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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深不可测的知识海洋

2020年7月10日  来源:知识的边界 作者:(美)温伯格 提供人:kangtao76......

知识的基础即事实,我们自认为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不可撼动的知识宫殿,但也许仅仅是因为那些大声疾呼的不同意见并没有被公众听到。

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27]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早期的电视名人,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出版社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发行人和共同创办人,而是因为他总是打着整洁的领结,并且有着似乎说之不尽的奇闻异事。

下面这则故事出自于他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

一天,《哈泼斯》杂志(Harper’s)的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28]在其编辑办公室接待一位长相甜美却个性坚决的妇女。这位妇女很想讨论她自己正在创作中的第一本小说。“一本小说应该是多长的篇幅?”她问道。

“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坎菲尔德解释道,“一些像《伊登·弗洛姆》(Ethan Frome[29]这样的小说,大概只有4万字。而其他的小说,如《飘》(Gone with the Wind),却可能达到30万字。”

“但,普通小说的平均长度大概是多少字?”妇女坚持问道。

“呃,我觉得大概是8万字吧。”坎菲尔德回答。

妇女跳了起来,并欢呼着。“感谢上帝!”她喊道。“我的小说完结了!”

当然,她理解错了。但她的询问策略是无懈可击的。她向一个真正的专家询问,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

并且,最重要的是,她可以不再继续询问了。

系统发挥作用了。

当然,这个策略不仅对20世纪40年代那些成为我们取笑对象的、愚钝的妇女有效。面对太多的信息而人类无法全部知道的事实,我们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知识的停止点(stopping points)系统。这是很有效的方法,很适用于我们用于保存和交流知识的纸质媒介。

让我们回看过去。

如果1983年的时候,你想知道匹兹堡(Pittsburgh)的人口是多少,那么你不会再坐等六年到互联网诞生,而是会跑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的卡片目录会指引你找到一本年鉴,然后年鉴的索引会指引你在上千页的书里面找到一个如针尖般大小的事实。“啊哈,匹兹堡的人口是221.9万。”你自言自语。然后写下来,以便记住它。年鉴的出版商从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得到这个信息。而美国人口普查局派出成千上百的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当然,这些人员必须要经过培训,而在这之前,必须建立一个系统,以收集和处理这些人员所搜集到的信息。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调查的成本69亿美元只是指2010年这一年的,不包括其他9年的运作,2或者,以人均成本计算,人均大约20美元。图书馆花12.95美元买一本年鉴。而就年鉴里的各种事实而言,图书馆购买每个事实的成本尚不到一美分。人们通过年鉴查阅到匹兹堡的人口数之后,不再查阅其他资料,只有此时,知识的经济性才变得有意义。假如大家这样认为,“好吧,这个数据也许很接近了,但我不相信它,”然后雇佣自己的人口调查员去重新计算匹兹堡的人口,那么知识的成本就如天文数字。不信任是很昂贵的缺陷。

我们一直很相信年鉴,甚至没有调查它们是如何保证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我们一直认为年鉴的编者已经认真地搜集了信息并且进行了恰当的处理,以保障信息准确性。如果有人质疑你所说的匹兹堡人口数据,回之“我是从最新的年鉴上得到的这些数据”,就很可能会终止这个争论。年鉴的所谓权威性打断了争论。系统再次发挥作用。

当然,如果你所信任的人认为你不应该采用《鲍勃的猜测年鉴》(Bob’s Guesswork Almanac),因为它粗制滥造错误连篇,你可能会查阅别的年鉴。如果有人的生命或巨额的金钱依赖于这一答案的绝对精准性——即,如果答案出现错误的代价是很大的——你会追踪到美国年鉴的最初数据,甚至会雇佣你自己的人口调查员进行调查。但除此之外,你只能接受年鉴的答案,原因在于它经过专业发行、并且作为一种证书放在你的图书馆,以证明其可靠性。这类证书将停止点画上句号。正如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不可能浪费精力从根源调查每个事实的来源一样,我们也没有精力调查每种资质。所以,知识一直是一套停止点系统,其正确性又由无数停止点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运作良好,特别是,这个系统的确立方式能让你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继续得到更多的信息:你可以跟随脚注,或者查阅源自另一信源的人口数据,不需要负担雇佣你自己的人口调查员方阵所需的成本。

我们的环境过于巨大以至于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了解它。知识系统是对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具有智慧性的适应。得到了某一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不再询问同一问题的物种,能够进行新的探寻。这个物种会建造金字塔,终有一天,还会打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和奥利奥饼干(Oreos)。这种策略跟以纸本为主的知识搭配起来,可谓天衣无缝。书籍的目的是囊括所有的信息,多到足以停止对书的主题进行探究。然而现在,当我们的媒体可以处理比以前多得多的观念和信息,并且媒体具有连接性(从想法到想法,群体到想法,群体到群体)的时候,我们的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正在改变知识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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