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代在变化。针对欧玛尼所见到的“欢乐的，高兴的和满足的”清理烟囱的少年们，上述改革法案的支持者们以内科医生提供的事实证据予以还击。医生证明，这些男孩“表现了各种过早衰老的症状”。支持者们获胜。这些男孩受到的痛苦这一事实战胜了先前的设想，即穷人之所以受穷是因为他们本应该如此——这一想法正好支持了登曼和欧玛尼，以及其他的保守者们的自身利益。
清理烟囱的法案只是一个标志，并非转折点。事实的胜利是逐渐取得的。但有一位思想家极大地推动了事实的胜利，他提出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事实，而非基于道德假设或者当权者的利益。他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就是令人钦佩的少数伟大的改革者之一”。19他在4岁时就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5岁时，他就成为了著名的“哲学家”。13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接受教育，想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律师。但是，他好奇心旺盛，不甘心只钻研一个领域，除了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之外，他成为了一名哲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实用主义原则：既然快乐和痛苦对所有人而言是同等的激励因素，边沁认为，衡量一项行为的最终标准是看该行为是否能够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边沁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社会政策的一个新方法，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指数的方法。
对于政府行为来讲，边沁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假设登曼和欧玛尼的幸福抵不上清理他们烟囱的男孩们的幸福。假设政府政策是以增加整体幸福的实用主义为导向。如果这样，政府必须首先调查清楚所有公民的现实生活状况。政府制定政策需要基于事实。
但如此一来，就反过来需要使用一个近期才受到重视的工具：统计（statitics）。“统计”一词在1770年左右才出现在英语里，源自一个意指国家信息（这也是为何统计一词中包括“stat”词缀）的德语词汇。20统计的目的是独立于观点和结论。它们成为社会改革运动反对利益集团所支持的结论的方法。21
19世纪30年代，统计为边沁的主张提供了方法，并且由于受到边沁的影响，议会也委托制作了有关贫穷、犯罪、教育及其他社会关注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分散在有着大量趣闻、采访和统计表格的“蓝皮书”中，虽然统计方法并不符合现代标准，但这些报告为议会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打下了事实基础。蓝皮书同样为流行小说提供了素材，后者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改革运动。22
这些以社会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家中。最出名的一位当然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38]。但是在伦敦，蓝皮书以飞快的速度进入议会，并受到疯狂追捧，以至于到1854年时，狄更斯反而强烈反对整个基于事实的方法。在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狄更斯让校长托马斯·格雷庚（Thomas Gradgrind）劝诫学生：“‘事实，事实，事实！’”23格雷庚无动于衷地对他的学生说，他们一定不能用花卉图案的地毯装饰他们未来的家，“‘其实，你们是不能走在花朵上面的，因此也不准许你们在地毯的花儿上面来回走。既然从没有国外的鸟儿和蝴蝶落在你的碗盏上，因此你们也不许在碗盏上画外国的鸟儿和蝴蝶。’”24在狄更斯看来，事实是与想象和艺术相对立的，用它来理解人类生活实在是过于干巴巴。
狄更斯对读者明确说明，他所反对的事实源自政治范围。格雷庚对学生说道：“‘我们希望，不久之后，会诞生一个事实委员会，由事实委员构成，他们会强迫人们变成事实之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25担心这个政治寓意不够清楚，狄更斯还告诉我们，在格雷庚的房间里，有“很多的蓝皮书”。狄更斯在书中指出：“凡是这些蓝皮书能证明的（一般说来，你爱叫它们证明什么，它们就能证明什么），它们都在那儿证明……在那个有魔力的房间里，最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计算，得出了正确的总数，最后得到了解决……好像一座天文台不应开什么窗子，坐在里面的天文家应该只用钢笔、墨水和纸张来计算星宿的运行一样。”26狄更斯对穷人怀有怜悯之心，他12岁时在鞋油厂做工，而自己的父亲因债务入狱。27但是蓝皮书里的事实并没有揭示真相。为了了解真相，你需要深入地、富有同情心地去理解社会不幸者的困境，就像我们读小说时的方式一样。真是无巧不成书！
即使广受欢迎的狄更斯指责人们对事实的过分依赖，但事实的地位依旧继续上升而日益重要。随着“事实调查团”（fact-finding missions）的出现，事实成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事实调查团是现代产物，但早在1893年，《纽约时报》就第一次提及了事实调查团。当时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39]派人调查夏威夷末代女王莉迪亚·卡玛卡依哈（Lili’uokalani）[40]被罢黜的情况。28这些调查委员会成为常规程序则是在1904年之后。在1904年，海牙国际法会议（the Hague conference）成立了第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事实调查团，调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误击沉一艘英国渔船的事件。29此事被称为“多革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俄国向英国支付了赔偿，并且在史上第一次，一起国际争端通过事件无关方——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调查事实真相，而且仅仅通过调查真相这样的方式就得到了解决。
到20世纪20年代，事实调查团已经成为各国间公认的解决争端的常规程序30 ——大概是因为，一战造成1 650万人死亡的事实，证明了解决争端的另一方法并不奏效。现今，一旦事关重大的事情出错了，我们就建立一个事实调查团进行调查，好像这早已是一个自然而然、且由来已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两百年来，事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与理论相对，发展到与自我利益相对，再到敌对国家避免战争的方式，事实早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真相——那些不依赖于我们怎么想而存在的真相。记者搜集事实，年鉴汇集事实，棋盘游戏测试我们知道多少事实，专家根据以往赛季成绩的事实预测整个棒球赛季的结果，政府以无情的事实评估为依据，准备部署世界末日大决战般的武器。事实触底了，而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