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话语
阿尔·戈尔（Al Gore）[102]2007年出版了《攻击理性》（The Assault on Reason）39一书，那时正是乔治·布什（George Bush）[103]的第二届任期之中，40通过该书可以理解他所感受到的绝望。“为什么理性、逻辑以及真相在如今美国作出重大决定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被急剧地削弱了？”他在该书第一页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此后的多个章节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府已脱离了事实和论证之后，戈尔将网络称为“未来民主活力的希望之源”。41
互联网可能将是重建开放式社区最为重要的希望之源，在这样的社区之中，民主的对话与交流能够蓬勃发展……个人的观念贡献将主要基于能者为王（meritocracy of ideas）的观念规则得到处理。其将是有史以来最具交互性的媒体，也将是最有潜力将人们彼此连结，将人们与一个知识世界相连接的媒体。42
尽管互联网对于阿尔·戈尔而言意味着民主的希望，而对卡斯·桑斯坦而言则意味着民主的危机，两人均对一个潜在的前提持一致意见，即：在通往真理和知识的道路上必须对那些持反对意见者保持一种理性和开放的态度。
我们知道这个观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苏格拉底也这么认为。理性的人们共聚一堂，以尊重和坦诚的姿态探讨他们之间的分歧，这样的画面是启蒙运动时期特有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04]，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认为诸如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的兴起，使得对话成为可能，从而标志着“公共领域”的形成。阿尔·戈尔之所以满怀希望，是因为他将互联网视为这个公共领域的延伸与扩张。桑斯坦之所以顾虑重重，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正退回一个半私密的领域。但我们全都——几乎全都——认为解决如此明显差异的方法，是对相反观点保持开放，并且以理性的态度来探讨。
在这种对理性力量的信任背后，有一系列的预设条件，比如对话的目的，以及知识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即便我们对这些预设条件置之不理，也不必花费大量时间上网，却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悲伤的而且就是事实的结论：我们不会学会坐在一起理性地交谈并得出唯一的结论。每件事情，我们都有分歧；这就是多样性带来的需要我们去应对的事实。
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呢？当话题涉及气候变化的时候，总的来说，阿尔·戈尔的策略就是，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根本不属于理性人的一分子：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无视事实，不相信科学，因此他们在理性者咖啡俱乐部中不会占有一席之地。持进化论观点的科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些创造论者。他们的反对者们也采用同样的策略，声称：阿尔·戈尔是个头脑封闭的歇斯底里患者，与之辩论是不可能的；进化论者是无神论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不承认神的存在，因此甚至也都没有足以与之进行讨论的基础。能够让我们开展戈尔、桑斯坦和苏格拉底都非常重视的理性对话的唯一处所就是回声室——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能够足够彻底地同意彼此的观点，以至于他们也能够理性地对待彼此之间的分歧（agree thoroughly enough that they can disagree reasonably）。
比方说，在2010年5月，国会中的共和党建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说出来吧”的网站（AmericaSpeakingOut.com）。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称，他们将会阅读人们在这个网站上发表的各种观点。共和党人将政府治理过程中的这一举措称之为“革命性”的民主化。在网站开通的头几天，当他们惊恐地观察到，那些被发表到网站上的观点中包含了废除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二章[105]的观点，其理由（如同该建议者所“解释”的）是该法案“违宪、激进、希特勒”。43有人建议对所有的美国穆斯林实施监控。有人建议加税。共和党人允许关于监控穆斯林和加税的建议不被删除，但同时也声明他们不会对这些建议采取任何的行动。“问题的关键是谨记我们所关注的是……既定的准则。”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皮特·罗斯康（Peter Roskam）如是说。这些既定的准则形成了可予进行的讨论的外围边界。偏离这些边界的话，你的观点将会被忽略，或者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被删除。这意味着“美国人说出来吧”网站是一个回声室。但如果共和党人要以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共和党人的方式推进其所讨论的话题，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要求。
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们所开展的对话中，我们仍然需要在自己处理范围之内存在尽可能多的差异与多样性。我们仍需要继续学习怎样引入更多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提防回声室给我们玩儿的那些心理把戏，即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并将我们的观点推向更极端。但对共和党人来说，拥有一间网上的“咖啡馆”也是很好的，其间他们能够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探讨。相比多样性而言，那样的对话需要更多的一致意见。
互联网向我们展示了，旧有的完美的理性咖啡馆，只能存在于这样一座城市中，这座城市拥有其他千百万看上去错误、执迷不悟、毫无理性可言的咖啡馆。但这样的碎片化正是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认为人类可以加以克服的。我们现在拥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我们不能。那个证据就是网络本身。
数千年来，西方哲学家就人类的理性是否足以让其理解这个世界展开了讨论。但对理性的批判声音却很寥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这些批评声音却汇成了合声，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了最响亮的声音。这些人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无论他们有多反对这样一个称号，它作为标签都钉牢在他们身上。
