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说起政治这个词，人们总是容易产生偏见，认为它很严肃，寻常人难以碰触。现下社会中关心政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可以说寥寥无几。可是，政治真的如此遥不可及吗？
在这里给大家举个列子：“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妈妈买菜，爸爸洗菜，姐姐做饭，哥哥洗碗，妹妹扫地，但有一个弟弟说：‘我就是不关心做饭怎么了！’一件事明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但却非要说它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政治，不但不应当被束之高阁，反而需要每一个人的热切关注和参与。因为它不只决定国家发展战略的运筹帷幄，也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那么这个现如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上。今天笔者就带领大家一起看看。
一、美国，是在怎样的一个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人类对政治制度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每一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说也是各种政治制度更迭的进程。从古希腊的自由城邦，到中世纪曾建立起的共和国自治制度，再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人们对于政治制度的实践层出不穷，对于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也从未断绝。不过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却是前所未有的。
要知道，在这个政治制度提出的时候，欧洲还处于君主专制制度的鼎盛时期，中国的乾隆皇帝还在做着万国来朝的千秋大梦。
19世纪初，一位初到美国的法国人也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他感叹道：“在所有美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中，没有比平等带给我的更大的冲击力了。”
这个法国人是谁呢？他叫做托克维尔。这位托克维尔的身份可不一般，他出生于法国的贵族世家，却遭逢了法国大革命，他的外公在这场革命中被砍头，他的父亲被投进了监狱。这位贵族后裔在面对民主——这一新兴于美洲大陆上的事物时，内心不由得感慨万千，由此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至今，这本书在美国政治界依旧被奉为瑰宝。
在书中，托克维尔一方面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民主带来的危害。民主会有什么危害呢？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质问一下，民主是万能的吗？
托克维尔提出了他的疑虑，他认为，民主会使得人们更加喜欢奴隶的平等，而不是自由下的不平等。他担心，民主会吸干诗意的源泉，使得这个社会趋于平庸。事实上，对于民主的质疑，其实也由来已久。甚至生活在号称最为民主的古希腊城邦中的柏拉图，也是质疑民主的一分子。更让人觉得耐人寻味的是，两百多年前一手建立起美国政治制度的美国国父们，有许多也都是质疑民主的“托克维尔主义者”。
甚至一位叫做罗伯特·达尔的美国政治学家提出，与许多民主制度相比，美国的宪法其实并不民主，比如说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竟然是终身制的，这显然有悖于民主精神。
这些讨论当然自有其道理。不过问题是，不够民主一定是坏事情吗，一个社会真的是越民主就越好吗？
通过对美国历史的长期研究，我觉得：“也许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从英国统治下取得政权，设定宪法的时候，他们的主导思想根本就不是民主最大化，而是制衡最大化。”
在1787年的那个五月，来自12个州的五十五个代表到达费城的时候，这群刚刚从君主制的英国手里脱离出来的人，都拥有一个共识——不能在美国设立世袭的君主制。可是这不等于他们就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完全民主的制度。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纯粹的民主制，也可能是暴政的一种。
于是，一个巧妙的制衡机制便产生了。美国的政治，被分为了两大阵营。一派是赞同精英治国的联邦人，他们主张建立起强大的联邦中央政府，并着力于为“直接民主”设置障碍，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托克维尔主义者”。而另一派的“反联邦人”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一个社会越自治越好，并以维护人权为己任。这两派的精神思想，开始了数百年的制衡。至今，也还是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窥见美国政治制衡的程度。美国的选举，近年来投票率一路走低。大家似乎都不太关心选举人提出的，你的税率比我的税率高百分之零点几这样的议题。
要知道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选举，尤其是每个州的选举，关乎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比如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你的孩子上的小学质量如何等等。这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件，为什么大家都不感兴趣呢？
