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不能脱离正确性和相对性这两个通用标准，这就把我所想和任何人应该想联系在一起了。“我”和“任何人”之间的反差对理性思考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哲学与人的科学形象》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tific image of man ）
现代社会应该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共时性（synchronic）社会组织：协同的社会互动是成为社会的首要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期的人类会以协同的方式进行协作觅食，而其协作的对象是一群组织松散的合作者中的特定他人。但对于现代人类来说，需要面对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有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或者说完整的文化组织。现代人类之所以是“文化人”，一是能够确认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二是可以基于文化内的共同基础而非个人，与组内成员一起创造多种文化习俗、规范和制度。因而，他们是有群体意识（group-minded）的个体。
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历时性（diachronic）传递，即在代际间传递技能和知识。对于早期人类的生活来说，社会传递是十分重要的；对某些类人猿生活来说亦是如此。因为对于生存来说，那些难以发明的、需要使用工具的生存技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越来越重要。但对于现代人类，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传递，以支持累积性文化演化（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这就需要现代人类不仅能够通过观察他人来获得工具性行为（如早期人类那样），还需要积极遵循群体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甚至会通过教导和强调社会规范强制他人保持一致。
人类社会这两个维度诸多变化的结合，创造了一些全新的文化现实。这种转化过程是习俗化的，既有协调（coordinative）的成分，也有传递 （transmitive）的成分。协调是个体内隐性地同意（agree）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做事，即只要其他每个人都如此做，个体也想这样做；传递使很多做事的方法都已有了先例，个体只需要复制他人以达到协调即可。这一转化过程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实践 （cultural practices），即个体会以众所周知的文化习俗、规范和制度与整个社会群体协调。当然，在交流方面，这意味着发挥协调作用的是语言习俗，因为语言习俗作为一种协议（agreements）存在于群体的文化共同基础中。
在思维方面，早期人类通过视角性认知表征、社会性递归推理和社会性自我监控，来想象这个世界，以便可以操控它，这同时也使得个体可以与他人进行协调。而对于有群体意识和言语能力的现代人类来说，他们准备好与群体中任何一个个体协调。这意味着，现代人类通过“客观性”表征（objective representations）（任何人的观点）、反思性推理（reflective inferences）（注意任何人）和规范性自我管理（normative self-governance）（这可以配合群体/任何人的规范预期）来想象这个世界，以便可以操控它。而且，这种从群体角度行动和思考的方式，并不只是出现在一些特殊的合作互动时刻，而是人类思维中一个永恒的烙印，毕竟现代人类正是因此才成为文化群体中的一员。
所以，我们首先会看看人类文化组织中新的合作形式，紧接着会探讨为了协调文化生活而形成的那些新的习俗性言语交流形式，最后再来看看文化生活所要求的、中立于行动者的、规范性管理的新思维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