当我还在修读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者在北美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我的论文主题与马丁·海德格尔有关，他是一位当代的德国哲学家，那些主流的哲学家认为其论著晦涩艰深，而且总是以“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的”来显示他比别人要高深得多。但是我和我圈内的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论著的晦涩与艰深主要源于其作品对西方基本哲学假设的深刻挑战。之后，在1978年，后现代主义在海德格尔学术圈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个中心话题。其中的大部分讨论，尤其是那些在走廊上进行的讨论，基本上都聚焦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06]所写的那些论著，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那些激进的哲学理念走得还不够远。在众多学者中，我是一个新人，他们的作品都曾给过我指引。当我与他们一起漫步闲聊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德里达的评价，恰如就是那些非海德格尔主义者对海德格尔所的评价：一个故发惊人之语、逻辑不清、有意含混的知识界的江湖郎中。简而言之，那一刻，我们又身在一个典型的回声室，拒绝认真考虑那些挑战我们观念的观点。当然，讽刺的地方在于，世界上的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
之后的数年来，我一直在苦心钻研新一代思想家们的论著。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都非常晦涩，要么是因为——这取决于你所读的是谁的作品——他们试图消解语言本身中深植的那些深奥、基本的假设，要么是因为他们试图用语言本身的模糊性来掩盖他们思想的空洞。很显然，任何简单的介绍都是不足的，特别是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之间本身又有那么多的差异。幸运的是，我们仅需要他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网络呈现给其访问者的这个充满差异性的世界。
所有的知识和经历都是一种解读。世界以一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存在——你脚趾踢到的石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小儿麻痹的疫苗非常管用——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总是从一个观点出发的，我们只关注其中的一些特点而忽略其他特点。
解读是社会性的。解读总是在某一种文化、某一种语言、某一段历史或者是我们所关心的某一项人类计划中生发。树对于伐木工人而言就是一段木材，对儿童而言是一个可供攀爬的地方，对德鲁伊（Druid）[107]来说是一个贡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各种不确定和不完全的人类因素。
解读没有高下之分。任何一件事物，总是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路径，而且也没有任何一种解读方法能够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声称自己是最好的解读方法。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通过拒绝承认特别地位的存在来对此予以讨论，同时不仅故意借用爱因斯坦的观念（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的），而且也直接借用社会经济的观念（精英们忽视普罗大众们的想法）。
解读发生于话语之中。你不可能脱离语境来谈论某一事物。甚至如同汽车转向信号灯这样的东西，也需要借助包含了汽车、物理知识、其他驾驶者的不可知的意图、法律规定、靠左行驶以及人们常用右手的习惯等诸多因素的语境才能够得以理解。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08]借助“语言游戏”这一用语来对此予以讨论，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不是用来娱乐的，我们的语言或者行为的方式实际上受一些隐藏的规则和期望支配。后现代主义者会用很多不用的词来形容这些不同的语境，但我们将使用“话语”这一词汇。
在某一种话语中，某些解读是倍受青睐的。如果你身处一个关于科学的语境之中，以事实为基础的证据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感情则不然。另一方面，如果你像在科学语境中那样通过收集表格和数据来求取姻缘，那么你就是在闹一个大笑话，而且也会因之不胜其扰。话语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们是某一种文化中人们整合其观念的方法。它们本身不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会随历史变迁。
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其观点很多很多。但在多种形式下，这5种观点是最为关键的，数十年来，它们不断地被抵制或是被讨论。当然，那是在互联网向我们证明了后现代主义者是正确的之前。优势地位来源于纸质媒体的局限性，而如今旧有的、中心式的权威正在逐渐丧失其地位。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可能的解读。当这些解读超越了自身的对话范围进入到其他的语境——跨文化、跨社会经济群体或者其他任何拥有自身定位与价值观念的群体——解决差异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更遑论理解这些差异的可能性了。
然而，我们依旧不能容许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坚持他们自己的话语，因为一旦那样，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死于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人们上网之后，可能会形成卡斯·桑斯坦所担忧的那种回声室，从白皮书或者谄媚者之中再次确认自己的观点，从而变得更加确定、更加极端、更加危险。对于那些对知识严谨性不感兴趣，或者那些没有好奇心的人而言（顺便说一句，每天我们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网络似乎是一个降低知识的环境。我们需要对这一切都予以关注。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实际的风险和实际的损害。但是网络也提供了超越不同国界并使人们得以联系的可能性，同时形成了比起最聪明的参与者还要聪明的专家网络。网络能够让我们更聪明，只要我们自己想要更聪明。
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关于差异性的问题将我们置于一个彼此矛盾的位置上——网络是一个回声室，网络用它所有的一切多样性让我们分心——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曾经如此地抵制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观点。我们担心——这也可以理解——没有一个突出的占据优势地位的观点，我们将会迷失在一个不同观点织就的漩涡里。
因此，让我们看看网络知识是如何整合观点的，尤其是同我们曾经用于追寻真相的、旧式的书籍时代的方式相比。网络上的差异和干扰是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观念的浪费？观念的超链接是失败的入场券，还是前进的新途径，抑或是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