其实早在1957年，一位政治学家就给出了答案，这便是两党制下的政党去中化规律。这一规律指出，两个意见相左的政党为了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他们的意见会逐渐趋同，最后稳定在一个大多数选民都比较赞同的位置。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投票率低对某些人来说，其实表明了他们对于这个政治体制的信任，因为他们就算不投票也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而选举议题总是集中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也表明了美国社会在重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比如说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与白人是否具有同等权利、言论自由能不能得到保证等等。剩下的不就是一些调节税收这样相对鸡毛蒜皮的小事了吗？
不过，这样的共识也不是凭空得来的，其背后，是千千万万人为此抗争的眼泪和鲜血。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到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莎·帕克斯，从十九世纪初为争取人权拿起武器的印第安人，到1877年在铁路大罢工中被枪杀的普通工人。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时间里涌现的惊天动地的劳工运动、社会保障运动和民权运动，昭示了一次又一次的人权进步，而这每一点的进步，都是艰苦斗争换来的。
到了现在，无论是民众对公款私用的抵制、在选举中限制捐款数额，还是人们对布什窃听案的群起激愤，或是对政府虐待战俘的义愤填膺。虽然斗争的对象变了，美国的政治却依旧充满了各方的拉锯和博弈。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场博弈里，决定你胜利的，并不是你官位的大小，否则布什也不至于因为窃听丑闻和虐待战俘连吃败仗，也不是你财富的多少，否则默克公司这样的知名医药公司也不会由于没有标注其药品的副作用，而陷入28000场官司之中。
或者说，这并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它最终想要达到的，是各方权力和利益的均衡。使社会既不至于陷入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暴政”的情况，也不至于将人权抛在一边，落入“政府暴政”的窠臼之中。
正是这样复杂的制衡机制，使得美国在联邦人和反联邦人，精英主义和人权主义，平等和自由之间，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为这一均衡而产生的斗争，与其说是罪恶的资本主义与善良的老百姓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它表现了各个团体对于收入、宗教、性别、这些利益与价值观的不同追求。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政治的现实，而正是这些争论之间的平衡，支撑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安定生活。
二、权力制衡这一政治制度，是如何在美国社会中实行的。
关于民主，政治界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谜题便是：为什么民主在一些国家有用，到了另外一些国家就没有用了？就像是民主的巴西，其贫富差距比绝大多数不是民主的国家都要大。是哪里出了岔子呢？要达成民主到底需要哪些因素呢？
对美国政治制度进行了详细地观察和比较，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因素，这便是民主中的“制衡因素”。而美国，又是如何达成这一制衡的呢？
美国政治的三权分立制度，显然是最为显著的一条途径。其实我们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通过课本了解了三权分立、司法审查、投票选举这些名词，可是对于它们是如何开展的，却还是不太拎得清。
下面，就为你简要地介绍一下三权分立这一政治制度。三权主要指的是国会、政府和法院。美国政治的开展的过程，就是这三者之间相互掣肘的过程：比如说美国的司法独立代表了法院是独立判案的，但是法官又是由总统来提名的，而总统的提名，又还得经过国会的批准。
每一个程序，都被这三权重重包围制约，每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布什当政时的最大丑闻，便将这一点彰显得淋漓尽致。在“9·11”事件后，美国上下，人人自危。反恐一下子成为了迫在眉睫的大事。而布什政府，更是抓获了数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未经审讯便投进了关塔那摩监狱。
而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卡塔米的人，便引发了美国政界的一次海啸般的震动。这位卡塔米是谁呢？据官方宣称，他是“9·11”事件中的“第20个劫机犯”。他在“9·11”事件之前，刚从阿联酋飞到美国，就被当做非法移民遣返了，因此，他其实并没有参与到这一恐怖袭击中。
一个犯人被投入监狱，当然是悄无声息的。直到2006年3月3日，《时代周刊》披露了卡塔米的审讯记录，才瞬间引起了美国上下的剧烈反响。这一记录显示，审讯中存在着种种严苛的虐待现象，而这些虐待，还普遍存在于关塔那摩监狱的审讯之中。无独有偶，美军在伊拉克的阿布监狱虐待战俘的文件也被各家媒体大肆曝光，一时间，美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
在这样人们的人权被威胁的情况下，哪怕这人是一个嫌疑犯，也引起了媒体和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的积极行动，制衡机制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地启动了。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人权观察组织”，他们通过对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囚犯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做出了系统的研究报告。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叫做“宪法权利中心”的组织，不仅为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了律师帮助，甚至还协助他们起诉相关的美国政治人员。
