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有言语交流，我们就有了谈话。谈话中经常发生的是，接收者不理解对话，请求说得更清楚之类的。沟通者在接下来的对话中会尽可能明显地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人类思维的关键点是，以传统语言格式阐释知觉内容并使得这一内容很容易自我反省。也就是说，再次调用米德（Mead，1934；Karmiloff-Smith，1992）的分析，人类交流的合作本质意味着，交流者如果作为接收者，可以感知和理解其自身的交流动作，这就使得他可以从外部视角思考自己的思维（Bermudez，2003）。尽管早期人类的指示和打手势使得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思其思维，但对于用习俗言语交流的现代人类来说，其思维有很多新的表达形式。而且，自我监控过程不仅可以从接收者的视角，还可以从所有使用者的规范视角来进行。以下是三个特别重要的例子。
首先，在信息交流中，需要理解的一个重要成分是交流者的意图状态。例如，假设我们正在打猎回去的路上，我看见了羚羊在第二个水坑（watering hole）里喝水，据此推测第一个水坑现在是干的（因为最近天气干燥）。此时你告诉我你向着第一个水坑走过去，但由于我也不能肯定所以不想直接告诉你“那里并没有水”。在这样的情境中，第一个不确定性的标记是一些无意识的面部表情（见上文）。但人类约定俗成的表达疑惑的方式，是说“那里可能没有水”或“我觉得那里没有水”之类的话。有趣的是，说英语和德语的儿童首先使用的关于想法的词汇，并不是用于表明一种特定的心理过程，而是使用 “可能”（maybe）之类的词汇表达自己的不确定性 （因此，“我觉得那里没有水”的意思是那里可能没有水）（Diessel & Tomasello，2001）。在这之后，他们才会外显地推理第三人的心理状态。因此，有假设认为，是谈话的需求使得人们开始外显地探讨心理状态，这种探讨最初并不全面，只针对他们自己对命题内容的认知态度。随后，他们才能够推理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包括他人的和自己的，并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人交流这些心理状态。一旦人类能够外显地推理意图状态，他们就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思考。
其次，被提及的认知过程是交流者的逻辑推理过程。其中包括使用“和 ”“或 ”、各种否定词（如“不 ”）以及暗示（如果……那么…… ）进行表达。例如，在与他人的争论中，为了应对来自接收者的压力，说话者需要使用以上这些表达方式，让自己的推理过程更为明晰。因此，与一般讨论中的交流压力类似，争论中的“逻辑压力”会让争论者将程序化和非具象化逻辑运算用外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第一个手势/象形化的步骤是什么。例如，在一些手势语（pantomiming）中表达“或 ”这个词，会通过给予他人这个 客体（用一只手给出），或那个 客体（用另一只手给出）。又例如，在日常社会交流中使用“如果……那么…… ”这个手势语通常表达的是威胁和警示（如果X……那么Y……）。在语言传统中，这些逻辑算子的符号化，让它们更加抽象有力，而更容易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反思。
最后，说话者通常会外显化一些前提假设和/或共同基础，来帮助接收者理解。例如，假设我们共同觅食蜂蜜，这是在文化共同基础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文化实践。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共享了一些知识来指导活动的进行——我们应该去哪些蜂巢寻找蜂蜜，应该搜索多高的树，需要使用哪些工具，使用什么容器进行运输等。因此，如果你走开并开始把树叶编织到一起，我会耐心地等待，因为我们都知道树叶是用于运输的容器。但是，这一知识暗含于我们的共同基础中。而早期人类则会向合作者指出树叶的作用，将这一知识外显地表达出来。我作为一名现代人类，通过一些交流的方式，让你注意到有叶子出现：“看，那里有一些很好的树叶。”这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吸引你的注意，但依然存在被误解的可能（好在什么地方？）。所以，也许你会看向树叶，但一无所得。如果我假设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会说“这是菩提树的叶子”或者“我们需要一个容器”又或者“我们需要菩提树的叶子来做一个容器”等。我直接告诉你让你注意树叶的原因（我错误地认为你可以从我们的文化共同基础中推测出来），明确自己关于交流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同样能够让我反思自己的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它们只是内隐的共同基础时我不会这么做。
因此，在现代人类中，意图、逻辑运算和共同基础假设等都能够通过一套相对抽象和规范的共同语言习俗外显地表达出来。由于语言习俗及其规范性，新的反馈过程不只出现在类人猿做出决策时监控自己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也不只出现在早期人类监控接收者理解的过程中，同样也出现在一个“客观地”规范性思考的交流者，评价自己语言概念的过程中，像评价其他“客观地”规范性思考的交流者一样。结果是，现代人类不仅可以进行自我监控和对他人进行社会评价，同样可以进行完整规范的自我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