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不受宠了，乃至于1996年美国职业记者协会（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从协会职业操守中删掉了“客观性”。 19这并不意味着记者们打算走偏见和不公的道路，而是说，客观性向人们许诺了它无法达成的事情：记者们会如实地呈现事实，不夹杂任何偏见和个人立场。所以，许多记者现在用公正、准确、平衡代替了客观。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让客观性在知识的图景上占据一席之地。也正是这幅图景，让我们能够将长形式写作——书籍——提升至人类认识世界的顶峰。
为了说明客观性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两家久负盛名的报纸，在对同一件照本宣科式的事件进行报道时，却都存在政治倾向：
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onal Convention）在“参议院雄狮”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130]的家乡波士顿召开。在大会第二夜，肯尼迪发表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演讲。20《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夜，交织着对布什执政的猛烈抨击，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指责总统，批评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对美国人而言更加危险的世界。21
文章接下来引用了特里萨·海因茨（Teresa Heinz）[131]的一段话，之后提到罗纳德·里根的儿子也发表了演讲，以及巴拉克·奥巴马“为民主党可能的未来之路……打开了一扇了解之窗”。接下来的6段都在讲肯尼迪的演讲，重点突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呼吁：“开始一项伟大的事业吧！”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在头版进行了报道，但开头只字未提肯尼迪的演讲：
在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夜，民主党向全国推出了两个新人，[132]希望借此定调，帮助约翰·F.克里（John F.Kerry）在2004年成功入主白宫。22
而当文章提到肯尼迪的演讲时，只是简短总结了一下，语调很严厉：“肯尼迪的努力，在大厅里根本没人感兴趣。”
两家报纸的头条标题也反映出他们对那晚的看法存在深深的差异。《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传统而富有攻击性：“肯尼迪引领攻击：大会发言人转换修辞批布什。”《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则强调了新的声音和一致性：“民主党人重在弥合分歧；大会发言推新人定基调。”《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对肯尼迪发言的引用，没有一句重合的。他们在处理这些发言上，也几乎没有重合之处。甚至一家认为这个发言鼓舞人心，另一个却认为无异于灾难。两家主要的报纸都高度专业，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报道针对同一事件，一个写好脚本的事件，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前大家就见到了脚本。然而，即使都认为肯尼迪是波士顿地区最受欢迎的人物，它们的报道仍然近乎于截然相反。
尽管我们很多人认为客观性只是一种“渴望”——这个观点在记者之中也很常见——但是我们仍然会对《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差异之巨大感到惊讶。我也不例外。传统的世界观将报道的差异归咎于为人的局限：偏见、信息不全、主观。23客观性向读者作出承诺说，报道会呈现世界的本来面目，摆脱（或者至少减少）个人的、主观的因素干扰，向读者提供被杰伊·罗森（同时呼应的还有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133]）不无贬低地称呼的“从无何有之乡来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134]”。24
客观性依赖于对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形而上的描述：个人经历了一件事情之后，先尽力在内心有一个准确的呈现，然后再通过语言呈现给别人。不过客观性作为一种公共价值而兴起，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纸质媒介传递知识的局限性。比如，美国的第一本杂志《美国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1741年时承诺要“不可侵犯地坚持彻底的中立”，因为“好几个殖民地还没有印刷机”，因此“很难获得不带片面观点的出版物”。 25现在广为传播的认识，即新闻报道必须平衡——由此产生被讥讽为“他说她说”的故事——源于同样的动机：如果单个的客观叙述不可能，那么至少给读者两方面的声音，这样报道就比较完整，可以充当争论的一个停止点。客观平衡也解决了长形式论证所面临的局限：纸是一种不太方便的、不和别处相连的媒介，因此，为了让读者理解主题，包罗万象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客观性了（这个过程在网络诞生之前就开始了），转而将之前对客观性的期待转移到透明性上。透明性有两种。一种是记者立场（standpoint）的透明，这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135]和由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136]开创“荒诞新闻”[137]（gonzo journalism）以来就成为新闻学讨论的一个话题。26例如，杰伊·罗森的博客不仅立场鲜明，而且在显著位置链接了“关于本博客观点的问答”，不仅列出了罗森对新闻学的看法，而且告诉我们，他在政治上是“标准的上西区[138]自由派、犹太人、婴儿潮一代”。 27读者可以方便地找到作者的信息，从而让作者的立场变得透明，虽然他们也许并不想这样。
第二种透明，是消息来源（sources）的透明，这对旧体制的毁灭性更大。纸质媒介中，引用就像是图钉：如果你想知道作者为何这样说，你可以从一个脚注中发现作者的思路一路如何延续。这些引用提供了所有原始资料的来源，能够满足最有好奇心的研究者的需要，它们的目的是想留住读者，把读者“钉”在文章之中。而在网上，超链接不是图钉，而更像是请柬。他们邀请读者去往文章之外。的确，许多链接指向的不是原始资料，而是对作者观点的拓展、补充甚至是矛盾的观点。这些链接是一个个明显的证据，表明作者放弃了对全面性甚至充分性的追求；链接邀请读者去畅游本篇作品所卷入的那个网络，并且作出声明：思考是一项我们共同完成的事情。网络化的知识因此不再是一个“停止点”的体系，更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网络。
而这又指向了客观性的第二个问题。客观性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类在理解世界时，不可避免地就带有某种特定的立场。但是让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人类的问题。假如世界本身就并非我们所想的那种非此即彼呢？
比如，在2011年初那场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的革命浪潮中，人们对诸如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会化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产生了争议。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的作者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139]，2010年10月为《纽约客》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社会化媒体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作用被高估了，因为社会化媒体激发的是人们之间的“弱联系”（weak ties），而不是活动家们需要的、能够让人们为之去冒险的“强联系”（strong ties）。28几个月之后，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和博主们将2011年的“中东革命”归功于社会化媒体时，格莱德威尔又贴出了一篇200字的小短文，强调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只是革命中“最乏味的事实”。 29格莱德威尔的评论，是对那些认为社会化媒体是革命的唯一原因，甚至将这些变革直接称为“脸书革命”或者“推特革命”的人的矫正。当然，格莱德威尔也不认同那些认为社会化媒体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观点。格莱德威尔此前的《引爆流行》一书就是讨论社交网络的重要性的，因此他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令很多人惊讶。不过我的重点并不是说格莱德威尔错了（虽然我的确如此认为）。我的观点是，即使我们承认，社会化媒体的确在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清楚，这种作用到底是什么。我们越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越会清晰地看到，我们根本都没有一个彼此认同的、能够解答问题的框架。而这不仅仅存在于有关互联网的问题上。比如，就在格莱德威尔的文章发表之后几个月，《纽约客》又刊登了一篇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140]的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疑惑，即该如何衡量一些书籍——诸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41]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30 ——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我们去观察这些社会动乱中的社交媒体，会疑惑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媒体的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媒体的影响，在所有的文化中都相同吗？在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相同吗？普遍来说（以及在某些特定国家）社会动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接触到信息所致？如果没有任何社交媒体，革命还会发生吗？如果发生，它们会和现在有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