此外，声援关塔那摩囚犯的书籍、音乐、游行层出不穷，从高校、教会，再到电视台，站出来批评美国政府的人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之下，立法机关开始行动了起来。2005年10月，参议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反对虐待俘虏的法案。在这重重压力之下，两个月后，布什政府签署同意了这一法案。
司法的制衡力量同样不容忽视。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了相关诉讼，其时间甚至还早于媒体大规模披露的时间。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的判决，使得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囚犯们得以争取他们的权利，同时，还限制了政府的权力，让它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是军事法庭来审判犯人，而不是独到专行地另设行政军事法庭。这一举措，限制了行政力量对于司法力量的干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使得他们不仅在做出决议的时候需要瞻前顾后，在制度出现了巨大的缺陷的时候，也能够迅速响应，力挽狂澜。这样互相独立又互相制衡的权利制度，除了三权分立之外，还有一种——这便是联邦制。
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是联邦制国家。这一制度使得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之间各有各的权利范围，他们之间互相独立，也不能够互相干预，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互相唱反调的行为。就像麻省就走在了中央政府的前面，成为了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改革的州。而布什政府以爱国法令为名目而行使的窃听手段，就被许多州级法院认为是侵犯了人权而不予承认。
可以说，这种权利独立的制度，有效地避免了中央政府不了解地方条件，而做出盲目决定的情况。就算是在现在，经过中央政府权力多次加强之后，地方政府依旧享有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决定权。
而在前面我们说到的虐待战俘案这一场个人权益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之中，除了自上而下政治制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便是媒体和文化产业。
媒体在这场惊天虐俘案中，率先向公众披露出真相。除此之外，“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窃听丑闻也是由《纽约时报》率先抖露出来，引发各界关注的。而在日常生活中，电视媒体、广播对于美国总统的嘲讽更是数不胜数。
这里便体现了独立媒体的重要性。他们能够自由而肆意地揭美国政府的短，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他们的意志都能够得到完整的表达。一位叫做麦克摩尔的人，他一生都致力于抨击美国政府，跟政府唱反调。可是这并不妨碍他获得了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颁发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而同样，一位哥大教授总是四处宣扬希望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战败的言论，甚至还一度引发了众怒。可是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却拒绝解雇他。这样自由而独立的声音，这样雄伟的激辩，成为了美国政治思想的源泉。
另外一个抗议虐待战俘事件中的重要角色，便是活跃的公民组织。这也是制度制衡的一个重要途径。若是没有这些像齿轮一样在国家机器的各个角落高速运转的公民组织，这一场关于战俘的正义，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得到伸张。
除了这些关于法律和人权的组织，还有许许多多的公民组织在努力争取着权益。从监督政府开支的“公民反对浪费”组织，到推动全球变暖议题成为美国政治核心议题的环保组织，每一个微小力量，都能够通过工会组织来不断放大，甚至达到足够与政府抗衡的程度。虽然也时常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不过这样热闹纷呈的民间团体，依旧是维系权利制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而最后一个制衡的途径，便在于选举本身。选举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言，选举虽说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选举，可是万万不能的。选举不仅能够表达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且选举这一过程，还能够激活民众的公共生活，触发公众对于公共事物的讨论。
就像2016年，特朗普经过重重票选，击败希拉里，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上下，一时舆论哗然。这个事件之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一部分原因也是在于民众们对于公共事务讨论的热情。因为选举不仅仅是政治议员向公众传达他的政治意图的一个途径，同样也是公众通过选票来影响这些议员议案的过程。
一场真正的选举并不只是投票而已，它是一个将公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这个国家大小事务的过程。
