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学中彻底抹去因果关系的任务留给了高尔顿的学生，卡尔·皮尔逊。然而，即使是他也未能完全成功。
对于皮尔逊的一生而言，一个关键事件就是他阅读了高尔顿的《自然遗传》。“我觉得自己像德雷克时代的海盗，或者就像字典里说的，‘不完全是海盗，但无疑有成为海盗的倾向’！”他在1934年写道，“我认为……高尔顿的本意是，存在一个比因果关系更广泛的范畴，即相关性，而因果关系只是被囊括于其中的一个有限的范畴。这种关于相关性的新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将心理学、人类学、医学和社会学引向了数学处理的领域。是高尔顿第一次将我从偏见中解救出来。这种偏见就是：可靠的数学工具只能应用于解释因果关系范畴下的自然现象。”
在皮尔逊的眼中，高尔顿扩展了科学的词汇。因果关系被简化为仅仅是相关关系的一个特例（在这一特例中，相关系数为1或–1，两个变量x和y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在《科学语法》（The Grammar of Science，1892?）中，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因果观：“一个特定的事件序列在过去已经发生并且重复发生，这只是一个经验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借助因果关系的概念给出其表达式……在任何情况下，科学都不能证明该特定事件序列中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性，也不能绝对肯定地证明它必定会重复发生。”总而言之，因果关系对于皮尔逊来说仅仅是一种重复，在确定性的意义上是永不可证的。至于不确定性世界中的因果论，皮尔逊更是不屑一顾：“描写两个事物之间关系的终极的科学表述，总可被概括为……一个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6]??。”换言之，数据就是科学的全部，毋庸赘言。在这个观点中，第一章所讨论的干预和反事实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之梯的最底层就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所需的一切。
从高尔顿到皮尔逊的这种思想飞跃是惊人的，皮尔逊也确实配得上海盗之名。高尔顿仅仅证明了一种现象，向均值回归，不需要因果解释。而皮尔逊则已准备好了将因果关系从科学中完全清除。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迈出了这一步？
历史学家泰德·波特在他的传记《卡尔·皮尔逊》里提出，皮尔逊对因果关系的怀疑早在他读到高尔顿的书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皮尔逊一直在设法解决物理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例如他曾写道：“力作为运动的因，与树神作为生长的因可等同视之。”更概括地说，皮尔逊属于一个名为实证主义的哲学学派，该学派认为宇宙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而科学只是对这些思想的描述。因此，因果关系被解释为一个发生在人类大脑之外的世界中的客观过程，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有意义的思想只能反映观察结果中存在的特定模式，而这些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相关关系描述出来。皮尔逊认定相关性是比因果关系更普遍的人类思维描述符号，由此，他便准备好了彻底摈弃因果关系。
波特生动地描绘了皮尔逊的一生，称其为自我标榜的“Schw?rmer”，这是一个德文单词，可译为“爱好者”，但也可以被解读为程度更强的“狂热分子”。1879年皮尔逊从剑桥毕业后，在德国待了一年，爱上了德国文化，很快就将自己的名字由Carl改成Karl。皮尔逊早在成名之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881年他曾写信给卡尔·马克思，主动提出要把《资本论》翻译为英文。皮尔逊可能也是英格兰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他在伦敦创办了“男性女性俱乐部”，专门讨论“女性问题”。他关注妇女的社会从属地位，主张应为她们的工作支付合理的报酬。他对各种思想充满激情，同时对自己的激情又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劝说他后来的妻子玛丽·夏普嫁给他。从他们二人的信件来往可以看出，玛丽曾经非常担忧自己达不到他对于伴侣智力的理想要求。
在发现高尔顿及其相关性后，皮尔逊终于找到了自己激情的聚焦点：一个他认为可以改变整个科学世界，并把数学的严谨性带入诸如生物学、心理学这样的领域的绝妙理念。他带着海盗般的使命感致力于完成这项任务。他的第一篇统计学论文发表于1893年，在高尔顿发现相关性的4年之后。1901年，他创办了《生物统计学》（Biometrika?）期刊，直至现在它仍是影响力最大的统计学期刊之一（说起来不可思议，正是该期刊于1995年刊载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因果图的完整论文）。1903年，皮尔逊获得了服装商同业工会的拨款，在伦敦大学学院创办了计量生物学实验室。1911年，高尔顿去世，同年该实验室正式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院系，高尔顿留下的一笔遗产被用于设置教授之职（并且遗嘱规定必须由皮尔逊担任院系的第一位教授）。在接下来的至少20年中，皮尔逊的计量生物学实验室一直是统计学世界的中心。
在获得教授之职后，皮尔逊的狂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波特在其传记中写道：“皮尔逊发起的统计学运动带有明显的派系斗争性质。他要求同事表示百分之百的忠诚，有奉献精神，并且曾迫使异议人士离开这个他所建立起的计量生物学的‘教会’。”最早追随他的研究助手乔治·乌德尼·尤尔也是最先感受到皮尔逊的狂热和愤怒的人之一。1936年，尤尔为英国皇家学会写了皮尔逊的讣告。这篇讣告虽然措辞委婉，但仍然明确地表达了尤尔在那些日子所遭受的精神折磨：
诚然，他的热情所带来的感染力是很可贵的，但他的强势，甚至包括他过于热切地给予帮助的行为，都给他人造成了伤害……这种支配欲，这种一切事都必须如他所愿的偏执，也体现在了别的方面，尤为突出的是编辑《生物统计学》的过程。可以说，这一期刊肯定是有史以来学界公开发行的最能体现编辑者个人倾向的学术期刊……那些后来离开了他的团队并开始独立做研究的人曾指出，在发现双方观点存在分歧之后，继续维持友好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困难，而表达批评就更不可能了，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已发生过很多次了。
即便如此强势，皮尔逊舍弃了因果论而建构起来的科学大厦还是出现了裂痕，或许在创建者手中，它出现的裂痕甚至还要多于其在门徒手中出现的裂痕。例如，皮尔逊本人就曾出人意料地撰写过几篇关于“伪相关性”的论文，而这正是一个不借助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的概念。
