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抵抗之墙
当有关旅行禁令的争论在白宫上演时，公共卫生官员开始对关键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感到恐慌，包括医生和护士的防护口罩，以及用于支付这些东西的资金迅速减少。
到2月初，政府迅速动用了1.05亿美元的国会基金，以应对传染病的爆发。当时，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即使不是完全虚构的，也似乎是遥远的。
但对负责为最坏情况储备物资的卫生官员来说，灾难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
美国储备的N95防护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其他物资在多年资金不足后已经严重不足，危机打乱了海外的供应链，这一危机的爆发突然威胁到美利坚这家商店的补货前景。
这些设备的大部分生产早已转移到国外，那里的工厂现在已经关闭，因为工人被要求留在家中。与此同时，各国正在购买口罩和其他设备，为本国的冠状病毒爆发做准备，这推高了成本，并垄断了供应。
在1月底和2月初，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人们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了两封信函，要求利用其权力将该部1.36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可用于抗击冠状病毒的资金池中。阿扎尔和他的助手们也开始向国会提出一项数十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申请。
然而，白宫预算鹰派人士认为，在美国只有少数几个感染案例的情况下一次性拨款太多，会被视为危言耸听。
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乔?格罗根与卫生官员在应对措施方面发生了冲突。他不相信这笔钱会被正确使用，并质疑卫生官员如何使用以前的备灾资金。
2月4日，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阿扎尔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拉塞尔·沃特进行了交谈。沃特似乎很乐意，并让阿扎提交了一份建议。
第二天，阿扎尔就这么做了，起草了一份40多亿美元的追加申请，管理预算办公室的官员和白宫的其他人认为这是令人愤怒的伸手要大钱。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阿扎尔当天抵达白宫，在战况室和他们进行了紧张的会面，随后爆发了一场争吵。
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于1月31日在白宫举行的关于冠状病毒的简报中发表了讲话。图源：华盛顿邮报
预算办公室的一名代表指责阿扎尔抢先向国会游说，索要一笔白宫官员没有兴趣批准的巨额款项。阿扎对这些批评感到愤怒，并为紧急采购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但在冠状病毒危机开始之前，他在白宫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就已经摇摇欲坠，这场争吵进一步损害了他。
几周后，美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冠状病毒疫情，白宫官员的态度有所缓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团队将阿扎的要求削减到了25亿美元，这笔钱只能在当前财年使用。国会无视这一数字，批准了一项80亿美元的补充法案，特朗普于3月7日签署成为法律。
但事实再次证明，拖延是代价高昂的。这些争议意味着，在特朗普政府与其他许多绝望的国家展开竞争之前，美国错过了一个储存呼吸机、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的狭窄窗口期，而受够了联邦政府失灵的各州官员开始自己寻找供应。
3月底，政府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远远达不到公共卫生官员和州长们所说的需求。这些机器要到夏季或秋季才会到达美国，根据流行病学预测模型，到那时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消退。
“这实际上有点像个笑话，”一位参与讨论这笔迟来的采购的政府官员表示。
五、不确定的测试
虽然病毒传播是看不见的，但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开发出详细的方法来绘制和跟踪它们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阻止疫情的爆发或减缓大流行的速度，取决于能否迅速将人群分为受感染人群和未受感染人群。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种准确的检测方法来诊断病人，并迅速将其部署到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在美国，实现这一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其他任何失败付出的代价都要大。
“如果你做了测试，你可以说，天啊，西雅图有病毒在传播，我们赶紧行动吧。”一名参与抗击疫情的高级政府官员说。“可是我们心里没底。”
最昂贵的错误是，高级卫生官员评估认为，疫情可能会在美国境内规模有限,就像几十年来其他所有感染病例一样，而且美国疾控中心可以独立发展自己的冠状病毒诊断测试。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旨在控制美国南部的疟疾疫情。在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H1N1病毒等重大疫情的诊断测试方面，该中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CDC并不是为了批量生产测试而建立的。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成功，助长了一种体制上的傲慢，即使面对潜在的危机，CDC也没有觉得有迫切的需求，要让私人实验室、学术机构、医院和也有能力开发检测的全球卫生组织参与。
然而，一些人担心CDC的检测是不够的。FDA专员斯蒂芬?哈恩在2月初寻求授权，开始呼吁私营诊断和制药公司提供帮助。
对于FDA专员哈恩亲自打电话给他监管的公司，是不是个坏主意，FDA的头头们意见不一。当FDA官员咨询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时，他们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
在这一点上，阿扎尔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似乎致力于让他的机构始终处于响应工作的中心，确保从CDC进行测试，然后依靠现有的用于追踪普通流感的实验室网络体系，来建立国家冠状病毒监测系统 。
根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概述测试策略的文件，在工作组会议上，卫生部长阿扎尔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曾努力争取1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该计划，但由于成本过高而被否决。
即使美国疾控中心成功地迅速开发出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分发的有效的检测方法，但严重依赖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是有问题的。
疫情的规模，以及对大规模测试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以前流感网络的能力，可能会使该计划难以实施。该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也不会让商业实验室公司参与进来。
当疾控中心未能完成建立工作测试的基本任务，并且工作组拒绝了阿扎尔的计划时，这项工作彻底失败了。
2月6日，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它将向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运送25万个检测包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向少数几家国立卫生实验室分发90个检测包。
几乎在同时，国立实验室遇到了问题，在超过半数的实验室的试验中结果都不准确，这意味着不能依靠它们来诊断真正的病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一项权宜之计，要求实验室将检测结果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这种做法会将检测结果推迟数天。
有效检测手段的缺乏，导致官员们对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检测手段加以限制，并推迟了监测检测。最初的指导方针非常严格，以至于各州都不鼓励对出现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除非他们曾到过疫情高发地区，并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而当时病原体几乎可以肯定已经更广泛地传播到普通人群中。
这些限制让高层官员对疫情的真实规模基本上一无所知。
2月中旬，医学专家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形势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白宫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出现令人担忧的人际传播。
事后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这种病毒已经在社区中扎下了根。但是，即使是该国的顶级专家，也几乎没有关于这种威胁在美国的有意义的数据。
福西后来承认，随着他们了解的越来越多，他们的观点也改变了。
与此同时，虽然特朗普的下属越来越警惕，特朗普继续表现出很乐观。2月10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政治集会，他在集会上宣布，“到4月，你知道，理论上，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它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是特朗普在被阿扎尔告知有关冠状病毒之后举行的八次集会之一，这段时间他还去过高尔夫球场六次。
一天前，也就是2月9日，一群州长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正式晚会，他们与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私下会晤。这次简报让许多州长感到不安，与总统的说法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共和党人)说:“医生和科学家当时告诉我们的正是他们现在所说的。”
当月，联邦医疗和公共卫生官员之间的电子邮件中预测越来越可怕，一位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顾问警告说，“我们正在盲目飞行。”
2月晚些时候，美国官员发现有迹象表明CDC实验室未能达到基本的质量控制标准。在2月27日与多位卫生官员召开的电话会议上，FDA一位高级官员对CDC的反复失误进行了猛烈抨击。
FDA设备和放射卫生主管杰弗里·舒伦告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果受到与私营实验室同样的审查，“我会让你关门。”
2月29日，华盛顿州的一名男子成为第一位死于冠状病毒感染的美国人。同一天，FDA发布了指南，表明私人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开发自己的诊断方法。
又一个四周的时间被浪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