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
笑是我们与类人猿所共有的，尤其是黑猩猩。尽管笑的形式在人类的身上被夸大了，但对猿类而言，笑在本质上是一种游戏发声，它脱身于典型的灵长目动物的游戏邀请。猿类的笑由一系列呼气／吸气的交替过程组成，其产生基础是自然的呼吸周期。
人类的笑由一系列的呼气过程组成，直到肺部被清空前，不会涉及吸气过程。这种保持漫长呼气过程的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其生理结构的基础是两足行走。
在移动的过程中，诸如猴子和猿类这样的四足动物，它们总会有一只肩膀承担起身体的重量，进而卡住胸壁。这意味着在每个行走周期里，猿类和猴子都只够呼吸一次。
人类与此不同，人类的双臂并不需要承担重量，因此人类能够将呼吸过程与步行周期分离。在之后的言语进化过程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言语同样要求长时间的、不间断的呼气。否则，我们所说出的每一个句子都会只有一个单词。
笑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高度的感染性。如果在一起的其他几个人都笑了，你将很难不去一同发笑，尽管你也许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个笑话。我们猜测，早在语言演变产生之前，笑也许就已经作为一种无言的合唱而存在了。
如果在人属起源之初，人类的笑声是演变自猿类的笑声，那么，笑很可能有效地增加了社群的规模，因为社群的规模是借助内啡肽联结机制来维持的。
事实上，笑促成了一种“远距离梳毛”的形式，使得早期人属能够克服社群规模的限制，在笑声形成之前，社会性梳毛只能一对一地进行。事实上，笑成就了一对众多的梳毛关系，至少也是一对多个的梳毛关系。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典型的“笑声群体”究竟有着怎样的规模。我们倾向于从单口相声的角度来理解笑声一词，单口相声和形式就是一位相声演员和一群捧腹大笑的观众。当纪尧姆·德泽凯什（GuillaumeDezecache）在酒吧收集此课题的数据时，他发现笑声群体的规模限制接近于交谈群体，与社群中恰巧存在的人员数量无关。
交谈群体有一个为数4人的自然上限，罗宾·邓巴在多年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笑声群体的自然人数上限似乎是3人左右。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小得多，但它也指明了欢笑行为的亲密性。脱口秀俱乐部的场面可能给我们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让我们误以为一群人可以在一起开怀大笑。
实际上，随机的观察表明，脱口秀俱乐部的全体观众中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会一起发笑：相反地，观众群中存在有小片区域的笑声，那通常是由少数个体诱导出来的，并在这些个体邻近区域形成一个笑声的人浪。然而，这种效果很快就会消散，哄笑声不会传播得太远。
笑声三人组有效地将梳毛组的规模扩大了两倍：我只能够一次用指尖来为一个同伴梳毛，但我却可以同时让两个人发笑，因为我总是会先逗笑自己，事实上是有3个人同时获得了内啡肽效应。梳毛小组大小与社会团体规模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但梳毛组规模扩大两倍的事实使社群规模增大一倍成为可能，因为后者正是由梳毛机制所支撑的。将社群规模从50人扩大到100人，这正是从南方古猿到匠人／直立人的终结时期所发生的事情。
心理化的技能依托于心智理论的概念，它囊括了哲学家称之为“意向性等级”的内容，其中，每一水平或等级的意向性都代表有一个额外的心思被添加到了序列里（见表4-2）。
表4-2 意向性等级及其实现者
在这个序列中，心智理论（或称第二阶意向性）代表了一个关键的分界线，这是一种能力，意识到另一个个体拥有与你相似的心思，能够信仰你所相信的事物。此处，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心智理论是否能够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产生？露西课题的博士生杰姆斯·科尔研究了这一问题，并找寻了相关的考古学证据。
语言起源的关键，似乎是我们思考和反省自身的能力（见表4-2）。许多动物都拥有自我意识。黑猩猩和大象能够认出镜子中的自己；猫和狗却都不能。只有人类和一些受到良好教导的圈养黑猩猩能够达成第二阶意向性（即认识到另一个人的心思）。狗也许是一个例外。当狗感到你很悲痛时，它会来到你跟前，坐在你的脚下。认为狗能够理解人类心思的想法，是否将其拟人化了呢？
