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风琴店的故事可能启发了一些年轻人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态位，这当然很好。但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所处的生活已经有了既定的轮廓，受制于经济需求和家庭关系，迫使我们在任何与我们相关的文化和经济中持保守态度。对我们而言，前人调查研究的作用在于给予了我们定位点，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让我们重新探究我们公共生活的某些特征。
我们开始提到的是注意力分散的问题，通常我们在讨论中将之作为技术带来的问题。我建议将之视为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充斥着占用注意力技术的文化中，我们内部的精神生活赤裸裸地成了他人即将收获的资源。以这种方式来看，我们将眼光从技术本身转移到其目的上，它被引导、设计并散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注意力环境中的正面吸引，即那些我们自愿引入生活的，仍然与不必要的入侵一样令人不安。我们思考超级满足需求的精神刺激的出现，教育所必需的苦行精神是否还会为人采纳。我们所受的教育内容塑造了我们，教化的力量使我们集中于学习，尽管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人类可能的多样性已经崩塌，变成了精神单一文化，更容易通过机械化手段获取。
我曾谈及我在印第安人居留地一家路边百货商店的经历，我想知道它是否能够为我们寻找前进的目标提供一丝线索。但在调查中，我们与本土印第安人的历史遭遇之间的显著差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受制于入侵的外部力量，并正确地认识到应该为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战。我们的问题源于我们将管理体制视为我们自己，它是集合了我们最优良美德的产物，是启蒙运动的后代。
我曾经详细阐述过一些正面例子，描述了秩序井然的注意力生态，比如快餐店厨师、冰上曲棍球运动员、管风琴制琴师。我解读了这些例子，探讨了它们的重要力量，引出了经验中与启蒙框架不相符的方方面面。
让我来谈一谈我试图实现的思维方式。我假定自己是在研究政治哲学。就像那些我所批判的早期现代思想家一样，我一直在以政治，或者说论战的方式，回应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敏锐刺激。几个世纪以前，这种刺激是既定的文化权威，他们将思想桎梏在康德所说的人类加诸自我的不成熟性之中。但我们从这种不成熟性中逐渐成长的过程，似乎在青少年时期就停滞了，就像没有老去的嬉皮士一样。现在的刺激是在解放运动下萌芽的自我错觉，解放运动已经走向下坡，但开创了令我们感到沮丧不已的绩效文化。
我确信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本书的动机否定了哲学的努力。研究论证法充满诱惑，揭开部分真理，反击另一部分真理。我认为我前文的论述毫无疑问是片面的，可能在一些我未曾注意到的方面确实如此。但我也认为，用政治模式进行哲学思考是哲学本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值得一番深思。
哲学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就是试图理解一个人自己的经历。因此，它与常识具有亲密的关系。但是有时候常识不得不通过详尽的论证为其辩护，以对抗其他遮蔽生活体验的论证。回顾史怀哲对他当时的管风琴的批判。传媒热情地讨论着斯图加特的新管风琴，这些混浊不清的声音不能直接归为体验。史怀哲不得不提出论点，揭露混浊的声音，并且开启修复工程，赋予其更多的音乐性。
一开始掩盖体验的通常是理论教条，如哲学历史的积淀，最初是在一些辩论的情况下得以清晰地表达。如果它们获胜了，就会产生扩散效应，成为信条，或者成为文化上的条件反射。人们必须采用锋利的工具将其扫除，使生活更加直接地被人理解。政治化的哲学思考不是只有在你已经了解事物后才会进行，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回到洞穴，你应该思考如何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