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科学家称有一位正在接受前交通动脉瘤破裂治疗的退休的精神病医生，认为自己还在诊所工作，多次说要去照看病人而离开诊疗室；一位患上边缘系脑炎的年轻律师疯狂地寻找案宗，认为自己应该出庭。这些病人的问题在于过滤幻想的大脑机制出现故障，幻想和现实混淆不清，但并非大脑损伤才会出现这种症状。
加扎尼加的分脑实验表明，虚构并非构造缺陷，而是独特特征。我们编造故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幸亏有这个解释功能，才使我们了解人类天生就会讲故事。难怪那些观看几何图形短片的学生会脑补出肥皂剧。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虽然我们能够找到真相，但大脑并不倾向于接受真相，它更倾向于用一些故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加扎尼加说，实际上，我们热衷于“寻找模式”，哪怕没有模式，我们也会根据“检测模式”来预测未来。由于人类的“寻找模式”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们常常容易犯错，而动物却不会。
这听起来像是大脑构造的缺陷，然而并不是。我们之所以进化出各种模式，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对我们大有裨益。正如科普作家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所说，我们是那些最擅长“寻找模式”的人的后裔。这叫联想学习，是一种对于从秀丽线虫到智人都非常基本的行为。“检测模式”不仅可以区分人类和动物，还能区分人类的创造性。这种能力可以体现和提升人们的创造力。天才可以从普通人听到的噪声中辨别出关键信号。
普通人和天才的大脑有何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多巴胺递质的含量。人类大脑中多巴胺越多，越能够发现不同的模式。多巴胺太少的话，则会对模式视而不见。但是，多巴胺太多的话，可能会无中生有，找到一些不存在的模式。你认识这样的人吗？我就认识一些。这都是多巴胺在作祟。
如果我们的大脑发现了一些实际不存在的模式会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得到了统计学家所说的第一类错误，即误报，我们会如何？在现代社会，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假如你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去找医生检测艾滋病。几天后，医生说你的检查结果是阳性的，你几乎吓得魂飞魄散，但最后发现，竟然是误诊，你并没有感染艾滋病。这个过程很可怕，对吧？但在原始社会，那些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就算得到了误报也没关系，只不过是证明岩石后面没有藏着一条蛇或树丛里没有躲着一只狮子而已。没有蛇和狮子？没关系，继续过原来的日子。舍默说，这样的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们大脑没有进化出“谎言”探测功能来区分模式的真假。我们也没有错误识别管理器来调节模式识别的引擎。
因此，我们对于讲故事的政治人物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们的大脑无法快速识别故事的真假，只要是故事就喜欢。这就让那些善于讲故事的政治人物比其他不善于讲故事的人有了一个巨大优势。我们实在太爱听故事了，一听到故事本能地就会迅速竖起耳朵。我们的大脑对故事有化学反应。最近的一项实验表明，故事可以激活大脑，让它更加活跃。故事里的动作越多，化学反应越多。但是，故事千差万别。大脑可以区分积极的故事（政治人物通常讲述的那种）和消极的故事。听到感性的故事，大脑会释放后叶催产素（即我们之前提到的爱情荷尔蒙）。听到让人烦躁或者忧虑的故事，大脑则会释放皮质醇，即压力荷尔蒙。换句话说，故事改变大脑。当我们输入牙膏说明书之类的普通信息时，大脑既不会产生后叶催产素，也不会产生皮质醇，它只会觉得无聊。但是，大脑对于并非客观中立的故事总是青睐有加。
世界看起来越复杂，我们就越想拼命通过故事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那些像谷歌或者其他搜索引擎这样公认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事物，也让生物变得复杂且难以承受。谷歌不仅帮助我们，还在影响我们。一方面，它让我们快速获取世界的知识。坐在家里的桌子前，就可以与不同价值观的一千种文化亲密接触。另一方面，它也让我们接触到以前不了解的文化。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看到不久前人们还认为是色情的或者具有煽动性的内容。这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还不甚明确，但谷歌给我们机会探索从前封闭的世界，从而迫使我们做出选择。任何一个选择都能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不管是访问希腊同性恋色情网站还是3K党的相关网站。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我们不仅在表达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也在表达自我。这可能让人有点儿紧张。
世界变得越复杂，我们就越容易被故事吸引，因为他们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这就像在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我们通常以选择名牌的方式来降低选择难度，但这也导致我们变得更加依赖党派。随着道德伦理变得模糊，古老的真理开始崩塌，我们在党派身份中寻求庇护，那些信手拈来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世界。2008年，经济停滞不前，民主党不需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只需重复上次危机的故事即可，所以他们不假思索地将一切归咎于银行家的贪婪，而共和党则有另一番解释：国会干涉了市场的自由运转，给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政府补贴，让它们降低房贷门槛，这样穷人也可以买到自己原本无力负担的房子。这是一个“买一送一”的答案：一方面利用了共和党成员对“政府是邪恶的”坚定信念，一方面深化了“穷人得到了一些不应得到的好处”这样的印象。
几年之前，历史学家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编著了一本理查德·尼克松的作品集。在编者按里，他写道：“尼克松的开篇就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特征，是一个人们通常没有注意到的特征，即尽管他有些怪异，但一直能够与最普通的选民建立某种联系。”这种特征具体是什么呢？讲故事。尼克松是一个特别擅长讲故事的人，这对于一个总统而言是一项特别有用的技能。总统身上有很多头衔，如总指挥、道德领导者、首席教师，但这些都比不上“最会讲故事的人”。1972年参加选举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个美国人都能明白的故事：是他复兴了美国、访问中俄两国从而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是他平息了越南战争、严厉镇压了反战学生。至于“水门事件”，他在故事中没有提，人们也就忽视了。为不符合既定思维的事实辩解比构思一个新的故事容易多了。选民不需要像病人P. S.面对铲子一样直面“水门事件”的证据。当然，他们没有把“水门事件”当回事还有另一个原因：神话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