丹尼尔·丹尼特在其大名鼎鼎的著作《动物心智》（Animal Mind）中指出，狗的社会化如今已经达到了一个例外程度。由阿舍利手斧制造者与黑猩猩的脑容量对比来看，从他们的人工制品的复杂程度，以及他们的地区社会性活动模式来考查，这些工具制造者似乎已经达到了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也许是第三阶意向性。
科尔认为，手斧制造者不太可能掌握基于语法的语言，以及符号的复合使用方法。然而，正如约翰·高莱特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充分论证，手斧中反复出现的概念可能指向了语言特征的早期标记或索引。在工具制造者之间，大量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被传递。手斧所涉及的复杂设计，要求制造者拥有心理概览，因为制造者必须依据时间顺序整合制作步骤，我们可以推断存在一种作业语法。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是以密切关注他人和运用视觉线索为核心的。声音似乎也已经被用来引导注意力和表达情绪，就像在猴子和猿类身上发生的那样。
我们可以向上追踪至第五级意向性，这也是现代人能够普遍达到的意向性。第三阶意向性标记了走向语言的一步。相同的心理化论据不仅可以应用到手斧上，还适用于复合工具。
这种应用到科技上的推理方式，与人类更为新近的实践相似，如制造普遍的亲属类属，称“叔叔”或“阿姨”，并将其应用于没有关系的人，使得他们变成“我们”而不再是“他们”。普遍的亲属称谓是一种社会化技能，人类学家艾伦·巴纳德认为，它在人族先辈中根深蒂固。亲属称谓使得无法自然产生的（即遗传关系的）社会类属被责任网络结构创建起来，以满足生存需求。
课题成员艾莉·皮尔斯（Ellie Pearce）分析了尼安德特人和早期人类的脑容量，结果清晰地表明，即便尼安德特人拥有语言，那种语言也不可能是完全现代式的。他们只能够运用第四阶意向性，这意味着他们的语言的复杂性将会大打折扣。
最高等级的意向性可以视为由神话、传说和先祖构成的世界。这种社交世界的拓展，允许我们去实现多种形式的意向性。我们认为，第四阶意向性所蕴含的技能反映了应对缺席和分离的新能力，它们使得社会生活可以持续存在。这样的缺席者可能是在冥世，也可能是在海外或者房间外。物资在很远的距离被移动或交换，身体和物品被装饰成特定的样式，以符合认知中广泛地域里人们行为的表现形式，这些情况都在表明人类存在一种能力：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人们的思考，即便我们不会每天都看到他们。
因此，对我们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一位古人类将要拥有超过第二阶意向性和正式的心智理论，那么，某种形式的语言会是必要的（不一定是言语）。然而，正如查姆斯·科尔所指出的那样，在确定古人类的心理化水平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太死板。在工具制造上，黑猩猩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地区差异，很早前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K?hler）的开创性工作就告诉我们，黑猩猩的视力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我们没有理由去假定，人族的种群不会出现相似的差异。你不能断定，像直立人这样分布广泛的物种在掌握第三阶意向性后，只会且永远处于这一等级。毕竟，我们已经见证，阿舍利文化是由脑容量大小各异的人族共同创造的。而无论是否拥有言语，他们都已经在削凿中走向了不朽。
化石证据表明，距今200万～50万年前这段时期，由于合作伙伴的增加，社群规模在不断扩大。作为旁观者，我们还看到人族长期的基本转变在于其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和时间的范畴。社会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这些都发生在200万年前。交流效率的提高必须回溯至今，这一点也体现在心智理论中。如果语言没有在大脑中留下重大痕迹，且偏侧化导致的不对称性也不足以证明重大变革，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必要的系统已经安装就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