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人而言，事实最有力、最坚固的部分在于个别（如路边有块岩石、桌边有6把椅子）。但是我们的先辈对个别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过身体知觉可以感应到个别，而其他动物亦能如此。先辈们认为，知识不是我们通过生理感觉就可以简单了解到的，因为知识是人类灵魂的一种独特的能力，而这种灵魂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并且如同上帝一般。知觉可以让我们看见个别的事物（这是个浆果，那是只猫），但知识可以让我们明白这只猫和其他猫的共同之处，从而知道猫为何物；知识让我们看到猫的本质。对我们的先辈而言，知识是关于普遍性的——并非是关于这只猫或那只猫的事实。现今关于知识的观点，即知识是关乎个别事物的大量事实，肯定会让先辈们备受打击，认为我们现代人误用了我们天赋的能力。
那么，在19世纪发生了什么，使事实变成了知识的根基呢？过程是曲折的。美国学者玛丽·朴维（Mary Poovey）[34]追溯到16世纪在意大利的复式簿记的发明。复式簿记提供了一套程序，从而使得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只要遵循合适的程序，都可以准确地查看分户总账。11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看向17世纪。当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35]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就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12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比如，当他想了解液体变成气体之后，体积膨胀了多少的时候，他用1盎司的小瓶装满酒精，用可充气的袋封住，加热酒精，直到袋子充满了气体，然后测量剩下的酒精。13通过这样的关于个别事物的实验，他就可以提出一个广泛适用于加热液体的理论。
有了特殊性的基础之后，普遍性就与传统上获得知识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转：从今以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14
再经过一个世纪，我们得出了现代的事实。如果试图理解诸如“事实”这样的基础词汇，20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36]给出的建议是，看这个词汇与什么对比使用。培根当时是将事实与理论对比。但现代意义上的“事实”是从人们将事实与自身利益对比后才出现的：清理烟囱对小男孩的影响这一事实，与上层阶级需要人来清理烟囱这一事实对比之后，富人们自我催眠说，艰苦工作可以磨练小男孩们的性格。15事实的意义变化使事实与社会地位的中心相联系，因为我们经常互相竞争，协调我们的利益。事实从科学理论的基础发展为社会政策的基础。
如同观看一个展示花朵开放的单格拍制的视频，我们可以在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生平中看到事实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他就是生于1766年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37]，其最为人所知的是他1798年提出的著名的警告，即人口以指数速率（即：2，4，8，16，32，64，128……）增长，但养育人口所需的食物却以线性速度增长（即：1，2，3，4，5，6，7……）。他的著名“证据”是：16
首先，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激情是必需的，并将继续保持现有的状态……
那么就可以说，我的假设是对的，即人口的力量无限地大于地球为人类生产食物的力量。
马尔萨斯并没有费心地收集人口增长和粮食产出的事实。相反，从他所展示的一些不言而喻的前提下，他向我们提出了一套逻辑推理。从这个逻辑推理出发，他进一步提出：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不应该供养那些穷困的人，因为无论怎样，粮食都是不够分配的。我们必须提高道德标准，而且要减少生育。
在书的其他章节里，马尔萨斯展开论述了一系列大胆的、未经证实的概括，解释为何地球上的众多人口尚未经历饥荒。即使提及自己的同胞时，他也以明显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方式进行阐述。“上层阶级”（higher classes）没有感到结婚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沉溺于便利的偷情”。17商人和农民只能等到年纪更大的时候，才有能力负担结婚。工人根本承担不了养家的重任，将他们“少量的津贴分成四五份”，因此也没有过多地增加人口。公务人员如果结婚，将失去他们“舒服的”生活现状。现代研究者看到这些概论肯定会感到吃惊。这些阶层的平均家庭规模是多少？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养活一个有四五个人的家庭需要多少钱？富裕阶层的“偷情”情况有多普遍，并且该阶层的偷情概率如何同其他阶层的概率相比？如果马尔萨斯把他的书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期末论文提交，那么他将会被要求去学习一门矫正方法论的课程再重写论文。
终其一生，马尔萨斯的确重写了他的大作。他于1826年出版了该书的第六版，也是最终版。此时，该书涵盖了丰富的事实、数据以及关于对比研究的合理性的讨论。他比较了不同地区的死亡率，解释了反常的数据结果，并且整体上看，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个基于事实的现代研究学者。显然，他的改变部分是由于有了更多可利用的事实。但是事实之所以变得更容易获取，是因为其地位上升了。在马尔萨斯作品的刺激下，以及希望英国社会面对工人和穷人悲惨现实的改革者的推动下，基于事实的知识出现了。在那场政治斗争中，事实要与阶层利益相对比，而不仅仅是与理论对比。
阶级利益的分化在19世纪初达到了最大化。当时上层阶级相信确保他们优渥的生活乃是上帝的安排，对于允许儿童去工厂做工或者派遣5岁的儿童清理只有7英寸直径的烟囱，他们丝毫不感到内疚。1819年，英国下议院想要通过一项新法案，禁止雇佣14岁以下的青少年去清理烟囱。当时，下议院议员登曼（Mr. Denman）认为，让这些年轻的男孩做有收入的工作，远远胜过让他们参与“在当下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诈骗和偷窃行为”。18欧玛尼（Mr. Ommaney）议员也同意，因为他看到，清理烟囱的少年们是“欢乐的，高兴的，满足的”。登曼议员还认为，除了这些身形正合适的男孩们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去清理那些非常小的烟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