三、为什么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扎根于美国？
就像我们之前曾经问过的，为什么有一些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但是另外的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在这里，我们也想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制衡制度，能够在美国扎根下来呢？
其实，政治制度总是与政治文化相对应的。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人去努力实施它，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
要知道，支撑起美国200多年发展的宪法，其实也不过是7000多字的文字而已。那么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能够支撑起美国这样的制衡制度呢？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美国人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美国人的权利意识，有多么斤斤计较呢？它不仅表现在人们对于自身权益的锱铢必较，而且还表现在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事情上，看起来似乎十分多管闲事。就像是对关塔那摩监狱中战俘的关心，就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恐怖份子，这些美国的敌人，因为没有受到审讯就被关押起来，在监狱中受到了虐待。就引发了全国上下对政府的激烈抨击。不仅如此，美国的前司法部长克拉克甚至还亲自跑到伊拉克，去给恐怖分子萨达姆做辩护律师。这些事件，生动地展示了美国民众们对于包括人权在内的个人权利的重视。这样的重视，使得他们不仅仅能够去关心日常的琐碎小事，也能去关心几千公里外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的权利。
不过，这种对于权力的过度紧张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据统计，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而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要知道，美国的总人口数仅仅是英国的五倍而已。在这些诉讼的汪洋之中，最为典型的案子，便是1992年的麦当劳案。
在这场案子中，一位女士由于不小心打翻了麦当劳了咖啡，烫伤了大腿。因此便以“麦当劳的咖啡不合理的烫”为理由，将麦当劳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最后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一案子出现之后，人们对这种“诉讼彩票”的追求便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对于诉讼的想象越来越天马行空，此后，各种五花八门的诉讼更是层出不穷。
随着诉讼演变得愈加离谱，制衡机制也开始启动，对美国民事诉讼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场改革的倡导者提出要限制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从而使得那些漫天要价的讼棍无处谋生。
这种对于个人权益的斤斤计较，体现了美国的一贯形象——对个人主义提倡。这是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一面。此外，还有一项常常为人所忽视，这便是公民责任意识。
一个良好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大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对公共社会有责任意识的公民。就像是很多普通的美国人不仅仅会关注自己州税率的高低，还会去关怀被他们俘获的敌人的待遇，还会去关心全球变暖事务的推进。每一次选举，每一次公共事务，都有无数人参与到这次事件当中，为此尽心尽力。
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公共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仅需要有保障自身权利的意识，同样也要有履行自己责任的意识。这样做社会才能够平稳发展，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总结
首先，我们说了美国的政治基础——权力制衡机制。从美国建国开始，这一机制始终贯穿大大小小事件的始末，从印第安人与黑人这样的少数族裔对权利的争取，到医疗与税率这种日常生活的权益。每一步，都充满了各方的博弈。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博弈，使得美国社会不至于陷入“多数人的暴政之中”，也不至于被少数的精英者统治。
然后，我们说了产生美国这种制衡机制的五个个要素。首先便是三权分立制度，这一制度将国家权力分给了国会、政府和法院，使这三者各自独立，又相互掣肘。与之相似的一个要素，便是联邦制，这一制度将国家、州、市各自的权利划分清楚，各自不相干扰。而制衡的第三个途径，便是活跃的公民组织，这些组织，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他们带动人们参与进公共事务中。第四个途径，便是媒体和文化产业，他们能够披露丑闻，督促政府悬崖勒马。最后一个途径，便是选举制度。这一制度能够将广大的民众聚集起来，热烈参与进公共事务。
最后，我们说了产生制衡这一政治制度的美国政治文化，这就是美国人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他们热切关注着每一个人的权益：不仅仅是自己，还有没有得到医疗保障的人、贫困的人，甚至于自己的敌人。正是这样的在“权力意识”和“责任意识”之间的微妙平衡，才能够形成真正牢固的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