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atistical Self
我很有兴趣知道克尔凯郭尔是否读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因为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发现独立理想和将自我视为“代表”的倾向，二者之间的联系有违常理。托克维尔感到震惊，因为他发现，如同新教徒拒绝任何牧师权威一般，人们期待美国人对任何事物都足以形成自己的判断。这并非一项杰出的成就，也不是一种在生命中逐渐发展的能力。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道德责任，从小学时人们就开始受到这样的教育。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具备为自己判断每一件事物的能力。我们不指望遵循惯例或已有的权威，所以我们环顾四周观察其他人在想什么。成为个体使我们感到焦虑，只有顺从一致才能缓解这种焦虑。于是我们对公众观点变得更加顺从。
这个例子似乎符合托克维尔的观点。《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s）对美国人性行为的研究引起了公众的热切关注，可能因为它出现的时候（1948年和1953年）正值既定的规范正在逐渐失势。每个人都只有他自己，人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正常”。唯一可用的规范，唯一不被战后席卷美国的弗洛伊德学说贬损为“压迫”的规范，就是数字。其他伴侣之间多久发生一次性行为？平均数是多少？标准由中间值所决定，而非来自宗教禁令或父母引导，也不再依靠有教养的、自负的唯信仰论（antinomian）来判断自己是堕落者或是罪人。这似乎符合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抗的灭亡”，这是崇敬和顺从灭亡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人们通过“代表”定位自己，此处的“代表”是统计学家赋予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