表意见，这就导致大家纷纷扯淡。”[6]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扯淡已经具有很多很多反抗的因素，比如那种玩世不恭的心态以及对于真相的漠不关心，但社会成员一般不处于恐慌和焦虑的状态，因此及时的信息公开和证据的披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息谣言的作用。按照奥尔波特的观点，日常情况下，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真相的公开，对传播谣言者的“训诫”和针对性的辟谣来解决问题。
然而，奥尔波特深知，战争时期的人们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中，他们的话语传播肯定与日常社交时的交谈不太一样，人们的常识无法确定战争带来的可能性，这便造成了情境的断裂。日常生活的意识流一旦被打破，人们立即处于高度焦虑之中，这种焦虑的核心是人的情感。谣言便成为缓解个人焦虑的手段，因为它可以用来填补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巨大落差：“谣言提供一种能供排解紧张情绪的口头发泄途径。”[7]“它似乎能不可思议地缓解他们不稳定的情绪和焦虑。”[8]到这里，谣言就从平时可有可无的谈资和议题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刚需，它围绕着相对集中的主题，层出不穷，并成为一种显性的话语形态。
也许在日常生活甚至是不太严重的社会危机事件的框架下，理性的标准，比如真相、经验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息谣言的作用。权威信息源公开事实尤其是公开可靠的细节和证据，会起到平息谣言的作用。如果依靠公权力对恶意造谣者进行打压，也能较好地起到平息风波的作用。但是，当谣言是心理危机框架下的产物时，那它就必然不是什么“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真相”这样的观点能概括的。在心理危机的框架下，表达自身焦虑和通过想象进行自我安慰成为个体存在方式中的重要内容，非理性的成分远远超过理性的成分。这就必然造成两个后果：其一谣言总是先于事实的发布，而且谣言的议题设置左右着事实的发布；其二是在为数众多和混乱的信息中，人们分不清楚也不在意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谣言，事实上哪种话语能够缓解焦虑他们就传播哪种话语。在严重危机事件的框架中，人类的认识论受到严重的挑战，事实本来就没有定论，因此它起不到缓解焦虑的作用。比如事实就是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有效治疗“新冠肺炎”，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双黄连口服液能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因为后者更能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辟谣也通常不会有什么效果，比如当媒体辟谣说喝绿茶不会预防“新冠肺炎”时，它无法告诉公众什么可以预防，所以并不能起到遏制谣言的效果。相反，什么样的信息及其逻辑符合个体的想象，能给人带来确定性的慰藉，什么样的信息就能广泛传播。实际上在重大危机事件中我们能观察到的现象是：主流渠道没有发布事实时谣言满天飞，主流渠道发布足够多事实且不断辟谣时，谣言依然满天飞，而且角度五花八门，简直防不胜防。
在认识论危机和不确定的情境下，谣言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发泄焦虑的场域，而且还是一个话语斗争和文化霸权争夺的场域。既然没有事实的标准，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可以寻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推论。“方方日记”一经推出便成了各种不同阶层和政治派别拉锯的话语空间，支持者眼中的真相就是反对者眼中的谣言。主流媒体渠道上关于中药效能的报道，关于最早传递警示信息的八位医生传谣的报道，他国主流媒体关于病毒来源的报道，很多都没有事实根据，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于是一经发布便成为各种对立观点针锋相对的导火索。在这里，观点和立场引领着人们的认知和情感，引领着人们选择信息的标准，而不是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先在于人们的观点和立场。每一方都使用谣言作为自身话语斗争的武器。这些平时就有巨大立场差异的阵营，当然不会错过“新冠肺炎病毒”给他们营造的话语战场。社会结构性的对立也就因此从隐在的方式变成了显在的方式。
上述情况，与奥尔波特所描述的二战时期美国社会的话语形态有非常相似之处。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战争局专门设立了公开事实和辟谣的专门机构，结果证明收效甚微，一些不太聪明的辟谣行动甚至引起了舆论的巨大反弹。不管传播的内容是否属实，公众都处于一种高度质疑的状态。而整个战争期间，种族主义者、父权主义者以及各种战争敌对势力都依据自己的立场不断进行谣言的制造与传播。
战争是人类巨系统中最可能引发确定性的事件，其不确定性来自于战争中无法把握的偶然因素。而瘟疫则来自于人类最为陌生的微系统，其不确定性来自于人类认识论尤其是科学的无力感。相比之下，如果遇到一种“聪明”如“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毒，其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感知可能不亚于一场战争。这种病毒对于宿主的照看是如此地“周到”，以致于其传染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同类病毒，其不确定性也因此远远超过了类似于像埃博拉病毒这样的高致死率的病毒。“新冠肺炎病毒”对个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的程度，它的传播要达到何种规模才能形成集体免疫，针对它的疫苗何时可以问世，有什么医疗手段可以有效治疗重症患者，无症状感染者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些是谁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更不要说依据以往的常识。这种不确定性造成的恐慌深刻地改变了公众的话语方式和形态。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的谣言似乎又与二战期间的谣言传播不太一样。首先，奥尔波特所描述的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的变异，比如：削平（leveling）、磨尖（sharpening）、添加（adding）、同化（assimilation），在互联网上表现得极不明显，因为在数字化的具身传播中，原始的版本很容易被搜索到，不容易变异。其次，这些谣言传播范围极广，并不仅仅存在于个体的周遭世界，而总是让人感觉发生在个体的共同世界中，谣言具有了公共性的外表甚至是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公共性。最后，这些谣言不仅引发了人们的不安和焦虑，而且引发了人们尖锐的观点对立，并随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强大的话语暴力。所以，新冠肺炎的谣言传播好像又与二战期间的谣言传播不在同一个框架之中，而决定框架差异的只能是媒介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变化，于是这便又涉及到一个媒介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